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汉海权论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建构

美国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后,在近代重商主义思潮、传统海权观念、海洋局势及国际格局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经历了本土化建构的过程。清末,出现竞争利权和守土防御的海权思想,并扩展了海权的内涵,引申出领海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含义。民国前期,海权论的本土化建构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后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探讨列强海上军事实力的博弈。民国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根据战争形势论述了海权与陆权、空权的关系,对马汉海权论进行了补充,从而形成了陆海空三者结合的海权理论。国人还根据新的海权理论,对本国海权建设建言献策,提出了以本土防御为中心,包括内外线互补、海陆空结合的海权建设战略,这为战后收回台湾岛和南海诸岛、恢复领海主权提供了思想基础。

“拯救儿童运动”研究:历史、现状与趋势

19世纪全球性的“拯救儿童运动”针对的是因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孤儿、流浪儿和不守法纪儿童问题,拯救儿童的思想涵盖了儿童生活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儿童的成长需要呵护,其越轨行为也应受到惩戒。“拯救儿童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将个人经历或机构活动编辑成册留存后世,成为“拯救儿童运动”的最早书写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以后,安东尼·普拉特《儿童拯救者》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对“拯救儿童运动”主体、动机和方式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七八十年代以后,“拯救儿童运动”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与之有关的各类活动相继成为研究主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低龄化趋势使更多的研究者聚焦青少年法庭的功用问题。

文明互鉴视角下鸦片战争前中美茶叶贸易及其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中美关系最初是由茶叶贸易发展起来的。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自纽约首航抵达广州,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是中美两国初步建立直接贸易的时期。这一时期,华茶在输美货物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美茶叶贸易发展的过程也是中美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在中美文明互鉴、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华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以高势能文化的姿态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芳伯与西婆罗洲兰芳公司史事考论

18世纪后期,客家人罗芳伯等在西婆罗洲建立兰芳公司,前后维系一个世纪有余。本文考核相关史事,认为该公司不曾建元,罗芳伯并未称“大唐总长”,“兰芳大总制”不是兰芳公司自称,是荷兰殖民当局授予兰芳公司第六位“太哥”刘台二的头衔。罗香林对罗芳伯的研究有开辟之功,但也包含若干渲染、误判。兰芳公司及18、19世纪西婆罗洲的多家华人公司都曾被称为“共和”政权,着眼点在于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领导人由公众推举产生,共同体成员之间日常关系接近平等。虽然这些公司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共和国,但毕竟是中国民众迁徙到另一片土地之后,选择建立的具有共和、民主意味的政权体系。这种选择的基础包括中国传统村社组织和帮会传统,也涉及比较晚近在华南形成的“公司”新传统。移民婆罗洲的华人背后没有强大支持力量,仅以实现社区性生存与获得财富为目标,最终无法对抗荷印殖民当局的宰割。

近代犹太史学范式演变研究

19世纪受犹太文化危机和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隐匿于历史长河的犹太史学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犹太史学作为近代西方史学新出现的一个分支,经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和社团民族史等几种不同史学范式的发展后,逐渐走向成熟。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它既反映了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同时又形成了一些与主流学界不同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近代犹太史学知识分子对犹太政治解放的诉求上,而犹太史学范式的演变又对德国犹太社会、德国学术以及后来犹太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世”可受掌控吗——对现代化方案的一种思考

于“人类世”中兴起的生态现代主义代表着一种乐观的现代化模式,相信“人类世”是可受掌控的,人类的掌控能够促成人类繁荣与世界生机勃勃。罗萨借由“不受掌控”思想,提出了一种以“共鸣”为核心、更具现实性的现代化模式,坚信世界本就是不受掌控的,“全面掌控”会使得世界呈现出更为根本的不受掌控,这恰好印证了生态现代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但是,这两种现代化模式,既未能妥善回答“人类世”可否受掌控的议题,也未能引领人类走向美好未来。对此,人类需要基于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继续探寻“人类世”可否受掌控的谜底,创造出一种适应“人类世”的现代化方案。

世界格局变化中的美伊关系——基于历史视角与全球视角的思考

美伊关系的形成是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今美伊关系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关系,是世界格局中重大矛盾的体现,关系到世界格局变化的走向。北约成立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多,而且不断东扩,其本身的变化趋势也是国际格局演变趋势的一种体现。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伊朗,将是阻挡北约东扩的重要力量。通过加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伊朗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增强伊朗保持社会稳定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着力巩固和加强中伊关系,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地区发展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帝国扩张中的种族医学——以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西非黑人“种族免疫力”的研究为例

