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非遗舞蹈文化国际传播策略

非遗舞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特的魅力跨越语言和国界,成为一个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增进民心相通的绝佳窗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推进非遗舞蹈文化国际传播,不仅能深刻把握非遗舞蹈文化的“根”与“魂”,也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积蓄蓬勃之力。本研究尝试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探讨非遗舞蹈文化国际传播的价值和策略,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气派的非遗舞蹈文化国际传播体系,增强非遗舞蹈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爱听爱看、产生共鸣,通过非遗舞蹈文化交流助推民心相通,从而促进非遗舞蹈文化传承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一般性”特征阐释

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与被称为职业化、专业性、学院派、剧场艺术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不尽相同,特别是在文化特征上表现得更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本文从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一般性”特征入手,从集体性、生活性、传承性、综艺性这几个维度进行阐释和分析,力争将其固有的文化特征和排他性特点归纳总结出来。

舞蹈作品《钟馗》的文化内涵与当代表述

当今“国潮”风尚“来势汹汹”,中国古典舞作品频频“破圈”,《钟馗》以其独特的古典舞本质特征和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成就了经典,可以说是“国潮”风尚的先行者。现实社会生活是舞蹈发轫的根基,钟馗虽是观念中的“神”,但其本质仍立足人民现实生活,仍以人为原型,是思维具象化的产物,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神话人物“钟馗”在胡岩的编排下,实现了以中国事、中国形,讲述中国情的艺术表达,人物形象在动作、技巧的塑造中,在中国美学的审美范式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厚性,进一步证实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论断。传统的延续不曾停止,随着时间的洪流一直滚滚向前,鲜活的血液不断融汇,以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为依托的作品层出不穷,舞蹈艺术以其独特的言语方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与发声。

“非遗”舞蹈文化进校园的教学路径探析——以西和乞巧舞蹈为例

2006年以来,地方高校逐渐重视并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西和乞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结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和保护它?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发展创新?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本土舞蹈文化渗透到民族民间舞课程中,使西和乞巧舞蹈围绕“保护”“传承”和“创新”不断探索和整合资源,以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促进非遗舞蹈的“健康成长”。

符号隐喻建构下的音声叙事——客家“埔寨火龙”仪式音声的隐喻性与文化认同

“埔寨火龙”是中原舞龙习俗与客家本土文化互动、交融下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客家地域特色的舞龙文化,其仪式中的各类“非语言性”和“语言性”音声符号,背后隐喻了客家社会的族群历史、文化认知观念和社会结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埔寨火龙”仪式音声是客家人的一种“族性符号”,它隐喻了客家人的“中原文化情结”和“中原汉民身份”。但从音声符号的文本建构来看,“埔寨火龙”又是一种多重文化认同建构下的文化再造,其仪式音声的符号隐喻,折射了客家社会对族群、区域、国家的三重文化认同思想。

皖北民间“非遗”舞蹈的社会生态建构——以安徽蚌埠冯嘴子村花鼓灯传承为例

自宋代以后,聚居在淮河中游的村落,流行一种集灯歌、小戏、群舞、锣鼓于一体的“原生形态”汉民族歌舞——花鼓灯。因其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和别具一格的民族民间文化跻身于非遗国家级名录,并作为唯一的汉民族民间舞种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能歌善舞的沿淮人通过多元场域展演并宣示着“咒语多变成颂歌”的传衍历程,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景观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为花鼓灯传承建构了良好的社会生态。蚌埠冯嘴子村花鼓灯传承的案例表明“生存优势”是影响文化遗产生存、竞争与演替的重要考虑因素,是衡量文化生存潜能的重要标志。

陇南西和乞巧舞形态分析与传承探讨

陇南西和乞巧节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是一个向织女索要灵动智慧的传统活动。西和乞巧节中的“跳麻姐姐”舞蹈具有较强的神秘性,其舞蹈动作主要以手臂“泼”、腿部与脚部“跳”等动作为主;舞蹈队伍形式多种多样,十分的干练与规整,表现出较强的整体性;歌舞节奏初期较为缓慢,之后逐渐加快,需要人员根据节奏改变舞蹈动作、队伍形态以及肢体幅度等。

