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

一百年前发起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表征。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史迹的整理”,或更在于以传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自觉意识,二者在当时又有些内在的紧张。要探讨古史辨学人如何推动传说在史学中的兴起,不能不对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进行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学术眼光移向“正经正史”之外,奠定了民国前期新史学一个颇具突破性的倾向。而近代引入的进化论与社会阶段说,导致昔人眼中的黄金古代变成一个原始的时段。怎样定位已被颠覆的古代,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新问题。在民初兴起的截断众流倾向,主张把上古史的一大段作存而不论的处理,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的因应和纠偏举措,包括“传说时代”的提出。

口述史:不必苛求绝对的真实

学术界多以真实性问题质疑口述史,其实人类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原貌,不必苛求口述史要绝对真实,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造成不真实原因的分析、对口述者过往经历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如何减少或抵消其非历史内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传统史学同样存在真实性问题。历史学与生俱来就要与主观性、片面性共存。史学不仅要求真,还要致用。致用离不开求真,同时史学又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真相。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历史的辩证法。口述史学将始终在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行。

微观史与短视频的史料价值

王笛是当今中国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正是他把“微观史”这一当代史学界的重要门类从西方引入中国。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大学里、媒体中推广关注下层、关注普通民众的史学观。

艺术与科学之争: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史学思想探论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风格,同时重视档案材料的查找和使用。作为一位伟大的“业余者”,弗劳德在处理材料时存在不足,疏于仔细校勘,往往也倚重想象力来描述和解释历史人物和现象,导致个人的历史作品存在一些事实性错误和夸张之处,从而受到“科学的”史学家的批评。弗劳德是19世纪英国历史学科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精彩的历史叙事培养了大众对历史的热情,而他对原始材料的收集与使用,使得他与其他“科学的”历史学家一起为英国历史研究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地。

黄仁宇“资本主义”研究述论

黄仁宇的“资本主义”研究是其史学创获的组成部分,他考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揭示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他还从多元综合视角出发,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内涵。他的研究学术特色鲜明,在学术批判的同时也有学术继承,坚持中国本位并放眼世界,凭借研究对“大历史”观作了应用并予以延伸,其学术取向值得肯定。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林家有先生与孙中山研究

林家有先生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孙中山研究道路开始,他锐意进取,常研常新,在孙中山研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中坚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以高度的学术自觉,较早对革命史范式进行突破,致力于系统性阐发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晚年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则是他奉献给学界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交流等领域,林先生同样身体力行,成就斐然。林家有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是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学者的奋斗缩影。

近年来日本学界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以及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影响之下,日本学界在审视既有研究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新世界史像”热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以及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为理论探讨热点。在史观方面,提出应突破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进步史观等的束缚。在研究广度上,主张吸纳全球史优长,拓展时空观念、重视联系性、强化薄弱区域和领域的研究。2016年开始出版的《密涅瓦世界史丛书》及2021—202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较集中反映了近年的新进展。尽管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探索成绩斐然,但尚未能构筑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

张尔田与章学诚——兼论张氏对内藤湖南的学术影响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学界接受和传播章学诚思想的关键助推者。张氏依靠对章学诚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化用章学诚史学思想而著《史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受到日本章学诚研究的先导者内藤湖南的高度推崇。在《章氏遗书》的刊刻过程中,张氏积极助力,并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视为矫正学风和时弊的良方。对张尔田在章学诚研究中的学术谱系及中外交互渗透面向的探查,能够在学术史中更好地还原民国初年章学诚研究热的端绪。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中国史学对话语权的追求也日趋强烈。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削弱、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等诸多挑战,其主因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史学求新的心态,西方的话语霸权,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多元化等。要应对挑战,就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其路径包括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加强历史本体论研究,增强解释力和包容性;以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总之,只有回归中国历史本身,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

《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德罗伊森与18-19世纪德国历史表现理论的现代转型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是德国现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表现理论,晚年更是通过调整《历史知识理论》及《历史知识理论纲要》的结构,使“体裁论”独立成章。随着当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德罗伊森的“体裁论”及其相关的表现理论越发引起学界重视。尽管德罗伊森在后世遭到一些批评,但他的历史表现理论扩充了历史表现的范围,突出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联,这些正是德罗伊森为18-19世纪德国历史表现理论的现代转型做出的独特贡献。

鲁滨逊的史学愿景与“1916年社会科委员会报告”

鲁滨逊强调史学之现实功用,期望通过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改造和面向公众的普及,实现民众思想之现代化,进而以公众理性推进社会改良。“1916年社会科委员会报告”作为鲁滨逊“新史学”推广的主要载体,将其史学愿景和社会改革构想有效链接,集中呈现了其史学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核心理念和内在逻辑。但在报告颁行后的70余年间,在社会科课程框架下的美国历史教育却持续衰落,实践与愿景的悖离出乎鲁滨逊之预期,是美国社会急剧转型、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迅猛推进,以及“新史学”与课程文本自身局限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顾与省思:2023年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其学术热点仍表现为对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内容。同时,也形成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主要包括新革命生活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比较普遍等问题。期待未来社会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

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省历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发扬黑龙江省史学会“学术立会”宗旨。时值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的重要节点,2023年12月2日,在哈尔滨市举办主题为“推动龙江史学发展,助力龙江全面振兴”的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本次年会由黑龙江省历史学会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