热带病是近代英帝国向热带地区扩张面临的主要自然障碍之一。19世纪,由于西非地区白人殖民者的极高疾病死亡率,该地也被英国人冠以“白人坟墓”的称谓。起初,英国医学界奉行一种“适应病”理论来应对上述问题。然而,通过一系列的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英国医学界逐渐认为白人在体质上无法适应“不健康”的西非热带环境,而西非黑人则对热带环境具有某种“种族免疫力”,他们不易患上那些对白人而言十分致命的热带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医学认识从殖民观念和殖民策略等层面影响了英帝国在西非的扩张,促使英国殖民者由以白人为主导的直接殖民模式,逐步转向依靠“土著代理人”的间接殖民模式,并塑造了最终形成的英属西非殖民地的种族结构和权力关系。此外,这种医学认识也将西非黑人对某些疾病的免疫力视为其生理和精神“缺陷”的副产品。这同样是一种对黑人身心特质的歧视性构建,是一种为英帝国扩张树立“合法性”的“权力叙事”。

西班牙大帆船“科瓦东加圣母”号被俘始末与清朝的介入

詹金斯之耳战争期间,西班牙大帆船“科瓦东加圣母”号被英国军舰“百夫长”号在菲律宾海域俘获。中国被卷入此次英西纠纷中,成为英国军舰的休整地,西班牙俘虏的释放地,西班牙人向英国复仇的目的地。学界此前较少关注中国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英、西三方的互动,尚未综合利用三国原始文献。该事件可以充分反映出18世纪全球联系愈加密切的背景下欧洲全面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清朝应对国际争端的方式。中国之所以与该事件产生关联,源于18世纪中叶英国海军着力破坏西班牙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网络,欧洲全面战争蔓延到了更广阔的地域,符合欧洲殖民争霸的历史趋势。而中国的港口具有安全性高、物资充盈、国际贸易发达、信息交流通畅等特征,增加了中国被卷入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在大帆船被俘前后,中国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场域。英、西两国人员基于各自帝国的利益行事,具有挑战清朝秩序的倾向,却又受其制约。清朝官员原则上不干涉境外的国际纠纷,但对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表现出了外邦不易撼动的绝对权威。他们着力维护海防稳定,同时坚持怀柔远人原则,既阻止了英、西两国船舰在中国作乱,又保障了“百夫长”号的正常补给,促成大部分西班牙俘虏的释放。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官员对姿态强硬的英国海军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未阻止英国人强留少量俘虏的行为,反而在奏文中过度歌颂地方政绩,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海防隐患。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保证海疆安宁、推动夷商和谐相处、弘扬大国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解读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源自德国独立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对欧洲与美国铁路差异的初步兴趣,在书写过程中逐步拓展为对19世纪空间、时间和工业化精神的全面勘探。该书背景植根于工业革命时期铁路的诞生及其对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城市规划和技术演进的深刻影响,其对理解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具有宝贵价值。作者将铁路发展比作工业革命本身的进程,通过这个透镜来审视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组织以及人们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知。

《多罗枢机使团史》初探

《多罗枢机使团史》是一部18世纪罗马教廷内部传阅的文献汇编,包含了首位访华特使多罗的书信和报告,记录了其出使的缘由和经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文献一直未能完整出版,至今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塔图书馆之中。《多罗枢机使团史》与耶稣会的档案形成互补,但了解其内容的国内外学者却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这部文献进行初步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旨在揭示教廷出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修复过于粗疏的历史细节,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窗口。

尼古拉·斯帕法里来华取道考论

1675年,斯帕法里受沙皇派遣来华前,沙皇选定了经由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深入中国腹地的两条路线。斯帕法里从莫斯科出发后,选择避开卫拉特蒙古地区,并非仅仅因为卫拉特地区的战争,不利的自然条件尤其托博尔斯克的基督教神父克里让尼奇从政治与经济角度给予的建议,对他的决策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斯帕法里避开喀尔喀蒙古地区,土谢图汗态度的转变亦非决定性因素,一旦抵达中国正北方边境城市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令他不得不重新权衡。他在叶尼塞斯克得知俄国人在此路线的商业优势已不复存在,促使他最终转而开辟经色楞格斯克和达斡尔地区直接抵达中国的新路线,这条路线对俄国政治、经济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罗马法精神的近代嬗变与价值研究

