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族舞蹈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重构和逻辑依循——以广西都安布努瑶铜鼓舞为例

布努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于广西的都安、巴马、东兰、大化等地。布努瑶铜鼓舞是瑶族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意愿的艺术展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民族交往关系,凸显平等双向的民族交流地位,呈现增进共同性的民族交融效果,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表达。布努瑶铜鼓舞存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有机整体“相继延传”的链条上,可以连接族际互动整体中的内外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是源头,民族交流是连接,民族交融是效果,共同表现为“动能—势能—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外延逻辑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物质空间中的统一和在精神空间中的深入。新时代,应充分发掘布努瑶铜鼓舞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彝族“都火舞”的身体表述与文化内涵

“都火舞”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一种节庆性舞蹈,它始发于原始社会时期,体现了彝族人民“尚火”的观念。“都火舞”以“逆时行走”为主要动作特征,展现了彝族女性庄重、矜持的气质。这一动作特征和气质是彝族发展史中女性形象、地位转变的文化内涵在身体表述中的呈现。

鄂伦春民族舞蹈的形式特点及传承发展论析

鄂伦春族舞蹈艺术是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风格,舞蹈动作多模拟部族狩猎采摘生活场景,或动物形态特点,极具自然生态意蕴,是鄂伦春族文化信仰、祭祀崇拜、伦理风尚的审美表征。既是鄂伦春族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传承和发展彰显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和弘扬。

舞蹈教育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以湘西土家族摆手舞为例

目的:传承、发展、创新民族舞蹈文化资源,提升专业课程的多样性,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舞蹈教育机会,同时完善现有的民族舞蹈教学系统,帮助学生全面掌握土家族摆手舞,培养更多热爱湖湘文化的青年才俊,为民族舞蹈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方法: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编制专门的教材,在舞蹈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设置专门的土家族文化课程,并纳入土家族摆手舞。在师资方面,招聘具有土家族文化背景和舞蹈专业知识的教师,或对现有教师开展培训。另外,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机会,提高他们的理解和表演技能。鼓励师生研究和创新也至关重要,要不断丰富土家族舞蹈的表现形式,从而推动该文化的发展。结果:通过不断努力,学生将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土家族摆手舞,成为传承湖湘文化的主要力量,同时吸引更多学生,激发、提高他们对湖湘文化的热爱和认同度。学生将具备更丰富的舞蹈教育和实践经验,提高舞台表现能力。结论:将湘西土家族文化融入舞蹈专业的教学系统中,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土家族摆手舞,还可以为湖湘文化的传承和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多元文化传播,为学生提供更多在舞台上展示才华的机会,使他们为相关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试论蒙古族舞蹈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以《风知东归路》为例

本文以原创舞蹈作品《风知东归路》为例,对蒙古族舞蹈创作中传统与现代的相融展开分析,探究其融合创作特点,为今后蒙古族舞蹈创作实践以及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传统与文化——那坡黑衣壮舞蹈的人类学阐释

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族,因其偏远封闭的山区环境和贫瘠的石漠化自然条件,形成了黑衣壮族群舞蹈独有的民族特质。而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舞蹈类型的表征是它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上无不显现双层存在的文化融合,即受到外部大传统的影响和改造,同时也将自身“小传统”的独特生命力和魅力,编织进大传统的文化书写和文化构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族群舞蹈原本的审美价值逐渐被消解和同化。这一交互性是如何在舞蹈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现象背后有什么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将要从以圆为美的审美偏好、三界之内的道公舞、从政治到仪式的黑枪舞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新时代吉林市满族秧歌文化发展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提升,吉林市满族秧歌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方文化,在新时代的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吉林市满族秧歌文化的现状分析,探讨其在新时代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保护与承传策略,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满族秧歌文化的理解,也为其他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借鉴。

在地情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以我国朝鲜族舞蹈为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意识”两个核心概念组合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意识”属于主观认知层面,是对客观物质生活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对应着具体的物质文化。民族舞蹈艺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朝鲜族舞蹈文化的形成体现了朝鲜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其形成路径彰显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图景,不仅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在文化互动中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土家族毛古斯舞的符号形式与象征互释

土家族毛古斯舞是一种古老的仪式舞蹈,以演绎土家先祖“毛人”故事为主,展现土家先民原始渔猎生活。文章基于湘西龙山县靛房镇石堤村的田野调查,从语言产生的文化环境理解毛古斯舞的身体外形特质,它既是舞者先觉经验的符号化显现,也是在文化生境中历久滋养的身体记忆。在长期的身体实践中,土家族将这种符号不断复现、衍义,进而折射出石堤村土家族人的生命状态。

舞蹈生态学视域下的黎族打柴舞

打柴舞是黎族传统民间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之一,诞生于黎族古老的丧葬活动,其形成和发展与黎族人民劳动生活、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舞蹈生态因子具有不可剥离的依附性关系。打柴舞以综合的、质朴的身体动态传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特定的舞蹈形态和社会功能,体现出黎族人民对所处环境的适应与创造、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康巴地区藏族圈舞形态成因探源

本文从历史遗存出发,指出康巴地区藏族民间舞蹈多以圈舞形态呈现的原因具有多元性。圈舞是藏族先民古老且常见的舞蹈构图形式的遗存,这种舞蹈形态因情感交流与社会秩序构建需要而形成,因地理环境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而造就。围圈舞蹈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传统文化尚“圆”审美取向的反映;也是藏族人民宗教信仰和民族性格的体现。

