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县官田”与秦代地方公田经营

新出秦简所见“县官田”是秦代地方公田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县官田令”中“县官”指的是“县廷”,“县官田”应是属于县廷的公田。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情况分析,“县官田”的具体经营机构不是县属“田官”或“田”,而是直属于县廷的“左田”“右田”。秦统一后迅速在新占领地建立统治秩序,地方官营农业提供的物质支撑助力较大。

回归史料本身——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图像证史问题既是传统艺术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图像研究进入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前提。图像虽已作为新的史料依据和证据来源进入历史学实践,但图像资料在“可信度”与“清晰度”上的困境,以及其作为文字叙述补充的附属地位影响其入史的限度与可能性,引发历史学理论层面对于史料观念的思考。此番问题的讨论究其根源在于当前史学领域虽在应用领域关注图像史料,但是仍旧未能脱离文字史料研究的路径惯性,因此也就未能对图像自身特殊的记录方式及其所决定的多元内容信息予以理论视角的明晰。以档案学视角重新审视图像证史的问题本质与作用机制,借图像资料本身的档案属性与史料特质,图像得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成为客观、原始的文本依据,继而完成图像入史的研究前提;而要真正实现图像证史的目的,则要全面的认识图像的内容构成及其所对应的历史联系,以更为详细、全面的文献记载还原更为复杂、多面的历史事实。所以图像证史问题的讨论要回归图像史料的记录特性本身,在史料的求真、求新之外更要求全,在实现完整、系统的史料观念认知与运用的同时,也为更多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补充性货币学”学术年谱

“补充性货币学”是当代数字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补充性货币历史悠久,但受到人们的关注则是近代的事;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把补充性货币的研究成果确立为一门学科,仅是近年的事。“补充性货币学”经历了“补充性货币概念提出期”(1891-2012年)“补充性货币确立概念期”(2013-2019年)“‘补充性货币学’学科初创期”(2020-2023年)“‘补充性货币学’学科发展期”(2023年至今)。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补充性货币的历年研究成果,试图展现“补充性货币学”这一崭新学科的历史脉络、形成过程、发展趋势和强大生命力。

“大食物观”研究年谱

“大食物观”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观念,也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食物观”的提出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历经概念提出期(1990-2002)、概念充实期(2003-2014)、概念发展期(2015-2021)、概念成熟期(2022年至今),呈现出一条由观念到实践、由片论到体系、由局部到全体的学术史研究脉络。本文对“大食物观”相关研究进行历时性梳理,试图呈现出一部“大食物观”研究随时代而发展、应发展而前行之路。

社会教育与民众抗战:战时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在鄂湘桂黔活动述论

1938年4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在鄂湘桂黔四省工作区域,先后以董渭川、许公鉴、刘绍桢为团长的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是为救济战区退出的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并开展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战时社教工作组织。该工作团初期120余人,后期人员不断减少,不足70人,先后在四省的30多个县市,举办电化教育、话剧公演、壁报与画报张贴、民众补习教育、伤兵教育与难民教育、地方教育辅导、民众书报阅览服务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受教民众数量巨大,成绩十分突出。它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受教、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培养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树立民众抗敌意识与抗战必胜信念、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与提高民众教育文化水准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营养强国:儿童营养促进会与近代国人营养的改善

在民国后期生活条件艰苦和国人普遍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以营养强国为己任的儿童营养促进会,凭借自身的营养权威、专业知识和营养实务,为改善国人营养和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儿童营养促进会改善国人营养工作的实证分析,认为向民众提供营养补助品、灌输科学的营养知识、制定合理的饮食营养标准以及指导民众日常膳食,是该项工作开展的主要途径与方式;而这些途径和方式不但使近代国人逐渐获得现代科学营养知识,而且促进了近代中国科学营养观念的形成,还为当今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云南武庙:边疆内地化的侧影

全面梳理云南武庙历代建修情况,重点考察建修主体、目的、选址及依托于武庙的社会活动,发现云南武庙与内地差异并不太大。云南武庙有社区组织性质,是官方与民间社会生活紧密衔接的公共空间,是内地社会组织与文化习俗向边疆移植的产物。它由武到文,从军事到社会生活的各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云南地区各族人民,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融的公共空间,是不同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妥协共生的空间,它展示的中央权力与文化统领程度成正比,也是边疆内地化的一个侧影,云南各地民族群众在集体参与的事件和经历中形成共同的家园感。

古代地方医政制度在江苏地域流派形成中的作用

江苏地区古代地方医政制度兴起自宋代,元明发展鼎盛,至清代逐渐废止。较之全国来看,江苏地区尤为重视地方医政制度的执行和维护,世医家族、名医数量众多,苏南地区尤为突出,形成了高密度的世医、名医群体。古代医政制度的存续对地域流派形成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作用:其一,稳定了人才队伍,提高了群体素质;其二,促进了地方世医的发展,催生了本地的世医网络;其三,为地域范围内医学学术交流融通创造了条件。

清始祖发祥地考

清始祖发祥地是不同历史地理时期同一地域的三重叠加,最初是辽代的布科里城,次之是清代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泡子屯,最后是今阿穆尔州康斯坦丁诺夫区的谢米多姆卡,即今天的谢米多姆卡是清始祖发祥地,证明当代历史学家戴逸在《简明清史》中的论断:“满族出自建州女真,他的直系祖先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