罗马法精神既包括罗马法的法律条文,又包括其立法原则、编撰体例、编撰流程等内容。罗马法精神的近代嬗变一方面体现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据国情对罗马法内容及其精神的改良中,另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对罗马法宗教神学因素的批判中。在近代西方国家对罗马法编撰流程、法律内容、编撰体例的借鉴中以及马克思法学观对罗马法的扬弃中,罗马法精神的价值得到了具体体现。

一战时期中美棉花贸易的发展

棉花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近代时棉花的质量和产量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棉花贸易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市场的缺失,美国市场地位的提高,其他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以及中国一大批先进资产阶级实业家积极投身棉业等多方因素造成的。当然进步之外,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中美贸易关系的不平等及中国产业结构较弱等。总的来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抓住时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促进了国家贸易发展,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改善都产生了长远影响。

从“东方主义”到“东方外交”:范贝里《中亚纪行》中的中亚形象

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范贝里穿越中亚大陆,探访土库曼部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以亲身经历著有《中亚纪行》,因此闻名欧洲乃至全世界。他的著作中的“东方”“中亚”“伊斯兰世界”形象,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的特点和跨文化认识的局限。他终生所从事的“东方学”研究,其实质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范贝里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英俄中亚争霸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他的著述和公共活动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并且,有文献证明他与英国政府情报机构保持了特殊关系。他在这一时期的“东方外交”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浅析十七世纪中日与荷兰陶瓷贸易变化及其原因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16—17世纪最大的垄断商业组织,该公司的商业版图遍布世界,该公司从中国带回欧洲的陶瓷在欧洲卷起了一股中国陶瓷热。但是在清朝政府所颁布的海禁政策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下,破坏了中国瓷业,导致了中国陶瓷出口额锐减。同一时期,日本陶瓷产业刚刚成熟,面对世界市场对陶瓷大批量的需求,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把视野转移到了发展迅速的日本。日本在东印度公司大量订货的重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陶瓷样式,吸收中国陶瓷技术,日本制瓷器在技术、规模和质量上都向中国靠拢。1690年中国重回国际陶瓷市场,并且后来者居上,并于1750年重新回到陶瓷霸主的位置,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亚洲与欧洲贸易的主要桥梁,对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数量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角度,通过分析当时中日的产品、政策和其他因素,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中日外销瓷时,做出市场决策的原因。

西方国家近代史上的育婴农场及其异常行为

西方国家近代史上的育婴农场主要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育婴农场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因缺乏正规托育机构而在民间兴起的一种托育方式,主要解决职业女性的托育问题,类似今天的日托。大多数育婴农场只是普通工人或农民借此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他们以收费方式提供照看婴儿服务或为婴儿找寻收养家庭。育婴农场中确实存在疏于照顾、虐待甚至贩卖婴儿的行为。这类行为经由媒体的过度渲染,加上高企的婴儿死亡率使之被泛化为处理非婚生婴儿的方式。育婴农场及其存在的异常行为折射出女性就业、托育和国家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

瓷器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载体,近代早期的欧洲正是通过对瓷器的认识建构了中国文化。中国瓷器的外销由葡萄牙拉开帷幕,但真正使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的是17世纪崛起的荷兰。在中荷瓷器贸易的初期,瓷器作为奢侈品成为王公贵族使用和收藏的对象,随着中荷瓷器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瓷器从上流社会追求的奢侈品成为欧洲普通民众不可或缺的餐饮具。该文选取明末清初的17—18世纪作为时间节点,探讨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的背景、经过及对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旨在探究历史事实,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造了现代国际体系吗

本文分析了有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传统观点,指出了这种叙述的明显问题。通过回顾该和约文本并参考广泛的历史背景,本文阐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身无法佐证现代国际法中“主权国家”等概念。传统叙述忽略了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反映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本文驳斥了这种叙述,呼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研究框架,平等对待各种历史经验。非西方学者应增强独立思考能力,发展多元视角,以推动知识生产的去等级化进程。

地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近代以来,国家构建通常有着诸多不同的路径选择,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民族性”,而忽略了“领土性”,后者作为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一项独立要素,是基于地理和空间的尺度,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由地图来呈现和表达的。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以前,这种地缘性的领土国家建设及其测绘制图的实践就已然出现,尤其是在17世纪后的欧洲,地图既是一种“显示器”,反映了外部的边界划定与内部的国土整合,也是一种“助推器”,促成了阅读、出版和传播基础上的意识形塑与认同构建,这两者互为表里,共同促成了疆域与国家历史书写的新面貌。地图的制作、编纂及其政治过程也就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文字的、关于近代国家的图像志记载,而梳理这种地图之上的国家叙事不仅可以修补现有的国家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动一种综合了科学史、文化史与政治史的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