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巨变,形成一些固化的认知,导致传统常被“讲错”。传统被误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汉代确立的经典多是为“封建”时代所设计和书写的,却承担着指引郡县时代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封建与郡县理念的持续紧张,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包括专制与自治是否并存、小政府或大政府的政治模式,以及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还是呆滞的等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通过重访并据史迹重建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相,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朝廷与民“相忘”的放任理念,在古代形成了一种上有专制、下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而其前提,正是民间自身保持活络的流动性。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吕振羽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关于史前期的神话传说是否具有史料价值,是摆在现代中国史家面前的共同难题。吕振羽提出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进行比较,把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加以互证,实现两个契合,并以此为方法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这样的神话传说就具有史料价值。他的这一方法论主张发徐炳昶、孙作云神话传说研究理论之先声,得到吴泽、翦伯赞等的继承和发展,在学术史上有首创之功。吕振羽为突破实验主义方法的局限,在郭沫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处理神话传说方面寻找出突破口,是中国学者在史料学上的创新。吕振羽开启的这一方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中国历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开拓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面临理论和方法建设、中国文明起源探讨、中国古史体系构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胡钟达先生与新中国的奴隶制研究

奴隶制是界定古代世界社会性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胡钟达研究奴隶制的特点,在于他不仅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断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许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而且他广泛运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展了对古代世界奴隶制的比较研究,试图通过比较研究阐明奴隶制兴起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必要的发展,并指出奴隶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长期存在的一种剥削形式,但从未在任何社会占据绝对优势,奴隶也未成为任何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胡先生的研究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对推动奴隶制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与川康公路修筑

抗战军兴,川康两省战略地位陡然提升.国民政府出于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规划以四川辐射全国的十大交通运输干线,筹建西南交通运输网,川康公路作为其一,对“抗战建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挖掘“国史馆”所藏原始档案,爬梳川康公路相关的规划、勘测、选线、修筑、养护等基本史实,分析国民政府修筑川康公路因应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历史过程.于川康公路修筑期间经历了由地方军阀主政到“中央在地”的角色转变,公路修筑过程中出现的延期、腐败亦深刻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的政治运作,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对“非核心区”控制力的限度.

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成为陪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其中,也包括利用公演这一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南方局只能开展秘密工作,通过“第三厅”、“文工会”、“文协”及“中艺”等机构开展公演活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类型多样,以话剧、电影、音乐等形式为主,在社会动员、抗战救亡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寻宝之旅”——《文史通义》的六大学术特色及其启示意义

在举国高度重视文化传承的时代条件下,研究者要勇于解放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文史通义》作为传统学术在理论领域树立的一座丰碑,回答了时代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出乾嘉时期的时代智慧。在研究方法上,章学诚贯彻“知人论世”和洞察其思想渊源的原则,《文史通义》体现出六大学术特色,即针砭繁琐考证,预示学风转变;探索历史哲学,阐发深邃哲理;改革历史编纂,影响后世;以“性”“情”言教育,倡导独立思考;彰显审美情趣,学术美文翘楚;辩证分析高手,直抵事物本质。《文史通义》凸显了章学诚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和历经坎坷凿“千年未凿之窦”的使命担当精神,因此,非常有必要将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章学诚学术推向世界,增强文化自信。

历史和记忆的分与合:一个观念史的分析

随着记忆研究在近年的兴起,中文学界出现了“历史记忆”这一名称,含有将两者等同的意思。与之相对照,历史和记忆在西方学术中一直存在某种张力——史学在西方的诞生与对抗记忆的目的相关,之后历史和记忆长期处于一种分离的关系。以兰克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史学,其理论前提是区别“过去”与“现在”,并从后者的立场考察、重构前者,而记忆则常常将两者混为一体。二战之后,兰克史学面临一系列挑战,记忆研究的兴盛便是其中之一。从莫里斯·阿布瓦赫写作《集体记忆》到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西方学者试图用记忆来补充和修正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传统,改进和扩大历史学的方法和范围,促成其内容的更新和革新。但历史研究和记忆研究在近年的合流,仍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梁启超的“共业论”对西方历史主义观念的诠释——兼论其对唯物史观输入传播的中介作用

