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西欧赋税史新论(笔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英国赋税通史”的阶段性成果,各子课题负责人基于方法、视野的考量,根据笔谈论文的特点进行了选题,力求将自己新近的思考呈现给读者。笔谈主要对英国1610年的“大协议”、西欧绝对君主制时代的税收变革、新财政史学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的概念与理论、西欧现代税制的建立、西欧中古早期税制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的问题国内学界还没有研究;有的问题国内外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在作者看来,概念生成和理论建构还存在问题,于是介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看来,笔谈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能对英国乃至欧洲的赋税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的认识和研究有所助益。

衡量古今中西文明形态效度的思想前提——从“李约瑟问题”出发的批判考察

1954年李约瑟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此提问关乎人类如何告别传统和再出发。我们需对问题本身作思想前提批判,在文明转型中把握它的内外矛盾,避免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上片面地作出规定。总的来说,衡量文明效度有如下因素:有些因素是一切有生存实践活动的民族所共有的,将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的是它们的生存实践活动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物的追问方式等;有些因素是某种类型的文明所特有的,但它能扩展到一切人类创造物中,并作为人类历史共同体的共同呼吸贯穿每一文明。科学或知识位于文明形态塑形的最可度量者之中。西方抽象的个人、异化的技术远离文明的肯定性本原。任何一种文明不能从一个现成已有的民族那里产生出来,有效文明不能自顾自地存在。文明只能作为人类共同体纽带的表现而存在。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四大文明”是中日两国世界史的“常识”。近年,两国分别有学者指出,“四大文明”学说只在本国通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通过查找史料得知,“四大文明”学说源于卡尔·李特尔、卡普、西莱和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历史学家,之后东亚的知识分子将其进行了概念化。这一传播过程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文明学等学术领域的界限,是东西方知识分子对话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对话。

西方“世界文明史”中国形象书写研究

西方“世界文明史”以及各学科史书写的中国形象,存在遮蔽、误读以至歪曲中国历史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持续在“停滞的帝国”“缺席的存在”“令人恐惧的对手”三种所谓“特征”中往复循环。在文明互鉴大局观和全球治理思想新形势下,中国学术界应重审西方“世界文明史”书写构建的中国形象,反思西方式“世界文明史”框架,批判西方式文明观和话语模式。更应采取积极行动,联合全世界学者,重写世界文明史,建立有益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世界文明观,展现客观、全面的中国形象,推动世界文明史走向真正“世界性”的、开放的协商编写阶段。

丝路传奇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评《丝绸、瓷器与人间天堂》

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首位同时完成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方商人,留下了翔实的文字记录《马可·波罗行纪》。他以崇高、美好的叙述方式向西方展现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东方世界。劳伦斯·贝尔格林查阅六种语言的文献史料,追溯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以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双重视角重新诠释了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到香都的旅行。他通过引用伊塔洛·卡尔维诺有关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对话机制,为人们打开了马可·波罗的世界。拥有贵族头衔的马可·波罗非常善于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迎合周围人的猎奇心理,为忽必烈、码头搬运工、船夫等不同的听众讲述伟大的商业冒险和传奇的东方之旅。传记还引用了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创作的诗歌《忽必烈汗》,为这部传记营造了浪漫主义的叙事氛围。

问题与走向:基于丝路物证考鉴的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审视

东北亚丝绸之路衍生于“丝绸之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历史上出土的许多重要的丝绸制品,都是东北亚丝绸之路客观存在的重要依据。并且,以往对东北历史的朝贡道、古代交通、廊道文化、流域文明、民族筑城、稻作传播、海上丝绸之路、辽代鹰路、金代站铺、《燕行录》研究、水达达路、海西东水陆城站、清代的噶栅、驿道驿站、黄金之路、黑貂之路的研究,也能够依托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平台不断充实“丝路”的研究内容。文章基于对东北地区丝绸之路出土的古代丝织品的考鉴,审视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问题,以期通过反思问题,能够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发现并填补研究中的空白,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从而更好地利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重写文明史:为何重写,如何重写?(笔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明互鉴”和“文明探源”发表重要讲话。在2022年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题,再次就“中国文明历史研究”需要重点抓好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工作中,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19世纪早期传教士中医海外译介活动考察--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中心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19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首部汉英英汉词典,译介了中国政治、历史、地理、宗教、医药等方面的内容,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通过《华英字典》文本内的中医译介概况、译介动因、译介特色及译介影响等内容探讨马礼逊的中医海外译介活动,以期为当代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17-19世纪西人眼中的中医针灸

17—19世纪是欧洲人对中医针灸进行探究的起始阶段,也是中西医学体系、文化信仰展开碰撞、对话的阶段。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以及来华传教士是中医针灸西传的主要译介主体,他们发回欧洲的书信、报告、译作等共同构成了西方针灸知识的主要来源。西人对针灸的态度随着社会发展、文明强弱等因素逐渐发生改变,由最初接触针灸产生的惊奇、赞叹转变为质疑、嘲讽。探究中医西传初期西人眼中的针灸形象及其对针灸态度产生变化的原因能够为当今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带来启示。

