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行动:斯坦尼与格洛托夫斯基的中国相遇

第六届乌镇戏剧节有一个精彩的设计:在10月24日的演出中,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带来的《19.14》在乌镇大剧院上演,格洛托夫斯基与理查兹中心的《客厅》在沈家戏园演出,遥相呼应。斯坦尼与格洛托夫斯基,两位大师透过传承者的作品,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小镇意外相遇了。

欧丁是一种“暖” 何雁谈巴尔巴及欧丁剧团

2013年之前,负责将欧丁剧团引进上戏的表演系副主任何雁,与巴尔巴并没有见过面。但早在2007年,何雁进行演员身体与声音训练的研究时,就注意到了巴尔巴这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作为格洛托夫斯基谈话录的整理者,在《迈向质朴戏剧》一书中,尤金尼奥·巴尔巴的名字便己出现。此后,通过台湾大学朱明德等人的介绍,何雁更不断加深了对欧丁剧刚的印象。

贫穷的与富裕的戏剧

贫穷戏剧——poor theatre，是波兰戏剧革新家格洛托夫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格洛托夫斯基在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时，他有一个假想敌：那就是电影和电视。从上个世纪初开始，随着影视的日渐发达，戏剧开始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这时，戏剧就不得不问问自己，戏剧与影视的差别在哪里？什么是戏剧能做而影视不能做的？到格洛托夫斯基开始在舞台上活跃的五、六十年代，这个危机在两方真是愈演愈烈了。

接着格洛托夫斯基说下去——格氏的“艺乘”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可能发展

历史地说，“艺乘”(Art as vehicle，)①是格洛托夫斯基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间于意大利的篷蒂德拉(Pontedera)进行的研究活动。这是格氏生平最后一个阶段的探索计划，除了继续他之前在剧场内、外的关心之外，这段时期格氏的健康已经逐渐恶化，因此，格氏也试图在“艺乘”工作期间将终身所学交付予后代，譬如在一九九六年，虽然为时已晚，格氏将在篷蒂德拉的“格洛托夫斯基研究中心”改名为“耶日·格洛托夫斯基和托马斯·理查兹研究中心”，更清楚地指定了“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为他的传人(Schechner 1999)。

格洛托夫斯基,作为媒介的艺术

没什么比自相矛盾更令人快活，而一说起格洛托夫斯基及其作品，我们便立即置身于某种巨大的自相矛盾之中。从我与他二十多年的交往来看，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人，他的研究工作也异常的单纯。然而，多年之后，这种由单纯而产生的结果何以创造出如此众多的繁复和混乱?通过我与其作品的亲身接触，我深谙其价值。它始于波兰，由一位非凡的男子担纲，加上为数极少的合作者。多亏二十世纪先进发达的旅行和交流手段。

格洛托夫斯基与托马斯·理查兹工作中心以及《行动》

1986年,耶日·格洛托夫斯基工作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成立了。它是在意大利篷蒂德拉镇的剧场试验与探究中心(Centroper la Sperimentazione e la Ricerca Teatrale)的导演罗伯特·巴西(RobertoBacci)和卡拉·波拉斯特尔利(Carla Pollastrelli)的邀请下而创立起来的。 1996年,耶日·格洛托夫斯基决定把工作中心的名字改为“耶日·格洛托夫斯基与托马斯·理查兹工作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and Thomas Richards)。因为,如他所说,实际工作的指导已集中在托马斯·理查兹的手里。

本期编后

今年是著名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为此我们本期推出了一组文章以纪念格洛托夫斯基的意义和影响。这组文章中有理查德·谢克纳教授对格洛托夫斯基影响的宏观梳理，有格洛托夫斯基本人的一篇富含启示性的演说；奥辛斯基教授的文章对格洛托夫斯基与凯恩特的不同点、相似点作了精彩的分析，吴靖青的论文则深入探索了格洛托夫斯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间融合的可能性。这组文章从各个角度增进了我们对格洛托夫斯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