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素在泰国当代电影中的借用和再造

中国元素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它越来越多地被海外电影人应用到作品中。在泰国电影中,存在着显性呈现的中国元素和隐性呈现的中国元素,前者是能够被观众的视觉、听觉捕捉到的,包括歌曲、语言文字、民俗、饮食、建筑等,后者是人物的思想观念,通过对白、动作以及道具来表现。泰国当代电影大量融入中国元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泰国本土电影业面临危机,二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民族电影景观符号的表征作用及其建构轨迹——以“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

少数民族电影镜像在电影叙事、主题表达的过程中,凸显唯少数民族地区所独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赋予银幕多元文化繁荣的魅力。"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呈现的异域景观符号在为实体景观增加新意象的同时,也为电影营造意味情境,助推情节叙事,并为民族形象提供身份确认场景。由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中的实体景观,在民族电影中,这些景观符号经电影光影技术刻画出由物态符号到艺术符号再到文化象征符号的建构轨迹。在市场化、国际化大背景下,理应重视视觉消费中景观符号的民族文化表达,令其在给予观众视觉美感享受的同时,传递影片内涵,弘扬民族传统。

20世纪70年代以来武侠电影的艺术流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武侠电影在迎合观众观赏习惯的同时,主题思想、叙事模式、武侠电影的基本元素等也发生了嬗变,使武侠电影在艺术风格上由传统走向现代,在继承传统和拆解传统以求其变中完善和发展,并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家庭生活信息化对学前儿童家庭游戏影响力的评价及引导策略

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学前儿童家庭游戏的信息化。信息化游戏产品在为学前儿童的生活、游戏、学习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学前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成长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对儿童家庭游戏发展特征分析基础上,采集了学前儿童和家长受信息化产品影响程度的基础数据,运用灰色聚类评价模型,就不同种类家庭生活信息化产品对儿童家庭游戏的影响力作出定量和定性评价,并提出了符合儿童不同成长阶段特点,有利于学前儿童家庭游戏的科学开展和儿童健康成长的引导策略,包括重视玩伴的力量,提高儿童的传统家庭游戏比重,制定"家规"营造良好家庭生活环境等。

2012年中国电影创作热点述评

2012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调整与深化之年。现实主义创作开始回归,东方魔幻类型电影日趋成熟,《人再囧途之泰囧》创造的票房神话,"混搭风"、"拼盘风"的盛行,以及新生代导演集体亮相等,其中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艺术与商业的矛盾统一关系,为国产电影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现代性反思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以北美市场外语片与中国电影的比较为核心

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性国家出现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等混杂的社会形态。电影成为表征这种形态的最佳媒介;电影叙事,就是借助虚构特权,设置特殊的现代性情境及危机,在人物与情节的演绎中,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决全球语境中的现代性危机,由此形成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当下中国电影与北美市场成功的外语片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理性地看待传统。明确这一点,对当下中国电影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地域、宗教及民族:西藏电影的文化镜像

西藏作为一个原初的、纯净的文化镜像,在中国电影史中被不断地想象与建构。本文从高原风光志、佛教风物志、藏族风情志三个方面来分析和阐释西藏影像的地域符码、西藏语境的宗教信仰、西藏镜语的民族符号,从而解读西藏影视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融合还是背离——论新农村题材电视剧《潮人》的文化立意

作为一部新时期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潮人》以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关注了大学生村官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该剧揭示了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形成的两大社会文化问题:城乡断裂导致乡村建设"主体"的缺失和乡村认同危机;探索了在当前背景下重塑新乡村文化认同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即重塑农民的自我认同和新乡土主义的文化认同,但是未能提出新型知识分子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未来合理关系。

时代悲情与美学变奏——略论历史视野下的“文革电影”