重写文明史

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史)的认知与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中国的“春秋话语”,是孔子撰写《春秋》,从历史叙述和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同样,西方的话语权,也是从撰写世界文明史中确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对东方文明的贬低,还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正式提出了“轴心时期”这一话语,都是在文明史的叙述和阐释中展开和形成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重大命题,是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力的纠正和批判,对本土文明的世界文明级的贡献做到充分自信和自觉,在重写文明史中建设中国话语,并借助文明史重写之势,推动各个学科史知识体系的重构与话语建设。“重写文明史”是一个号召,是从文明史话语叙述、话语言说、话语阐释这个根柢上面,着手建立中国话语的一条重要路径和一个重大举措,是推进文明互鉴的时代新课题。我们期待中国学者携手国际学者,团结全世界学术界,以实事求是的作风重写文明史,重新研究文明互鉴史实,并在言说与阐释中进一步确立各个学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观,书写符合人类历史原貌的文明史,并进一步以文明史实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明史实洞鉴国际形势百变的全球治理格局,以中国话语揭示文明互鉴演进的客观规律。

中非交往视野下的文明史观——读沈福伟《中国与非洲:3000年交往史》

近代以来,中非交往史日渐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涌现诸多大家及学术专著。《中国与非洲:3000年交往史》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非关系研究的具有集大成意义的重要著述。本文在中非交往的大视野下,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这本书所反映的文明史观进行解读:其一,文明的传递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其二,任何文明都只有在开放而非封闭、排外的环境中才能健康发展;其三,任何文明都是平等的,可能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但不存在优秀与低劣之分;其四,文明交往是必然的,不会因自然或人为因素而中断。以期为我国当下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供不同角度的借鉴。

首届东北亚丝路与流域文明论坛 第八届黑龙江流域暨远东学术研讨会在黑河学院召开

2023年10月17日,由黑河学院主办的首届东北亚丝路与流域文明论坛·第八届黑龙江流域暨远东学术研讨会在黑河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共同见证“东北亚丝路与流域文明研究中心”揭牌。

智能时代的物性基础与人性制约——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文明是物性与人性的双向打开。智能化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人性特点,塑料化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物性特点。智能化是文明的发展趋势,但智能化(包括ChatGPT)始终受到材料、感性、物性、人性的制约,能否生成将人性与物性更为有机融合的新材料、新装备,是评价智能化发展水平的基础指标。塑料使文明的营建方式、存在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塑料是天然的平等派,促进了文明的平等化;塑料是天然的效率派,促进了文明的高速化;塑料也是天然的当下派、形式派,深化了文明的表层化、涂层化;现代文明具有深刻的塑料性,也是一种塑料文明。智能技术与塑料技术的结合,助推了文明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也使文明的形式主义化、涂层化进入新阶段:一种可感、可视、可触、可用的新异化。统筹文明发展的目的与动力,把握文明生态的基础与结构,优化推进文明的行为与机制,回归、守护、弘扬质朴性这一根基性的文明基因、文明密码,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中东地区古代文明的交流与传播:以波斯帝国为例

本研究以波斯帝国为例,探讨了中东地区古代文明的交流与传播。首先,对波斯帝国进行了概述,并阐述了中东地区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背景和意义。其次,详细讲述了波斯帝国的建立与扩张过程,分析了其形成过程和扩张与征服的历史。接下来,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波斯帝国与中东地区古代文明的交流,包括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伊朗高原文明的交流。然后,分析了波斯帝国对古代文明传播的贡献,包括对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和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本研究探讨了波斯帝国在中东地区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中的地位与影响,强调了其桥梁地位和深远影响。最后,对波斯帝国在中东地区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中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论人类灾荒史上的科技防灾减灾问题

一万年前后发生的农业革命亦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农业革命突破了季节性饥荒的天然屏障,从而使人类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充分机会。然而,农业生产始终面临着风灾、水灾、旱灾和虫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防止和减少灾害影响并提高农业产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农业时代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连年累月的饥荒问题,同时传统农耕生产中防灾减灾科技手段的普遍运用又破解了人口增长与粮食长期供给不足的难题。随着灾害问题日趋复杂化,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科技防灾减灾密不可分,今后在防灾减灾救灾事业中应该且必须更加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16世纪中国地图的欧洲传播

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地图是交通航路的指南,也是了解彼此最直观和便捷的途径。16世纪,伴随西方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中国地图和地理书籍通过军事人员、商人、使节、传教士传入欧洲。它们在欧洲的传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葡萄牙、西班牙对中国的军事征服政策和商业往来,也揭示了中国与欧洲文明早期交往中的不同认知。

重写文明史:为何重写,如何重写?(笔谈续)

本期笔谈刊载四位海外学者关于“重写文明史”的讨论成果,作者分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美国《比较文学评论》主编、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Thomas O.BeeBee),印度海德拉巴外国语大学教授伊普希塔·茜达(Ipshita Chanda),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王斌华。多元的学术背景为相关讨论带来了全球多元视角,体现出通过“重写文明史”超越单一文明史观,在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