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回顾与省思:2023年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其学术热点仍表现为对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内容。同时,也形成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主要包括新革命生活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比较普遍等问题。期待未来社会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

运河学研究历史成果的新高度

张强教授是运河学研究的首倡者,21世纪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历经多年耕耘,其新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1](以下简称《运河研究》)终于面世。《运河研究》一书共五卷,洋洋270余万字,集众家之大成,第一次全景式地将中国古代运河史铺展开来,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思想启蒙等角度综论其影响,兼顾大局观瞻与细部雕琢,对新时代运河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以最好的精神产品回报社会——《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后记

中国的史学精华丰富而瑰丽,生命力久远而强盛。我们要把中国史学的精华用雅俗共赏的手法总结、展现出来,让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掌握,激发创造力量,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力求达到四个目标:新、博、深、通。新,就是采用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新的话语,站在当今时代回顾总结中国史学的精华。博,就是多角度、多层面来认识和分析,把中国史学各方面的特色和成就都展现出来。深,就是要深入分析,不停留在字面上,“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中发掘论述史学传统当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通,就是把传统史学同近代史学相贯通,把史学与社会条件相贯通,把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相贯通。

论学术研究的研究性从课题选择、学术旨趣到研究态度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研究性是保证学术创新的第一品格和第一要素,学术成果没有研究性,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因此,必须在课题选择、学术旨趣、研究态度等方面加强对研究性的严格讲求。就课题选择而言,研究性体现在应研究、可研究、能研究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就学术旨趣而言,研究性最终体现在对学术史价值而不仅仅是对学术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只有研究成果具备学术史价值和意义,才能形成被学术界认可和铭记的研究性。就研究态度而言,研究性体现在必须秉持客观、纯正的科学态度,具有执着的精神,以精品意识和成品意识要求自己,以自己目前的最高水平来写作,写出来的成果必须体现自己目前最好的研究水平,必须是精心打磨、思虑成熟之作。要努力将严格讲求的研究性贯穿于研究工作的全过程,以具有独到研究性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向前发展。

试论两种相互矛盾的海昏侯刘贺形象及其成因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汉废帝”刘贺是一种粗犷少文、劣迹斑斑的纨绔子弟形象,然而,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大量出土资料所呈现的刘贺却是一种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行事低调的宗室贵胄形象。造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刘贺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深陷斗争漩涡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为了达到废黜和排除潜在威胁的目的,权臣霍光及汉宣帝存在刻意抹黑、夸大其罪的可能,加上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历史文献的叙事者进一步固化或加强了这一形象。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解构与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建之路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成为学术史领域的一门新兴的显学。这项研究的转型升级,应从解构与还原两个方面着手。反思和解构以往研究中形成的以下预设或定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终极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政治与学术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性。解构之后,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力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本相。这一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相关原始材料作细致梳理,从求证式阅读转向发现式阅读;二是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审视和反思,与研究对象形成对话。还原工作乃是主客观的统一,还原的同时也是重建。

柴德赓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史学贡献

柴德赓是近现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学家。北平解放后,柴德赓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参加政治学习、社会实践活动,并且配合自我检讨等一系列方式,逐步建立了相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就。在历史研究方面,柴德赓反对唯心论,主张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主要体现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阶级理论的运用。在历史教学方面,他探索将马克思主义贯彻到历史教学中,主张在课堂中运用唯物史观恰当分析历史知识,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专业素养和政治素养,谨防对唯心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批判。

书写的错位:略论司马迁笔下的“法家”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正统与交融——辽、宋、金正统史观的创立与元修三史中的民族交融

修史立传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新建立,元朝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逐步跳出了前朝“夷夏大防”史观的窠臼,确立了辽、宋、金三史的正统地位,获得了世人支持,最终促成了元修三史的问世。此三史是元朝史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打破了原先“尊华排夷”的狭隘民族观,记录了大量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明清时期,以元修三史为代表的“三史正统论”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并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了“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求索之路——于沛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访谈录

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工程”重点课题“史学概论”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责任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俄国史、历史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撰著、主编《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一系列学术作品,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等重要项目。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于沛的成长与治学经历、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学术旨趣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史“三大体系”等相关问题展开。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侯外庐怎样评价陈寅恪?——基于历史观的探讨

侯外庐一生很少提及陈寅恪的名字,但在字里行间对其史学有所批评,集中表现在魏晋之间的矛盾本质、“阶级”的含义、历史发展的基础、如何看待门阀士族等问题上。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和文化史观的分歧,而这一分歧所反映的现象在当今史学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说明历史观是史学的灵魂,这一问题不应该被回避。

区域史研究的数字化困境

当前区域史研究者要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这一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显著,尤其是近年来数字史学的兴起,提供了诸多研究的新层面与新方向;与此同时,文献数据化、研究方法转向与人才储备转型等层面的“数字化困境”也成为摆在眼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