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概论篇

"中亚"是比"西域"大得多的地理概念,"中亚"的历史远比丝绸之路的历史悠久漫长。人们习惯把"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理解为以西域为中心的研究,并理解为线形传播研究,其偏差,一方面在于受立足点局限,以片面代全面;另一方面在于盲目:忽视中亚大部分位于欧亚大草原中心,可多向交通的地理特点,进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讨论中古乐部的形成过程,指出音乐传播主要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由此提出理解中亚音乐应具备网状传播的观念;通过讨论"中亚"和"西域"的异同,指出"中亚"代表了来自欧亚大陆四方文化的交汇,中亚音乐文化研究可以照亮中国音乐史、中亚各民族音乐史两部音乐史的书写。本文还简述了同中亚音乐相关的学术研究,提出:为使中亚音乐研究成为有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方向,应首先建立新的资料库藏和认识体系,实施"目录""导论""资料汇编"等三项具体工作。

中亚音乐研究(一)——中亚音乐的范畴、属性及其音乐、艺术和文化特征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0年左右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网络"丝绸之路"不仅发展了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信仰、技术创新、科学思想及艺术活动从东方和西方分别流入中亚。同时,中亚自身在艺术及科学方面的成就也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全球化时代,中亚内部及其与欧亚大陆接壤地区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边界正被积极地重新定义,有的认为应参照政治经济活动的格局或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排布,有的认为应以语言、文化及宗教特征为划分标识,还有的则认为应将在中亚及世界各地的文化与社会之间所建立的概念性、象征性或隐喻性相关的价值观、信仰及行为作为准则。本文按照人类学研究范式,从文化地理、宗教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亚音乐、艺术和文化特征,以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为主要分析线索,将其乐人、乐器、乐种、乐风与乐事拼合成了生动多彩的中亚音乐景观。中亚复杂且丰富的音乐景观如具有生命的织锦那样,通过重复与变化无缝相接合成无限可能的图案,似曾相识但又令人兴趣无穷。

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相关成果篇

中亚丝路音乐研究是以中亚研究为背景而展开的。其成功有赖于后者的发展,亦即以大批有关中亚的著作和译作的问世为条件。本文重点讨论1980年以来中亚研究的汉文成果表现,主张通过关于中亚的通史性著作,来确定音乐研究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通过国别史著作和专门史著作,来建立中亚音乐史的分期观念,进而认识音乐事物的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在中亚研究领域,西域研究是较成熟的一部分。尽管新兴的中亚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但传统的西域研究却为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一关系对于丝路音乐研究有三点启发:其一,要注意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其二,要重视文献研究和文物调查;其三,要注意考察音乐同民俗、宗教、制度、语言、文学等事物的关系,使中国的中亚音乐研究成为全球中亚音乐研究中较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发展的三种思潮

音乐思潮指的是在某历史阶段中对音乐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潮流,它有三个要素:一是与音乐实践密切相关,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该时段的音乐实践活动;二是有思想的成分,即受到了某种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某种社会思想在音乐中的反映;三是具有潮流性,即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音乐思潮的表现多种多样,可以说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较为流行的音乐品种、乐曲风格等皆可作为判定音乐思潮的指标。但能够从整体上、最为直接反映整个音乐学科发展脉络的指标当属由著名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当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作品、成果集中出现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时,一定意味着受到了主流音乐思潮的影响。笔者拟通过梳理百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性音乐作品和重要音乐研究成果,并结合笔者的学术调研来揭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百年音乐发展的三次重要思潮。

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基础资料篇(上)

中亚音乐文化研究是中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深入展示中亚民族关系的历史底层,因而是不可忽视的领域。中国的中亚音乐研究有三大主题:一是丝绸之路音乐研究,二是新疆各民族音乐研究,三是敦煌音乐研究。近七十年来,中亚音乐研究在这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其中的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注重考察音乐交流的阶段性和音乐文化的区域性,建立起综合使用考古学、图像学、民族学方法的乐器学分支;其中的新疆区域音乐中的木卡姆研究则注意将活态材料与汉文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广阔背景中认识包括维吾尔族木卡姆在内的世界木卡姆现象,表现了较鲜明的学术特点。接下来的中亚音乐文化研究应在全面而丰富的资料基础之上继续推进。其一利用国内外文献编成《中亚音乐文化研究文献目录》;其二采用“综述、综合、分类”三步走的方式编写《中亚音乐文化研究史料导论》,用为培养新人的教材;其三逐步编成《中亚音乐文化研究资料汇编》,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细致处理文献(包括文书和乐谱)、文物(包括载于文物的图像)、遗存(田野音乐记录)等三类史料,其意义则是支撑起比“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更广大、更深远的学术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