非遗视域下客家兴宁杯花舞的传承形态探究

客家兴宁杯花舞属于一种民间舞蹈,该种舞蹈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当中,国家开始高度重视该种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此次研究主要就非遗视域下客家兴宁杯花舞的传承形态做了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客家兴宁舞蹈杯花舞简介、客家兴宁舞蹈历史价值及表现形式、客家兴宁舞蹈杯花舞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非遗视域下客家兴宁舞蹈杯花舞传承与发展的有效路径分析等角度进行了阐述,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杯花舞,并保证该种舞蹈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弘扬。

历史溯源与当代发展——对鄂温克族《伊堪舞》的本体分析与价值探究

我国狩猎民族鄂温克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现在以“通古斯”“索伦”“雅库特”三个分支为主,《伊堪舞》是“雅库特”分支的鄂温克族部落的自娱性舞蹈。文章从舞蹈生态学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提取其舞动并对其因子进行分析,通过舞蹈生态环境因子的剖析阐释舞蹈濡化与涵化过程中的舞蹈的形成原因,溯源其发展历史,并进一步阐明舞蹈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对于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交流而产生的积极价值影响。

古代文学作品中“楚舞”的审美文化功能探究

作为中国古代遗留的重要文化遗产,“楚舞”艺术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对后世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文学作品是探析楚舞风貌的一面,其无论从正面描写还是侧面描述,都是历史事实的真实阐述。然而,古代文学作品中描述楚舞的资料其实并不多,只能依靠触类旁通的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描写“楚舞”的文学作品,回归古人的民风习俗,了解他们闪烁的智慧,进而来探析“楚舞”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审美文化功能。

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研究——以藏族女子群舞《梦·宣》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而《梦·宣》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根据社会的功能性转变,结合大众审美需求,立足于文化基石的发展,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的产物。面对全球大变局,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在当代繁盛的优秀民间艺术冲击下以及“宣”舞所在地的地理环境恶劣,以及传承人老去的客观因素,“宣”舞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将以藏族女子群舞《梦·宣》为例,结合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行分析,期望“宣”舞这一地方文化品牌能够在新时代背景下蒸蒸日上。

浅析原创蒙古族独舞《科尔沁之子》舞蹈语汇与音乐的结合

本文旨在分析蒙古族原创独舞《科尔沁之子》中舞蹈语汇与音乐的结合。通过研究蒙古族舞蹈的历史演变、独舞的艺术特点以及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科尔沁之子》在动作设计、节奏处理和情感表达等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原创性。该作品深入挖掘了蒙古族传统舞蹈的精髓,并结合现代舞蹈技巧,形成了一套既具有蒙古族传统特色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舞蹈语汇。该作品的音乐以其鲜明的节奏和悠扬的旋律,与舞蹈动作紧密结合,共同塑造出了生动的舞蹈形象。

生态博物馆理论下壮族扁担舞活态传承的新路径

扁担舞又称打扁担,是壮族人民在田间劳作中发展而来的,广泛流行于桂中、桂西等地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坚定文化自信视为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打扁担传承人们逐渐远离田埂,其原生态的文化传播场景日渐窄化,传承主体也日趋老化。借助生态博物馆的理论视角,在传承和保护壮族扁担舞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人与非遗的活态关系,保存自身的原生性和完整性。

关于石屏彝族烟盒舞文化传承的田野考察

记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一个族群内部的文化特性与符号印记,其存在对地方文化认同建构、民族情感凝聚等传播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意义。石屏县龙朋镇桃园村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烟盒舞的重要传承地,是彝族尼苏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如今,在技术赋权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不再局限于族群内部,其借助新兴媒介的传播优势扩宽了文化传承的多样性,传播的空间场域与范围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文章基于记忆理论,通过对桃园村的实地考察,进一步探究文化是如何通过记忆去共享和建构的。研究发现:口语和文字是当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彝族尼苏人正积极探索借助新媒体去传递记忆,且民族文化的传承基本是沿着制度化、商业化再到大众化的方向进行的。

论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以及民族文化体现

目的:傣族民间舞蹈是一种经典的舞蹈形式,同时也是凸显傣族民族特色、传承傣族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合理把握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有效展现傣族民族文化,文章着重对傣族民间舞蹈风格特点及其民族文化体现进行研究。方法:文章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傣族经典舞蹈剧目来分析傣族民间舞蹈所具有的风格特点;再通过孔雀舞、象脚鼓舞以及鱼舞来分析傣族民族文化在民间舞蹈中的体现。结果:研究发现,傣族民间舞蹈在音乐、服装、手形、体态以及动律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特色,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以及鱼舞等无不充分体现了傣族民族文化。结论:傣族民间舞蹈与其他民间舞蹈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不仅凸显了傣族民间舞蹈的艺术特色,极具艺术吸引力,还让观众对傣族民间舞蹈以及傣族人民的实际生活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可以推动傣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傣族民间舞蹈的演绎中得以不断升华,从而促进傣族民族文化在当今社会的良好传承和发展。

藏族舞蹈的特征及其风格分析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鲜明的文化,其中舞蹈更是其受到民族文化和地方风俗的影响,具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更是当地风俗文化的外在表现,因此,对舞蹈的探索和分析,十分有利于我们对民族文化进行探索和传承。本文将会以藏族舞蹈为例,分别对藏族舞蹈的特征和风格进行分析,最终将二者划为一个整体进行探索,希望能够从中提炼出一些藏族独有的文化,并将其保留,结合现在的时代特点进行创新,将藏族舞蹈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