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

一百年前发起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表征。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史迹的整理”,或更在于以传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自觉意识,二者在当时又有些内在的紧张。要探讨古史辨学人如何推动传说在史学中的兴起,不能不对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进行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学术眼光移向“正经正史”之外,奠定了民国前期新史学一个颇具突破性的倾向。而近代引入的进化论与社会阶段说,导致昔人眼中的黄金古代变成一个原始的时段。怎样定位已被颠覆的古代,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新问题。在民初兴起的截断众流倾向,主张把上古史的一大段作存而不论的处理,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的因应和纠偏举措,包括“传说时代”的提出。

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

中国考古学的初期,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学术观点,与傅斯年先生根据古史传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较早、龙山较晚,两者在中原地区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流行20余年的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主流观点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建立起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总结出以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等五大文化区系为主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自早至晚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多元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夷夏东西、中原中心的确立等,最终汇集和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林家有先生与孙中山研究

林家有先生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孙中山研究道路开始,他锐意进取,常研常新,在孙中山研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中坚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以高度的学术自觉,较早对革命史范式进行突破,致力于系统性阐发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晚年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则是他奉献给学界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交流等领域,林先生同样身体力行,成就斐然。林家有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是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学者的奋斗缩影。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中国史学对话语权的追求也日趋强烈。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削弱、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冲击、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等诸多挑战,其主因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史学求新的心态,西方的话语霸权,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多元化等。要应对挑战,就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其路径包括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加强历史本体论研究,增强解释力和包容性;以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总之,只有回归中国历史本身,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

《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回顾与省思:2023年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其学术热点仍表现为对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内容。同时,也形成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主要包括新革命生活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比较普遍等问题。期待未来社会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

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省历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发扬黑龙江省史学会“学术立会”宗旨。时值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的重要节点,2023年12月2日,在哈尔滨市举办主题为“推动龙江史学发展,助力龙江全面振兴”的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本次年会由黑龙江省历史学会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

步平和他的日本朋友圈——为了中日历史“和解”的奋斗者

步平先生的日本朋友圈,主要是有良知的日本进步人士,包括积极反省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和平友好人士、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各界人士。他们开展的反战和平运动、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编撰的历史辅助教材与研究报告,其影响已不局限于中日之间和东亚地区,而是逐步走向世界。步平先生和他的日本朋友们,无论开展日本的战争罪责调查与追究,还是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目的是促进中日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日历史“和解”奠定基础,为维护中日世代友好和世界和平稳定创造条件。无论未来如何,步平先生和他的日本朋友圈已成为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运河学研究历史成果的新高度

张强教授是运河学研究的首倡者,21世纪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历经多年耕耘,其新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1](以下简称《运河研究》)终于面世。《运河研究》一书共五卷,洋洋270余万字,集众家之大成,第一次全景式地将中国古代运河史铺展开来,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思想启蒙等角度综论其影响,兼顾大局观瞻与细部雕琢,对新时代运河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以最好的精神产品回报社会——《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后记

中国的史学精华丰富而瑰丽,生命力久远而强盛。我们要把中国史学的精华用雅俗共赏的手法总结、展现出来,让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掌握,激发创造力量,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力求达到四个目标:新、博、深、通。新,就是采用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新的话语,站在当今时代回顾总结中国史学的精华。博,就是多角度、多层面来认识和分析,把中国史学各方面的特色和成就都展现出来。深,就是要深入分析,不停留在字面上,“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中发掘论述史学传统当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通,就是把传统史学同近代史学相贯通,把史学与社会条件相贯通,把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相贯通。

《国语》的叙事及其蕴含的道德史观(上)