20世纪初,梁启超通过日本史学界的译介著作接触到西方历史主义方法理论,成为其构建“新史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并利用佛教哲学中“共业”概念消化和诠释历史主义以“流变”之视野看待一切事物的认识观念。梁启超对于西方历史主义的选择性接受,直接影响了同时代乃至后世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梁启超所提出的共业论,认为人类文化结构中任何一要素之变革,都受到其他诸要素之牵制和影响,并在整体上构成文化之“合力”,此论克服了多种追求“单一因果”的“决定论”学说之局限,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暗合。由此可见,梁氏以“共业论”引荐、诠释历史主义观念,在客观上亦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美国环境史的“混合转向”再评价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了“混合转向”,它从自然观、生态学和环境主义诸方面挑战并深化了第一代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宣告了第二代环境史学者的到来,也令这一史学分支走向美国史学的中心。不过,这次“混合转向”也给环境史带来了是非和伦理标准的混乱。借助对“混合转向”的再评价,美国第三代环境史学者提出了新“转向”主张,试图重建与之前两代环境史学的联系。

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中华报》四开三日刊的版面容量和出版周期,难以满足中国共产党抗战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刺激了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中国共产党亟需一份强有力的党报抵御敌对宣传,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力量,以利抗战。内忧外患之际,《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有义务担当党报重任,通过公布中共中央重要指示,发表抗战纪念宣言;改进战地通讯、歌颂抗日英雄、表彰抗日战绩;刊发专文,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揭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底气等,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拥护,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党报的战斗力,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赢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中国农学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农学史研究在因应时代主题的范式嬗变过程中,承袭了政治史、社会史分期框架,但这种分期方法不能很好地揭显传统农学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科学技术成就与阶段性特征。中国农学史分期应该从农学本身出发,立足现代农学知识体系“以今观古”,以求其科学真实;同时兼顾传统农学的特殊性“以古观古”,以求其社会真实。惟其如此,才能准确揭示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本相。按照这一目的和要求,中国农学史可划分为五个时期:原始社会至西周为传统农学萌蘖前的知识储备期,春秋至西汉为传统农学形成期,东汉至五代为传统农学发展期,宋至明中期为传统农学成熟期,明后期至中华民国为传统农学走向现代农学的转型期。

卡尔·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生成

以往美国学者大多认为,卡尔·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具有某种单一的理论或思想来源。但事实上,贝克尔史学观念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语境和思想脉络。贝克尔成长于美国中西部,其早年经历给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印上深刻的烙印;他博览群书,敏于思考,在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几位当世史学大家的熏陶和启发;他对当时美国史学界关于历史知识问题的讨论颇为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他带来很大的思想冲击。这一切汇聚成某种合力,推动他最终形成系统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厘清贝克尔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是把握好史学的求真与实用的前提。

成都历史名人岳钟琪当代价值研究——以岳钟琪治理川藏道为中心

作为清代西部边疆战略著名人物,岳钟琪在川藏道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清王朝依托四川及川藏道治理西藏战略的初步形成.岳钟琪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理川藏道历程中,推动沿途社会土司设置、台站塘铺建设、行政区划调整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是清王朝治边的“三朝功臣”,被乾隆皇帝赞为“三朝武臣巨擘”,为清朝稳定西部边疆和康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岳钟琪的生平及治理川藏道事迹、功绩进行考论,借此探究岳钟琪历史名人文化价值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廉洁文化教育和乡村振兴文化建设中的内涵和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策略.

洪州禅对朝鲜半岛佛教的影响:传入、受容与弘扬

8世纪中后期,马祖道一以江西为中心创立洪州禅,洪州禅及其在此基础上演化而出的诸多派系是中国南禅最终确立的重要环节。9世纪后,大批朝鲜半岛僧侣入华求法,中国南禅逐渐传入朝鲜半岛。新罗末至高丽初,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弘扬禅法的“九山禅门”,九山之中有七山为马祖道一法嗣开创,洪州禅法在朝鲜半岛盛极一时。洪州禅为新罗停滞的佛教教团输入了新鲜血液,推进了高丽的“祈禳佛教”,为禅宗在朝鲜半岛的体系化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成为现代韩国曹溪宗嚆矢,为朝鲜半岛培养了一批禅法高深的高僧大德。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兼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

自晚清发端的民族复兴观念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至九一八事变后形成广泛的民族复兴思潮,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复兴之道。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前途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诸如《抗战建国论》等大量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国民党人直接运用“民族复兴”话语不同,中国共产党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战时期虽也不时使用“民族复兴”、“中国复兴”等话语,但更多的是运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等来表达他们的复兴之思。话语表达的差异,反映出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信奉的理论的不同以及由此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坚信通过抗战建国尤其是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才能实现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也才能够复兴。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积极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抗战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