文化产业浪潮中佤族歌舞艺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目的:艺人不仅在文化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最活跃和富有创造力的元素之一。文章揭示佤族歌舞艺人在文化产业浪潮中的真实生存状态,剖析他们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世界异化现象以及相应问题,提出改善艺人生存状况的对策,进而促进佤族歌舞艺术产业深入发展。方法:根据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佤族歌舞艺人的职业生涯划分为入场、在场、退场三个阶段,从场域、资本和生存心态三个维度倾听佤族歌舞艺人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经由田野调查揭示、还原他们在文化产业浪潮中的真实生存状态。结果:入场阶段,佤族歌舞艺人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和禀赋,表征为较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在场阶段,他们的艺术技能不断趋向成熟,同时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也在不断积累与丰裕。然而,在产业化大背景下,艺人的生存心态开始呈现出资本化的倾向。退场阶段,出于各种原因,怀着对佤族歌舞文化深厚的热爱、担忧和不安,佤族歌舞艺人逐渐退出了艺术场域。结论:为了推动佤族歌舞艺术产业的长远、深入发展,佤族歌舞艺人需要在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实现自我超越,使佤族歌舞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找到平衡。

壮族民间舞蹈作为文化旅游推广的传播媒介研究

壮族民间舞蹈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舞蹈传承并展示壮族的传统价值观、习俗和生活方式。这有助于维护文化传统,使其在当代社会得以保留和传承。本次研究中,相关工作人员立足于壮族舞蹈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深入分析壮族舞蹈在文化旅游推广中所面对的挑战,从数字营销、国际化推广、跨界合作等维度,详细说明文化旅游推广过程中,壮族民间舞蹈传播具体方式,令壮族地区能够在文化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在地情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以我国朝鲜族舞蹈为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意识”两个核心概念组合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意识”属于主观认知层面,是对客观物质生活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对应着具体的物质文化。民族舞蹈艺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朝鲜族舞蹈文化的形成体现了朝鲜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其形成路径彰显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图景,不仅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在文化互动中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革命芭蕾《红色娘子军》解读的“视差之见”——兼评《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的现代性逻辑

受知识考古学与新史学模式的影响,美国东亚舞蹈史专家魏美玲用《后殖民盲点:第三世界主义时代的中国舞蹈,1949—1965》(2018)一文,挑战了英语学术界长期将舞剧《红色娘子军》刻板化为“中国形象”背后的冷战意识,以《革命的身体:中国舞与社会主义遗产》这部历史民族志专著,彰显出区别于中国芭蕾的“中国舞”实践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遗产中的长期贡献、革命意义、重大分量与持续影响。值得肯定的是,透过“中国舞”对中国社会主义舞蹈语言之“民族形式”的重要贡献,纠正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社会主义舞蹈文化的刻板想象,逆写出一种既区别于西方舞蹈现代性逻辑,又有别于东方学逻辑的中国舞蹈实践。但一味诉诸“中国舞”在社会主义现代性进程中的优势位置,也将促使那些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为其标靶的研究者,落入另一套仍旧以同一化逻辑为其机制的中心之域。对此,国内学者张晴滟的《足尖上的“亮相”——样板戏与女性身体的解放》一文,在“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方法论启示下,透过“亮相”对该剧舞台形象“破旧立新”的创造性意义,确认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在身体形式与表达方式中那不应被低估的革命礼乐价值。

传统民族舞蹈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重构和逻辑依循——以广西都安布努瑶铜鼓舞为例

布努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于广西的都安、巴马、东兰、大化等地。布努瑶铜鼓舞是瑶族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意愿的艺术展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民族交往关系,凸显平等双向的民族交流地位,呈现增进共同性的民族交融效果,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表达。布努瑶铜鼓舞存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有机整体“相继延传”的链条上,可以连接族际互动整体中的内外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是源头,民族交流是连接,民族交融是效果,共同表现为“动能—势能—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外延逻辑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物质空间中的统一和在精神空间中的深入。新时代,应充分发掘布努瑶铜鼓舞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从汉画长袖盘鼓舞的性别形象构成说开

