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聚焦新时代主题 拓展学术研究新格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时代主题下,亟须大力拓展学术研究的新格局,拿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更充分地展现中华文明多方位的光辉成就,阐释其深邃智慧和创造活力,以此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向前推进的逻辑根由和力量源泉。在本文总结的“五大纲目”中,首先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何以能互相契合的哲理依据;再从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的精神与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大同理想四项,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主性、科学性精华之所在。“五大纲目”提纲挈领,互相构成有机联系,既具有突出的继承性,又凸显创造性品格。

《唐六典》的制度描述与礼乐文明新经典的建构

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纂的《唐六典》,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比照《周礼》,题名御撰,奠定了其制度建设纲领性文献的经典定位。融汇古今,事归于职,呈现出区别于各种官制文献和类书的独特制度描述方式。《唐六典》的编纂服从于开元时期特定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帝制时代后半段制度构建的核心概念与制度书写的经典范式,对后代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唐六典》描述中书门下体制的方式与态度

《唐六典》的重要编纂体例,是依托当时行用的职员令设置篇目,同时对官员职掌另作概括。在重新概括官员职能时,其借用《周礼》的记载方式,以“掌政令”为线索,建立中书令与诸多机构长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凸显了中书令的首脑身份。而这种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旧制度解释开元时期出现的新体制,如中书门下和使职机构,皆可使用中书令与相关机构长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予以描述。

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变易与传承——兼论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异同

传统历史编纂学具备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在近代发生巨大变易。其基本走向并非照搬西方经验,而是不断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需求作出调整。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中国历史编纂学在应对外来挑战时,既有选择地吸收了能推进自身发展的内容,又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传统。这不是一场取代与被取代的单向运动,而是两大史学体系的碰撞与融合。长期平行发展的中西方史学,终于在近代有了大范围的交集,也正是这种交集,让双方各自的优势显现了出来。西方近代史学对中国影响较大,但中国古代史学在世界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具有突出的优越性。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加以考察,历史编纂学恰恰是中国古代史学优于西方之处。

对建材史书编纂若干问题的研究

通过史书与志书的对比,并结合《中国工业史·建材工业卷》的编纂经验,对建材史书编纂的体例、历史分期、历史评价、标题制作、导语写作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力求为建材史书编纂探索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理论和方法。

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相对中立的立场是存在的,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没有国家色彩、没有民族色彩、没有阶级色彩、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没有现实色彩的立场,是一种比较中立与客观的立场,是科学的立场.历史研究应倡导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写历史,为人民写历史,写给人民看.

“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

"春秋笔法"是春秋史官发展出的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并在《春秋》中得以丰富。其中,"常事不书"始指对四时常祀中的礼崩乐坏进行关注,后也指对所有违犯了礼仪精神或常规的社会现象进行关注,所载录者即为"异辞"。"隐而不书"是对整个事件或事件中部分因素的失载,是建立在职业史官的原始叙述之上的二次叙述。除了亲疏避讳的目的外,它实际上是将事件留在历史的阴影处,借此表达史官的臧否态度。"爵号名氏褒贬说"和"一字褒贬说"这两类笔法都是一种"异记",其功能如同载录灾异的"记异"。史官在天命的支持下,利用职业传统,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并为后世儒家取法。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历史人类学刍议

历史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由于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是历史上的各民族文化 ,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大量的历史典籍资料 ,容易使人将其与历史学相混。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具有特定研究领域并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的新兴分支学科 ,其实质与价值不可能被其他任何学科替代 ,其发展也不会损及其他学科 ,因而应当对这门新兴学科加以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 ,早日形成本土化的中国历史人类学。

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

以往中国史研究过于拘泥王朝体系或其他概念体系,并以此区分学科领域和研究问题,忽略了对划分学科领域的这些概念体系进行反思和检讨,也忽略对历史时期之间连续性的探讨。事实上,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会更关注它们向此后的延伸;而面对另一些问题时,我们则可能更注意它们向此前的溯源。事件史的研究者比较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放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但从社会史的视角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七略》“互著”、“别裁”辨正

从古书流传与刘向、刘歆校书的具体背景出发 ,通过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反映的《七略》中著录的同名书的情况 ,可以认定《七略》中存在的同名书是刘氏有意所为 ,这些书或因篇数不等而著录 ,或因内容不同而著录 ,不是同一书 ,所以《七略》中没有“互著” ;通过综合对比与具体分析《汉书·艺文志》中同名书以及《孙卿赋》、《贾谊赋》和《琴颂》等情况 ,可以看出刘氏校书加深了对书的内容的认识 ,在单行本的基础上 ,在对特殊关系的单行本和全本的处理时 ,采取了保留特殊单行本的做法 ,著录在《七略》里产生了我国最初的“别裁” ,这种“别裁”不成熟也不全面。

数字时代的历史事实建构——以电子族谱编撰为例

近年在网络世界出现的帮助用者查考及编撰族谱的网页，是探讨数码时代在万维网上衍生的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以及其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后果的一个例证。电子族谱在内容上虽然可以沿用既有的手钞和印刷族谱的素材，然而，电子族谱所衍生的编撰传统绝对不能视作手钞和印刷族谱的延续。相反，电子时代的族谱编撰和文字时代的族谱编撰，分别见证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事实建构的过程。进入数码时代，族谱的编撰很有可能从一个传统的、集体的、乡村社会的配套仪式，变成是个人的、存在于城市和网络空间的孤立的仪式。

略论梁启超在方志学上的贡献

梁启超为近代著名学者 ,在方志学研究领域中卓有成效 ,其方志理论思想具体体现在所撰写的《说方志》等三篇文章中 ,他继承了传统的方志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

“一日史”的意义——论历史维度谱系与整体史

历史由诸多维度共同刻画,主体(人物)、时间、空间、行为(事件)是几个基本维度。事实上,每一维度都体现为一种谱系,比如时段的长短便构成时间谱系。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考察者常常偏向某一历史维度谱系中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茅盾以《中国的一日》留下的"一日史",实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维度极端,随之,其他历史维度发生了相应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一日史"所凸显的历史维度谱系之间,桴鼓相应,以鲜明的平民史观,区别于传统的精英史观,构成史观维度谱系。历史维度谱系的所有端绪合成整体的社会史。整体史需要加强历史维度谱系内部的牵连,通过跨学科的沟通,改变思维方式,克服"碎片化"倾向,在世界视野中观照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考察边缘角色,在特定时代中确定日常事件的意义。

汉代章句与《白虎通义》

从形式特征看 ,《白虎通义》与汉代章句不同 ,但二者之间又有渊源关系 ,且都以经和诠释作为构成要素 ;从内容特征看 ,二者相同 ,都重在义理阐述。这种异同关系表明 ,《白虎通义》不是一般的章句 ,而是特殊的章句———皇家章句。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数字世界史:有关前提、范式及适用性的思考

“数字世界史”,是指从信息视角出发,依托特定的信息化技术平台,以数字化和信息化理念、手段及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演变过程进行动态标记、整体表述和因果关系重现的综合性系统研究,并以虚拟复原方式对所获成果提供应用接口的全新世界史范式。该范式确立之目的在于,关注时空变迁中诸历史要素的关联融合,侧重历史研究各类成果的动态整合,以适应21世纪信息社会发展对历史鉴戒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