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能指:试论麦茨的电影精神分析理论

麦茨的电影精神分析理论标志着他的第二符号学的诞生。电影类似于梦境,观众观影像婴孩照镜子,也似做梦。观影的乐趣主要来自于全知全能感、窥淫癖与恋物癖。电影意义的表达机制是隐喻和换喻。麦茨将电影精神分析学理论从对导演或剧中人的精神分析窠臼中跳出来,转而对观众的代入状态进行精神分析,这是他最大的理论贡献,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有许多问题。

技术具身的时代映射、主题类型与辩证思考--以《黑镜》为例

英国电视台和美国NetFlix公司在2011年推出了迷你电视剧《黑镜》,该剧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暗讽了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研究视角聚焦于《黑镜》中的技术具身,揭示“黑镜”之镜的隐喻及技术具身的时代映射。研究发现:《黑镜》中的技术具身主题类型可划分为延展、重构乃至颠覆身体的具身性技术和抛弃自然身体的离身性技术;技术具身带给人类多方面的新体验,包括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创造新的感知系统和创造新的意识机制,但人们也应警惕技术具身带来的多重道德和社会问题。研究意在以《黑镜》为例通过对技术具身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把握,让人们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技术具身的两面性,并牢牢掌握住对自身身体的控制权。

无主的身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农民形象的身体叙事

中国电影银幕上的农民身体在叙事与意识形态层面都表征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经典电影中农民形象的身体呈现,除了希望对这一段电影历史有一个客观陈述以外,也期望借由身体的呈现管窥中国电影农民形象建构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二阶视觉工作法与文化表意实践--《茶道》的影视人类学价值与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当时占影视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纪实风格与记录工具论,而人类学电影《茶道》则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它突破了之前影视人类学的纪实性框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二阶视觉方法来完成特定文化仪式的解码和呈现:首先,利用静态图片获取对文化仪式中各个要素的来自文化群体的内部解释,通过系统地整理和归纳获得仪式化的行为和其他要素背后的文化意义;接下来,使用动态图像充分展示仪式化动作的时间性、仪态特征和心理情感,帮助其他文化成员进行对仪式背后文化意义的整体理解。这使人类学电影摆脱了单纯证据功能的发挥,突破了对于视听表象的呈现,借助能指-所指的符号链条深入到整体文化意义系统的层面。

呈现“他者”的脉络--民族志影像的意义建构与传播潜力

民族志影像如何使用影像这种既富有表现力,又有明显局限性的方式来作为表述他者的手段?基于视觉人类学和视觉传播的旨趣,可以阐释脉络(expository)与科学主义、叙事脉络(narrative)与影像生产、先锋脉络(avant-garde)与感觉民族志、自反脉络(reflexive)与民族志反思四种意义建构的表述传统作为其基本类型,在视听传播过程的脉络中对其进行分析,讨论其与民族志文本相同或不同的传统、结构、特征和局限,并在不同的表述传统中分析影像表达与文本书写的关系、影像模式与传播观念之间的关系、视觉潜力与影像民族志的关系。

传媒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语态——20世纪90年代以前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媒考察

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维度内,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传媒叙事进行历史透视,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传媒进行意识形态叙事的表达姿态。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既参与了对抗外族入侵的文化讨伐,又参与了民智启蒙、政党政治的舆论发动和国家政治的话语建构,直至20世纪90年代,传媒叙事的历史语态才发生新变化,即传媒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逐渐式微,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并且日益成为当代传媒新的宏大叙事。

无限的可能与共同的想象——可能世界理论视域下的网络剧虚构世界研究

与传统电视剧不同,网络剧深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精品化战略致力于探寻新主流美学与青年想象力美学的兼容之道,需要解决如何为作品想象力定位的问题。后经典叙事学范畴内的可能世界理论指出作品的想象力建构在文本虚构性基础之上,关涉虚构世界的存在方式、运行机制和衡量标准。基于此,以可能世界理论为研究路径,通过聚焦网络剧虚构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中探寻共同想象的精品化之道。

哪吒题材动画电影的神话叙事与伦理建构

哪吒题材在国产动画电影创作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近年来,取材自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佳作纷呈,尤其是对哪吒形象的成功塑造引发了大众的观影热潮。回溯哪吒在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嬗变,探究其在不同时代被赋予的意义与内涵,哪吒动画形象早已摆脱了单纯神话符号的桎梏,成为文化叙事和伦理建构的重要载体。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艺术民族化探索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拟象构筑的迷思——后人类主义电影中人与“非人”的耦合关系

