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地区女祭司的经济活动研究

古巴比伦时期,女祭司在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买卖和租赁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在动产的租赁中,他们也经常以债权人的身份出现。古巴比伦时期的社会经济中,女祭司阶层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

统一视角下的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研究——以《汉穆腊比法典》、书信和铭文为依据

经过30余年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征服,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于公元前1755年重建了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权,结束了该地区200余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文化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新兴的巴比伦帝国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汉穆腊比法典》、铭文和书信等出土文献表明,他承继了两河流域原有的国家治理传统,以“王权神授”的理念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的指导下,以法确立和维护巴比伦的社会秩序,保护其臣民的财产权利和生命安全。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的理念和举措,为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治理理念和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人本主义因素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是一种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的宗教。深入其内部,可见具有神人合一而以人为本的结构特点,系浓厚的人本主义因素使然。由此决定,才表现出世俗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外部特征,这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实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初源头。

西历演变撷要

公元前１世纪，儒略历在吸收古代东方民族历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于教皇格列高里在位的１６世纪末期得以改进，形成儒略———格列高里历即所谓西历，又因近代被多数国家先后采纳而泛称公历。公历剔除了西历中的基督教色彩，没有拉丁文月份名称的移植，不至令人忆及主要属于西方传统的儒略·凯撒、奥古斯都的统治。然而，公历作为一部相当完善的阳历。

古巴比伦社会存在债务奴隶制吗?

古巴比伦社会是否存在债务奴隶制 ?我国西亚古史学家多持肯定意见。他们的依据是国内通行汉译本《汉穆拉比法典》 ,特别是第 1 1 7条的规定。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研究 ,特别是《汉穆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原文释读的进步 ,西方学者有了一些新发现。根据他们研究的成果 ,汉译本第 1 1 7条中的“债务”、“出卖”和“债奴”这几个关键语词应作“义务”、“抵押”和“人质”或“抵押物”解。法典承认自由民因负法律责任而抵押妻子做人质的行为是合法的 ,但明文规定这些人质在债主家里不得受到虐待 ,服役期限是三年 ,第四年则必须结束服役 ,因而他们不是奴隶 ,更不是因偿还债务而遭受奴役的债务奴隶。《汉穆拉比法典》没有支持和保护债务奴隶制的规定 ,相反却有许多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奴役 ,从而避免债务奴隶制的规定。与古希腊罗马早期奴隶制社会相比 ,古巴比伦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债务奴隶制 ,得益于《汉穆拉比法典》

古巴比伦法典与秦汉法典比较:私有奴隶制和国家公有奴隶制

通过对古巴比伦法典和秦汉法典的分析,发现古巴比伦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家庭私有奴隶制阶段,其奴隶基本上来自外族和债务,国家对本族奴隶的数量要求不大,法律处死罪犯而不是沦为奴隶,无株连罪犯亲属为奴隶法。秦汉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公有奴隶制阶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隶外,奴隶制帝国还大量使用公有国家奴隶。国家奴隶来源部分为战俘,更多的是帝国刑法将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沦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奴隶,没有像巴比伦那样大批处死罪人。为了防止奴隶逃亡,两河流域和中华文明奴隶社会都通过发型和肉刑给奴隶打上识别记号。秦汉国家的严酷的奴隶制法律加强了国家和君主的权力,获得大量的最低成本劳动力,由此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国家水利工程和征服战争。

古巴比伦婚姻习俗若干问题的再考察

长期以来 ,法制史家和亚述学家分别依据《汉穆拉比法典》有关婚姻的条款和古巴比伦时期有关婚姻的文献来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习俗 ,然而 ,他们的研究方法以及某些结论值得商榷。童养媳、婚约、聘金以及离婚权等问题的研究表明 ,只有将《汉穆拉比法典》有关婚姻的条款与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文献相结合 ,才能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习俗问题。上述问题的研究还表明 ,古巴比伦妇女在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 。

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作为地理概念的“苏美尔”

一般认为古代巴比伦尼亚地区地分南北,即"苏美尔和阿卡德",二者大体以传统的巴比伦尼亚宗教中心尼普尔为界,以南为苏美尔故乡,以北为阿卡德腹地。但这样的区域划分不能直接应用于阿卡德王朝之前的两河流域。至少"苏美尔"作为地区概念,其本义及其在早王朝时期文献中的所指范围都不清楚。在此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将"苏美尔"概念解释为"恩尼基地区",从而将后世的"苏美尔"和早王朝时期的传统联系起来。只是这样的看法会导致对早期苏美尔语资料和阿卡德语资料解读上的自相矛盾,因此需要重新审视。早期阿卡德语资料表明,阿卡德语中的"苏美尔"很可能是对苏美尔语"本土"一词的阿卡德语化和名词化。这是对"苏美尔"从作为"本土"的文化概念到有具体所指的地理概念更为合理的认识,并能够得到现存证据一致的支持。根据这样的理解,恩尼基的地名和"苏美尔"地区概念之间仍然可能存在关联,但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不直接,而且彼此渊源可能要上溯到史前时期。

