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汪高鑫一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俏《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

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代表作。其学术主题是阐明"经世史学"的基本形式,精神主题是爱国主义,为"经世史学"提供了现代范本。陈垣先生以"考据"为基础的"陈古证今"之作与"影射史学"有本质的区别。

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

台北藏抄本徐亁学《明史》是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拟稿,但学界知其存世乃近年之事,该书的特点、价值等有待进一步探究。经考察,徐乾学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审订史稿。卷首韩方卓序言所载史事与历史情形相符。将此书与万斯同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进行详细的内容比较,徐氏《明史》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取舍方面显示出其在万稿和王稿之间的过渡性特点,三者呈由繁至简的趋势。在记事准确性方面,徐稿对万稿改动较多,但不够精审,以致出现了许多新误,且大部分被王稿、定本《明史》所承袭。总之,徐乾学《明史》在万斯同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对王稿及定本《明史》的成书有较大的贡献。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朱子讲历史之五：历史中的“道理”和“技巧”

这一天，朱子与学生谈《易经》中的“咸卦”，“咸”是“感”的意思，“咸卦”是讲“交相感应”的道理。课堂记录见于《朱子语类》卷七十二。

《新五代史》校正一则

《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本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冬十月……戊寅,高丽使王子太相融来＂[1]。按：此处记载高丽使者的姓名为太相融,身份为王子,皆误。据《高丽史·光宗世家》：＂六年（955）,遣大相王融如周献方物＂[2]。知《高丽史》记载高丽使者的姓名为王融,职官为大相。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

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是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主导思想。在数十年的治史过程中 ,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 ,深刻揭示中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阐释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民族的巨大影响。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抗日战争中 ,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念念不忘推动中国学术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陈垣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 ,强调了文化的个性和以此为基点的文化进化的包容性 ,对于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

一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史学至两宋达到极盛，名家辈出，名著众多，在著作体裁、记述内容和史学思想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到明代，在中国封建制度进入晚期阶段的同时，以“庙堂史学”为基本形式的封建传统史学也开始了它的没落时期。引发这种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封建专制主...

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

《明史》纂修的时间历程甚长 ,在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 ,官方的纂修成绩很小。究其原因 ,是清廷当时仅出于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开设明史馆 ,致使《明史》两次处于既无法实际纂修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近几年 ,有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等见解 ,这是值得商榷的。

欧阳玄与元代史学

元代史学家欧阳玄毕生致力于元皇朝官方的历史编纂工作，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史，并撰论、赞、表、奏。他的史学活动贯穿了元代史学发展之始终，他的史学思想充分反映了元代史学思潮的一些基本特色。因此，研究欧阳玄及其史学成就，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元代史学以至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理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其易学、理学是其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学方面，他敢于疑古，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对《周礼》等也发出疑问。他提出“天理”等范畴，对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他认为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理”，主张编写历史时应以“书人不书天”为基本原则。在史学著作中，主张德政，重民爱民。

行商坐贾与宋代行会的形成

行商坐贾与宋代行会的形成魏天安中国古代的商人传统上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即从事商品贩运业、没有固定营业店铺的商人，“坐贾”即在市内拥有固定铺席、经营方式为“居鬻”的本地商人。行会则是一种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职能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它是城市商品...

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１０００多年的史学实践，对后来的史学批评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也是最为全面的，从其所表现的精神、到体例、史料的运用，甚而到遣辞造句。对于这一批评需要认真予以分析。

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

江藩是纯正的汉学家，在经学上依经立说，有理有据。在史学上叙事简明，实事求是，不为个人恩怨所转移。所撰《汉学师承记》，阐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著述及师承关系，条理分明。但为其汉学家法所限，收采过于狭隘。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

钱大昕之历史考证学在当时享有盛名，并对近代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在于他治史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对历代正史中文字错讹、记载错误等项作系统的考辨，“订千年未正之讹”，把传统考证方法提高到新水平。二是把考证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典籍以外，以金石文字证史，开近代以考古文物证史、“二重证据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识，不仅考史上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且对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故他与只会作琐屑考证者不同。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

朱希祖史学略论

朱希祖是我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在许多史学领域均具有精深造诣。本文论述了他的史学成就,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的治史特色、治史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