作为当代思潮中仍处发展期的“后人类主义”理路,醉心于探寻人类权力与身份确认的问题。当下技术的触角已攀爬至生活的每个角落,演化成一个表述行为性的悖谬,以此为观照的电影创作热衷于呈现人类和技术之间的“博弈与缠绕”。影像表现出的科技异形、同伴物种、末世灾难等“幻窅”实践早在电影诞生之初显现,影像通过没有本源的“虚拟幻象”来勾勒一卷“超现实”图景,经由拟象“幻境”的影绘与描摹将人与“非人”共存的后人类“仿真视界”清晰展示。在生活写实与虚拟数字、实境与仿象、此在与彼在等博弈关系之中,人与“非人”在后人类主义电影景观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角逐的耦合关系。

齐鲁文化视域下的电影创作泛论

从齐鲁文化的思想特质入手,全面梳理其文化渊源及发展流变,本文以儒家思想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为前提,将其核心即仁学本体学说进行全面归纳,并与电影叙事相结合展开论述。从剧作层面来检视内蕴儒家思想品格的中国电影作品的叙事方法与策略,进一步探讨具有仁学思想的文艺母题在情节叙事与人物塑造方面的方法运用,看其如何将人性表达作为贯穿剧作结构的始末,让仁学本体思想融入人物构设的过程,又怎样通过影像故事让观众真正去体认儒家思想和中国智慧,为指向未来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理路。

发现电影的声音:米歇尔·希翁对影像本体论的重构

声音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长期以来,电影美学被视觉中心主义所垄断,致使电影被认为是一种视觉媒介,其本性是一种运动影像。这种影像本体论为经典视听理论——“影像为主,声音为辅”奠定了基础,却忽略了声音的审美价值。而米歇尔·希翁则从声音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纠偏。在希翁看来,电影作为视听媒介,不仅是图像聚集的地方,还是各种声音共栖的场所。声音的艺术表现力,不仅突破了经典视听理论的范畴,溢出了影像的框架,还为声音现象学的展开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经验。这种鲜活的听觉经验,质疑了图像主导声音的非自然性。因而,希翁以此为基础重构了经典视听理论,使“听”电影成为可能。

主旋律影视作品《万里归途》的思政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影片《万里归途》通过角色塑造、情节设计、影像语言和音乐选择等方面,有效地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该影片传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斗精神、责任感和爱国情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和价值观引导,并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万里归途》高校思政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包括通过主要角色展现核心价值观、通过剧情安排突出责任感和坚韧精神、利用影像和音乐元素增强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导演和编剧的明确意图传达重要信息。

麦克卢汉视域下虚拟现实的交互特征研究

本研究从麦克卢汉(McLuhan)的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了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简称VR)的交互特征。虚拟现实技术,以其独特的沉浸感和交互性,正在逐渐改变我们与数字世界的交流方式。而麦克卢汉作为媒介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其对于媒介与人的关系的洞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在我们的研究中,虚拟现实交互特征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从基本的手势交互,用户通过手部动作实现对虚拟世界的操控,到更为先进的语音和视线交互,用户能够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或眼神来传达意图,虚拟现实技术正在不断地突破传统交互方式的限制。此外,触觉反馈也为虚拟现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当用户在虚拟世界中触摸到一个物体时,他们能够通过物理刺激感受到物体的质地和重量,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沉浸感。同时,多用户互动为虚拟现实带来了社交属性。在这个由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与他人交流和协作,这种交互方式不仅丰富了虚拟现实的应用场景,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交体验。本研究对于提升用户体验、优化交互设计以及推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其结果不仅为虚拟现实系统的交互设计和用户界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在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进一步拓展虚拟现实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然而,虚拟现实交互特征的研究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适应和利用用户的交互习惯、突破现有技术的限制、以及确保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虚拟现实交互特征将会在未来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无限的创新可能。

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命题

电影工业美学作为当前国内被广泛提及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美学观念,在电影伦理学层面,探讨与其相关的伦理命题,对于增益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因此,基于生产伦理、技术伦理和传播伦理三个范畴,围绕着从“手段善”到“道德善”的生产伦理诉求、警惕技术性影像制造“极度体验”的消费陷阱以及在传播层面尊重“为己利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三个主题,对电影工业体系中存在的伦理规范与伦理失范进行了相应的伦理思考,最终力求在整体意义上构建出电影工业伦理的价值观念。