在汉画舞蹈中,服饰与非乐悬组合的道具舞有多种,其中长袖盘鼓舞占据了最大份额,也最具代表性。在长袖与盘鼓组合道具舞中,我们可以按男女性别形象划分出女、男、男女;其次再按表演形式划分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所有表演的人物、主题、结构、模态、技术和风格均可由此流出。这里的长袖包括长袖之接袖、长袖套袖之长袖、广袖套袖之长袖等,它们对盘鼓的“遮天盖地”恰好成为一个倒三角形,形成对脚下盘鼓的压制,借以脱离地球引力,振翅高飞。

中国当代区域性舞剧创编的文化想象

中国当代舞剧创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舞剧创编的区域性文化想象以“弘扬革命精神”“复活历史图像”“呼唤生命意识”“铸造中华脊梁”为主题,在区域性题材选择和叙述语言建构上,再现历史真实,实现其“当代性在场”;同时聚焦现实题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舞剧艺术主题提升,焕发区域性舞剧创编的精神伟力。梳理中国当代区域性舞剧创编文化想象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创编者的全域性视野和前瞻性思维至关重要,他们将地域文化符号融汇于文化想象,创编出弘扬时代精神、凝聚民族意志的当代舞剧,体现出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

“好女不看灯”:皖北花鼓灯观赏与文化狂欢

作为民间艺术表演形式,花鼓灯具有突出的自娱性、表演性、技艺性特征。由于其喜闻乐见,以及剧情、唱词贴近生活,花鼓灯演出深受皖北人民的喜爱,花鼓灯观赏因此成为其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衡诸巴赫金文化诗学关于狂欢化的阐述,皖北花鼓灯观赏具有典型的全民性、娱乐性、对现实日常生活的颠覆性等狂欢文化特征,是区域民间文化的狂欢。但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使得花鼓灯狂欢式的生活具有非理性、对传统的妥协性和实用性等东方特征,是东方式农民的狂欢生活,衡之以西方狂欢节的狂欢生活,中国社日表演之狂欢功能绝不可夸大。

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以昌黎地秧歌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旅融合发展对于实现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家级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地秧歌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发展历程与表演特征的基础上,挖掘其文旅价值,梳理其在文旅融合中面临的问题。最后,从五个方面提出昌黎地秧歌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期推进京津冀地区文化遗产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彝族“都火舞”的身体表述与文化内涵

“都火舞”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一种节庆性舞蹈,它始发于原始社会时期,体现了彝族人民“尚火”的观念。“都火舞”以“逆时行走”为主要动作特征,展现了彝族女性庄重、矜持的气质。这一动作特征和气质是彝族发展史中女性形象、地位转变的文化内涵在身体表述中的呈现。

鄂伦春民族舞蹈的形式特点及传承发展论析

鄂伦春族舞蹈艺术是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风格,舞蹈动作多模拟部族狩猎采摘生活场景,或动物形态特点,极具自然生态意蕴,是鄂伦春族文化信仰、祭祀崇拜、伦理风尚的审美表征。既是鄂伦春族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传承和发展彰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和弘扬。

论中国古典舞创作中的“精”“气”“神”——以舞蹈《骏马图》为例

“精”“气”“神”三个字在舞蹈当中经常被用于古典舞的训练和表演当中,其渊源也来源于戏曲和武术,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哲学概念。那么在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中如何运用这一概念,使古典舞的作品更具有古典气质与神韵?笔者以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终评中,由田露、夏维家、王盛峰合作编创的男子群舞《骏马图》为例,从精:精神支柱;气:气韵悠长;神:意蕴传神三个方面分析该作品。

全民健身视域下广场舞音乐的创新与应用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全民健身,广场舞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活动,为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与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场舞音乐作为广场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增加舞蹈的节奏感,还能调动现场氛围,增加广场舞的娱乐性。本文主要分析了广场舞的积极意义,并指出目前广场舞音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广场舞音乐的创新方向与具体应用,以期使广场舞音乐在全民健身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