古巴比伦时期土地租金问题研究

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和古代语言文字的障碍,国内学者对于古巴比伦时期土地租金问题的研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以古巴比伦时期的土地租赁契约对土地租赁中的租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可得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租金的种类并不是单一的大麦,其他作物及制成品也可作为租金。租金的比率也多种多样,熟地、荒地、果园地等不同土地类型的租金比率各不相同;同一土地类型的租金在不同的时期内,租金比率也存在着变化。土地租赁活动在古巴比伦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古巴比伦法官判案不援引《汉穆拉比法典》原因探析——以古巴比伦王国司法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关于《汉穆拉比法典》性质的争议聚焦于该法典法律效力,究其原因在于古巴比伦王国的审判记录从未明确提及它,然而,个中原因十分复杂:首先,汉穆拉比可能在临终之际颁布了《汉穆拉比法典》,根本无暇实施,其子孙面临内忧外患,不可能强力推行它;其次,虽然汉穆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广阔区域,但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尚未完备,地方法官和审判机构掌握相当大的司法权;再次,古巴比伦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地的惯例,有时也要遵照国王的敕令,但后者大多属于国王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指示而非普遍意义的审判原则,敕令不可能是《汉穆拉比法典》。总之,古巴比伦法官未曾援引《汉穆拉比法典》判案,既受它因政治环境而未曾广泛实施的影响,又涉及王权与地方势力在司法权方面的角力,还牵涉习惯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古巴比伦法官断案不引用《汉穆拉比法典》并不能成为否定其性质的主要依据。

从立法精神看巴比伦法的人本观

按照传统的史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在涉及人本主义这个论题时,最多都只能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只有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在古罗马的私法中发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根源。而对古巴比伦法的分析发现,《汉谟拉比法典》所体现出的立法精神,反映出了明显的人本主义思想,即以法律上的"人"为本,以阿维鲁公民为本,从而探寻了整个人类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

论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586年发生的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巴比伦囚虏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犹太历史的发展、对于犹太教的最终形成、对于犹太民族的存亡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不是犹太历史的终结,而是犹太民族一种更有意义生活的开始。本文围绕巴比伦囚虏事件,开展对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古巴比伦王朝西帕尔城奴隶买卖契约研究

作为古巴比伦王朝北部名城,西帕尔城的繁荣离不开奴隶阶层的参与和劳作。奴隶买卖楔形文书所记录的奴隶交易是西帕尔城重要的商业活动,王朝前期和后期的文书在奴隶来源、用途、价格和交易人身份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西帕尔城奴隶交易的复合社会文化特色。为了保证交易的有效和可控性,规避商业风险,每份楔形文书从抽象仪式到文字规约都详细厘定交易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本文对奴隶交易模式及影响因素的探析,可以管窥西帕尔城乃至古代两河流域的经济商业活动及社会历史图景。

试论文明初期美索不达米亚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实践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国家治理中,充分重视意识形态管理,通过王权神化,强化王权至尊。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注重推行意识形态的统一,巩固帝国统治。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实践告诉我们,加强意识形态管理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是保持国家稳定和有序的必要手段。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治理结构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经历了城邦时期、统一国家时期和帝国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呈现了不同的特征,其管理模式和国家治理结构也便相应地有所不同。从早期的"军事民主制"到后来中央集权下的城市自治等,都可以看做现代国家管理模式或治理结构的根源,这对我们理解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古巴比伦时期动产借贷活动中各方身份探析

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较为发达的商业经济,动产借贷活动也异常活跃。在动产借贷活动中,债权人、债务人及证人的身份地位无疑是一个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选题。通过对大量借贷契约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出神职人员、各级政府官员和军事官员、贫困下层自由民等各种人群都积极参与到借贷活动中。神职人员的广泛参与,显示了宗教在两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巴比伦时期女祭司“家庭养老”习俗探析

古巴比伦时期兴起了一个女祭司阶层,这些女祭司献身于神,大多住在修道院里从事宗教活动,她们一般不能结婚,不能生育后代,晚年如何养老是她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史料发现,她们解决晚年养老问题的方式主要有依靠兄弟养老、收养子女养老、依靠来自父母的财产养老和个人养老等多种家庭养老模式。女祭司通过多种养老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自己晚年的养老问题。

古巴比伦时期房产买卖活动论析

古巴比伦时期,房产买卖开始活跃起来,房屋及房基地的买卖成为普通人的商业活动。古巴比伦时期形成了较完备的房产买卖契约,用于买卖的房产面积一般在1沙尔左右,价格变化较大。在房产买卖活动中,一般的平民阶层是房产买卖的主要人群,而女祭司等富人也积极地参与其中。活跃的房产买卖活动反映了古巴比伦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

从民间契约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兼论《汉穆腊比法典》中借贷利率的非现实性

古巴比伦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社会,存在着较多的动产借贷行为。大量民间借贷契约显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借贷利率。这些借贷利率大多与《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借贷利率不一致,法典中所规定的借贷利率并不能反映当时借贷活动的实际。古巴比伦时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借贷利率,而是多种借贷利率共同使用。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借贷活动时,不能盲从《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规定,而要结合更多的民间借贷契约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更加深入地还原历史、认识历史。

古巴比伦时期诸种土地类型的买卖活动

古巴比伦时期,土地买卖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私人经济活动。用于交易的土地类型多种多样,农田、房基地、打谷场、废墟地、空地等都可以自由买卖。此外,在土地交换中也涉及了不同类型的土地。用于买卖或交换的土地类型的多样化,反映了古巴比伦时期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于私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