消失的影像:重思数字电影的数字性

数字技术正在令现实消失,这或许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典型趋势。面对这种绝对而被动的消失,维利里奥和鲍德里亚不约而同地以相对而内在的主动消失的策略来对抗。但这些策略最终皆陷入僵局,尤其难以回应主体之消失这个根本困境。由此,他们文本中暗示出的第三种消失即绝对否定似乎显示出某种解脱的可能。从计算主义到内在批判,从融合视效到分离影像,数字电影的种种手法似乎也展现出这三种消失的面向。经由对数字电影的数字性的深入剖析,不仅得以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的本性获得更深入的认识,还能够探寻在一个数字宇宙之中重建主体性的途径和希望。

电影现象、艺术教育与易心明德--周月亮《电影现象学》读解及关于周易阳明美学的对话

周月亮教授新作《电影现象学》采用现象学作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在论述中有机结合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理论思维时空开合自如,其核心与宗旨是:现象乃本体,影视通巫术,方法须直觉,效果靠博弈。通过读解《电影现象学》及与周月亮教授展开关于周易阳明美学的对话,可阐明一个经过独立思考的美学见解,即"美在一中",而艺术教育的宗旨是"易心明德"。

多声道民族志电影的创作尝试及其意义--以《西盟佤族木鼓考察记》的拍摄为例

被拍摄者在影片的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是否具有主体性,对民族志电影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被拍摄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其能否表述自己的观点,能否在影片内部与影片制作者形成合作、交流的空间,进而打破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作为唯一表达者的局面,形成民族志电影的"多声道"表达。在民族志影片《西盟佤族木鼓考察记》的创作过程中,被拍摄者获得表达途径,走出作为"他者"的困境,并与拍摄者、项目主管方共同决定电影的拍摄过程和内容。同时,在《西盟佤族木鼓考察记》这一"多声道"民族志电影的创作过程中,还反思了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使二者成为平等对话的主体,这一创作尝试对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制作也具有反思意义。

数字时代的电影本体论——重思电影的“自动机制”

斯坦利·卡维尔的自动机制理论批判性地反思了巴赞的“电影摄影本体论”,把电影理论的重心“从现实转向世界”,并提出电影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世界的重新联结。罗德维克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发展了卡维尔的自动机制理论,提出数字电影的基石是仿真性。马诺维奇翻转了动画与电影的地位,认为数字时代电影重拾了动画的技术,具有明显的人工特性。自动机制的理论内涵需要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进行更新,但是卡维尔电影哲学式的思索是深刻而具有理论生命力的。

“思想-影像”机制的重建与危机--德勒兹论现代电影的主体性变革

在《电影1:运动-影像》(Cinéma 1,L’image-mouvement)中,德勒兹(Gilles Deleuze)详细分析了爱森斯坦(Sergei M.Eisenstein)提出的“精神自动装置”(l'automate spirituel)如何建立起了“传统电影”(主要是经典好莱坞剧情片、古典戏剧改编的影片等)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互动机制。在“传统电影”的“感知-运动”(sensori-motrices)情境中,影像所表征的外在世界与思想贯注其中的内在生命通过由“冲击”(choc)到“迷醉”(extase),再到“和解”的三个阶段实现了同一--爱森斯坦以此为“传统电影”里“思想-影像”的整体性证明。就第一个阶段而言,影像可以通过其对局部和整体间的张力对大脑皮层造成震撼的效果,强迫大脑去思想影像的整体。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反题,它指向对立于“冲击”的“迷醉”,其“意味着向外部世界打开影像,也向某种内部世界深化影像。”[1]爱森斯坦的“思想-影像”互动机制以辩证法的方式使得“影像进入意识。

论中国电影有声初期(1930-1934)的方言问题

在中国试制有声电影之初(1930-1934年),有声电影该不该采用方言制片成为一个持久争论的问题。1930-1933年间,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批评家们大多关注对白语音对电影销路与制片成本的影响,较容易被广大市民观众接受的"国语"受到推崇,主张以方言制片的声音较为微弱。恰逢国民政府推广以北平普通话为基础的"国语",电影的宣传作用受到格外重视,于是国民政府内政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将国语定为有声电影的语音规范。1934年,在文学界高涨的"大众语"论战波及电影界,在为底层服务的左翼政治立场下,批评家们对这个问题表达了不同的态度,以方言制片和在电影中批判地使用方言的呼声明显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