《国语》是中华原典之一。关于它的叙事,近年来学术界大多从西方叙事学的角度给予研究。我们认为,叙事研究不能局限于方法和技巧,而应深入历史文化领域。《国语》的叙事可从下面四个方面略作分析。其一,选材。西周春秋史事浩繁,题材广泛,《国语》的母题却偏重箴谏,多数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这个母题,表达了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其二,修辞。最具代表性的是定性语词的使用:例一,以“谏”字为标识的箴谏故事都蕴含着“谏曰—不听”结构,很有张力,读者会在审美享受的同时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例二,用“虐”字给认定为反派的人物及其故事确定基调,彰显了道德评判的力量。但这样的修辞手段会严重阻碍人们从经济社会根源上揭示历史的本质。其三,引述。引用古圣时贤成为增强说服力的重要手段。西周和春秋前期,特别是周、鲁、郑等周文化传统深厚的邦国,引用《诗》《书》等较多;春秋中后期,特别是楚、吴、越等华夏化邦国,引用典籍较少,而历史论证和现实分析居多,可以看出历史的阶段性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其四,评论。某些故事叙述完毕,作者会用“君子曰”“仲尼曰”“孔丘曰”“某大夫曰”等来臧否人物、评论事件,说明少数“德行高尚”的精英人士的话语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总之,《国语》的叙事表现了鲜明的道德色彩,抒发的是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与后世的所谓贵族共和精神多有相合之处,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历来为士人所传诵。

从对立到融通:经史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与范式重构

经史关系研究领域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学和史学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但对照经学和史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这种对立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观点,主要原因是古代有关经史关系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经史尊卑问题上,“经学盛则史学衰”实质上是这类传统议题的延续。当前研究经史关系问题,不能局限在比高下、较盛衰的传统研究范式中,必须及时转换研究视角,把关注点放在经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上。

从“作册”到“内史”--中国上古史官体制的前缘和演化

中国上古史官职能的演变,与“作册”之关系甚大,据日本学者白川静考证,“册”,最初是养护祭祀牺牲之畜的牢圈栅栏,随后将这种养护状况向君主汇报和向神灵祝告的簿书也称为“册”。“作册”官职,源于养护牺牲兽类的人员,他们需要撰写相应的文书。殷商作册的职能不断扩大,但凡祝词、檄文、册命、封赏文件,无不承担,成为商代要职。西周灭商,将作册以原职录用,而新设“内史”掺入其职能,意欲最终替代。西周晚期,作册逐渐淡出职官设置,内史垄断宫廷文字事务,随着“共和行政”时期史学的产生,内史加之大史,承当了按时间顺序记述时事的职责,这就是作为历史记载之史官的萌生。

论学术研究的研究性从课题选择、学术旨趣到研究态度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研究性是保证学术创新的第一品格和第一要素,学术成果没有研究性,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因此,必须在课题选择、学术旨趣、研究态度等方面加强对研究性的严格讲求。就课题选择而言,研究性体现在应研究、可研究、能研究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就学术旨趣而言,研究性最终体现在对学术史价值而不仅仅是对学术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只有研究成果具备学术史价值和意义,才能形成被学术界认可和铭记的研究性。就研究态度而言,研究性体现在必须秉持客观、纯正的科学态度,具有执着的精神,以精品意识和成品意识要求自己,以自己目前的最高水平来写作,写出来的成果必须体现自己目前最好的研究水平,必须是精心打磨、思虑成熟之作。要努力将严格讲求的研究性贯穿于研究工作的全过程,以具有独到研究性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向前发展。

试论两种相互矛盾的海昏侯刘贺形象及其成因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汉废帝”刘贺是一种粗犷少文、劣迹斑斑的纨绔子弟形象,然而,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大量出土资料所呈现的刘贺却是一种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行事低调的宗室贵胄形象。造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刘贺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深陷斗争漩涡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为了达到废黜和排除潜在威胁的目的,权臣霍光及汉宣帝存在刻意抹黑、夸大其罪的可能,加上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历史文献的叙事者进一步固化或加强了这一形象。

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史实考述——附李大钊演讲记录

朱希祖、李大钊1923年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朱希祖等北大教授1923年到武汉讲学时间辨正》确定为1923年2月初,而不是11月;但对“绕道上海”拜谒孙中山是发生在去武汉时还是离开武汉后则没有涉及。本文从《钱玄同日记》及李大钊回忆中找到证据,确定该事发生在离开武汉后。李大钊在武汉演讲的“进步的历史观”没有收入《李大钊全集》,笔者在1923年印、已成孤本的《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中找到它,经整理和校对,予以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