梅启照《明史约》史学价值献疑

梅启照承顾锡畴著、陈弘谋增订《纲鉴正史约》之绪余,以《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为笔削底本,辑成《明史约》一书。该书将《三编》内容大量删削,或有合并条目、点窜文字、补充史事之处,但无一定之例,记时、叙事颇为随意,大政要事多所遗失,所补又多不当,整体呈现前详后略之畸态。总之,梅启照所辑之书,采撰、考证无精核之功,叙事、议论无自得之见,只可称为粗劣荒疏之史抄,难语为独断专家之著作,可谓为“简而寡要”。至于梅氏自诩“读是书者,先由约以及博,更由博而返约,则于明代十六朝治乱盛衰之故,洞见垣一方人矣”,则殊难相符。

新中国初期治淮实践中党的领导力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根治淮河运动,初步改变了淮河流域落后的水利面貌,为后续治淮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财、物、技均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其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重要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淮河治理的经验总结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科学方针指引、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党领导治淮的组织方式、组织能力、组织成效,为大江大河治理提供借鉴参考。

解构与重建:开埠通商对近代云南经济发展影响

开埠通商,成为近代云南国际、省际、省内市场体系重构外部推力,通商口岸与交通干线要冲城市联通形成社会经济要素流动轴线,洋行、商帮和金融机构林立,商人身份重构,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是市场体系重构内生动力。资本博弈加剧,外国金融资本凭借政治强权释放的超强经济竞争力,货币多元流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局面,外国金融资本主要流向商业、交通等部门和行业,云南产业结构不平衡性加剧。云南工业化进程以矿产资源开发和军工企业兴起为驱动,早期民族工业“孤立”化现象突出。纺织分离、鸦片种植和土地兼并等,导致城乡贫困化程度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程度亦加深。

论三线建设劳动模范的精神特质与历史贡献

劳动模范是新中国的脊梁,始终发挥着“骨干”“支柱”和“桥梁”作用,诠释着劳模精神的至高境界。三线建设中的劳动模范,因特殊的时代使命和积极作为,在勇毅、坚韧、奉献、团结等方面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精神气质。他们是三线建设者的优秀代表,承载着三线精神的丰富内涵,也因此在新中国历史上树立了丰碑,成为代代相承的国家记忆,为中华民族不断前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20世纪以来明史史料学的探索与编纂设想

20世纪后半叶,谢国桢、商传、郑克晟、樊树志、顾诚、彭勇等一批明史专家学者在明史史料学体系的探索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学术探索对我们深入了解明史史料的范围、层次、类型、内容、价值、缺陷、版本等,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加之近20余年来明史研究的纵深推进与明史史料整理影印推陈出新,使得精心设计编纂体例、撰写明史史料学初稿的条件基本成熟。编纂明史史料学著作对于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红旗渠首张施工蓝图设计者吴祖泰生平考

吴祖泰的一生与水有缘:他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逃水灾到郑州,卖“甜水”度日,报考水利学校,学习水利专业知识和技术,1953年7月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阳专署水利局,后又主动请缨到水荒最为严重的林县。他绘制了科学的《林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初步设计书》;积极参加南谷洞水库、英雄水渠的设计与施工;创办工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创造性地设计了钢索帆布渡槽;科学地为渠首拦河大坝选址,确定“渠首源”,创造性地设计了“以宽代深”的渠首拦河大坝、“老虎嘴”“安全洞”“青年洞”“空心坝”等。最后,在排除威胁民工生命安全隐患时,不幸壮烈牺牲在修建红旗渠安全洞的施工工地上。他牺牲的当天,根据他的遗愿,被林县县委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康輶纪行》所载“本事”刍议

《康輶纪行》不仅是一部游记散文著作,也是一部关注域外、研究康藏史料的重要著作,该书详细记载了乍雅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的始末,以及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西洋欧罗巴各国方域情事、诸教源流,尤其对西藏地区及周边各国进行了详细考察研究,但该书的“本事”有显与隐之分。通过对鸦片战争后的时代背景、姚莹给友人的书信、处理乍雅纠纷的态度、以及后世文人对其忧国忧世情怀的赞誉等方面分析,可知其“真本事”在于寄寓治理边疆策略、启天下读书人关注夷情、抵御外侵和巩固边防的救国理念。

近代以来“纸老虎”概念的渊源流变、话语构建和多重运用

“纸老虎”一词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但其最初本意一直延续。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时局中,“纸老虎”大量出现在政论家的话语表达实践中,指称不同的革命对象:清政府、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将其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成为“纸老虎”语词的核心指向。“纸老虎”表达了民众对侵略者的贬斥和憎恨,同时也是动员国民抗战到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话语斗争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系列论断,系统深刻地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

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十年史(1926-1936)

本文原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图书馆研究》2004年秋季号第41-99页(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Autumn 2004, Vol. XI, Number 2, pp. 41–99)(1)。1998年本文作者陈肃被聘任为麦吉尔大学(Mc Gill University)东亚图书馆馆员,任职后她调查该馆中文馆藏,发现大名鼎鼎的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竟然曾安置在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长达十年之久,于是她调查了这段尘封长达70余年的历史。她调阅了麦吉尔大学档案馆所有相关档案,并到普林斯顿大学档案特藏部查阅了该馆所存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相关档案,写成此文,前后耗时四年。

“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

晚清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令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上书变法、奔走呼号,不断探索自强救国之道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来。这一思想会通古今、融贯中西,既有对孔子“华夷一统”的民族观的继承,又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吸纳。其中对于合群团结的强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已映现出康氏的立宪主张和大同理想下有关民族思想的自觉认识和整体意识。康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先觉的民族思想认知对当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