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可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考察。初期史学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更大,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受到自上而下的关注,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研究者思想和学术的转变明显,但老先生对新方法往往努力学而学不会。那时大多数人惯于思考宏观问题,所谓"五朵金花"就是代表。学科上提倡注重近代史研究,但真正落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今日史学言说中,"十七年"的史学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学统的中断导致"与国际接轨"的异化。

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

台北藏抄本徐亁学《明史》是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拟稿,但学界知其存世乃近年之事,该书的特点、价值等有待进一步探究。经考察,徐乾学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审订史稿。卷首韩方卓序言所载史事与历史情形相符。将此书与万斯同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进行详细的内容比较,徐氏《明史》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取舍方面显示出其在万稿和王稿之间的过渡性特点,三者呈由繁至简的趋势。在记事准确性方面,徐稿对万稿改动较多,但不够精审,以致出现了许多新误,且大部分被王稿、定本《明史》所承袭。总之,徐乾学《明史》在万斯同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对王稿及定本《明史》的成书有较大的贡献。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 ,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 ,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 ,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

70年来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艰难的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1世纪以来)3个阶段。其特点是起步艰辛、发展快速;队伍年轻、成果丰硕;国际性强、密切联系现实;站在世界史学科前沿,比肩国际学界,某些领域甚至领先。然而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拓展研究领域;加强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吕振羽从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历史研究、参与社会史论战的过程战促使吕振羽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抓住论战的三个核心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商业资本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驳斥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斗争意义。他提出的“殷商奴隶制论”、“西周封建论”、“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转化论”。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 ,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 ,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 ,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 2 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 ,因此 ,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 ,是不准确的。当然 ,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 ,而是有所归纳 ,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 ,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 ,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 ,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 ,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对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 ;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 ;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 ;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

２０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１９...

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英国史家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有相当关系。是书以探求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为主旨 ,在 2 0世纪初年曾出现了四种中文译本 ,对当时新史学思潮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五四以后 ,巴克尔史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介绍和探讨 ,而且《英国文明史》又被重新译刊 。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我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史 (周到隋唐 )、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三个领域 ,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 2 0世纪 30年代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 ,提出了魏晋之际 (或汉魏之际 )封建说 ,后来 ,不断丰富、发展 ,到今天还在坚持。此外 ,对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 ,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 :殷周时代 (盘庚到春秋 )是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 ,可称为部落国家或早期国家 ;战国秦汉时期是古代社会 ,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自然经济、依附关系和户口分割 ,等等。在近 70年的学术生涯里 ,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宏观、微观并重 ,理论。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

古史研究中的泛图腾论

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原始宗教组成部分的图腾崇拜没有兴盛发达的可能。在本世纪的史前史研究中，人们动辄以图腾崇拜解释古史，大多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的。处于世纪之末，我们有必要对数十年来形成的历史思想加以反思，使史学进一步逼近科学。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 2 0年代末到 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 ,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 ,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者争相引用 ,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者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者纯粹是党派之争 ,事实上确有一些学者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 ,保持着学者的风范 。

孔子与忠孝节义的史学思潮

孔子生前极力提倡仁义忠信礼乐孝悌之道，这些后来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规范与准则。而孔子的这种忠孝节义观也成为后世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历代史书体例中不乏“孝义（孝德、孝友）传”、“忠臣（忠义）传”、“烈女传”、“笃行传”、“游侠传”等等；而且儒家忠孝节义还成为史书中品评人物优劣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忠孝节义的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长河中绵延数千年之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

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史学和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的“致用”史学，进入４０年代后，这两派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本文主要探讨了４０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的新的研究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