"文革电影"给历史留下了充满争议的文化背影。作为特定时代语境下诠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文革电影"不幸成为被"极左"政治扭曲和异化的艺术个案,在历史坐标中留下一抹悲情的色彩,它又在新中国电影美学的流变中演绎出一段耐人寻味的变奏,对其进行历史视野下的反思应能对当下电影创作提供某种积极的警醒或启示。

试论农民工电影的历史分期

农民工电影分期,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电影编导对农民工的认识发生变化是农民工电影分期的内在根据。因此把农民工电影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颇为可行:"报春花"时期、"泥鳅"时期、"向日葵"时期。三个阶段的农民工电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艺术特征。

当代中国银幕爱情叙事的历时性分析——从国家到市场的转向

爱情是文艺作品的永恒母题。但爱情是社会性的产物,同时文艺作品的爱情叙事受到文艺政策左右,最终所再现的爱情是对社会变迁的映照。对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电影、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伤痕电影和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的档期电影进行历时性分析,可以充分了解中国当代银幕上的爱情叙事变迁及背后的政策性因素。研究发现,中国银幕上的爱情叙事在过去六十年间在总体上发生了从国家向市场的转向。

我国农民工电影发展三个阶段的探析

我国农民工电影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报春花"时期、"泥鳅"时期、"向日葵"时期。每个阶段的农民工电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艺术特征。电影编导对农民工认识的变化是农民工电影分期的内在根据。

“十七年”电影中社会记忆的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了战争洗礼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百废待兴。新生政权对社会记忆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语境,遵循着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也影响着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创作。对于这个时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而言,任何对过去社会记忆的生成和改写都是为了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保障政治权威的有力手段,从而达到广大民众对民族国家认同的目的。

现代化城市社会男女存在困境——评亦舒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我的前半生》

由亦舒小说改编的《我的前半生》2017年一经播出,就成为都市群体所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展现了当代都市下青年男女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借都市男女情感故事触及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城市个体孤独与女性自我成长等问题,再一次引发了当代女性独立、成长的社会思考。

精神返乡与价值探寻——对《二十四城记》《出梁庄记》的互文性解读

《二十四城记》和《出梁庄记》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题材,表达了相同的精神困境和艺术思考。两个艺术文本在内在精神和言语形式上构成了互文,一起见证了70后艺术家个人精神视域中的中国经验,象征了70一代人精神的回乡,这种精神回乡最终抵达的恰恰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以后,怎样真正地在日常生活中将"人文观照"和"社会救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两位艺术家创作的内部动因,也是潜意识里祈求获得的社会回应。

中国十七年(1949-1966)反特类型片的创作景观和叙述方式

本文以新中国"十七年"反特类型片为对象展开专门研究,主要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反特类型片创作的细致分析建立了由侦破型反特片、打入型反特片、乔装型反特片共同构建的反特类型片系统;廓清并纠正了惊险片和反特片以前在理论表述上的含混与错误。

从历史记忆到影像述史——对南京大屠杀电影影像叙述的文化反思

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故事电影从主题呈现和创作者叙述角度上,分为三个层面进行讨论,即控诉、救赎和反思。从国内的电影创作或学术领域来看,对于大屠杀或者抗战题材的影片的讨论,显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思路或脉络,即关注的焦点已然从陈述和控诉"大屠杀"的层面上升到反思历史、反思人性的阶梯。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新世纪以来国产医疗剧中的医者形象建构

新世纪以来,国产医疗剧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主旨表达都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医者形象塑造更是丰富多彩:既有医德与医术兼备的医者楷模,又有秉持仁心仁爱的平凡医者;既有自我超越中的成长型医者形象,也有背离道德伦理、追名逐利的反面医者形象。这些贴近生活而又多元化的荧屏形象,折射出医界大观和当下错综复杂的医患关系,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张艺谋与当代电影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商品本身的经济价值,当然也包括文化产品,于是电影变成了很多企业的摇钱树,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先驱,也是世界人民公认的优秀导演,他的作品也从早期内容形式并重沦为如今的形式主义的空壳,这些现象无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