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奇使命与战后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战略的建构(1948—1950)

1948年,受冷战局势影响,美国对日政策开始从抑制转向扶持的重大转变。《经济稳定九原则》出台前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与驻日盟军围绕日本经济复兴问题发生激烈对抗。由于杜鲁门总统的干预,国务院与陆军部最终取得对日经济改革的主导权,并确定道奇使团赴日计划,道奇使命由此启动。道奇主持改革期间,陆军部试图寻求同国务院在促成日本—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上的合作关系,但其策略遭到国务院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远东局势进一步变化,同时日本经济受道奇路线影响出现波动,急需拓展海外市场,构建远东经济一体化迫在眉睫。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国务院与陆军部初步达成妥协,加快了日本—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围绕道奇使命展开的各方辩论不仅导致占领事务主导权从占领当局转向以国务院与陆军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而且在实现对日经济复兴战略建构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美国的远东冷战战略。

后冷战时期北约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分析

北约管理制度涉及四个方面:政治与军事领导层、官僚机构、武装力量、议员大会。该制度的特点包括:强调合作与协商,强调一致性原则,强调持续改革,强调大国优先与大国决策,强调灵活性与实用性。但是该制度在目标、路径与手段等方面存在缺陷,而且相对松散,缺乏权力集中;在政府合作架构中谋求妥协;运作成本高,功效有限。虽然该制度有较强关联性,对维系并推动北约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顽固与偏执观念、思想与现实基础薄弱等限制了其功用。

浅论战后初期美国与英国亚太安全体制的分歧

20世纪初,美国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提高,华盛顿决策者紧锣密鼓“恢复已经被日本扩张打破的远东地区的平衡”,这加快了美国从“大洋”走向“大陆”、再走向“大洋”的进程。英国在二战后霸权衰落以及自治领土要求脱离控制的状况与美国形成强烈反差。战后美国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进一步蔓延,使得该地区的既有“领主”英国发出反对的声音,拒绝美国一手“包办”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政策,不承认将英国排除在外的关于该地区的防御措施。值得注意的是,美英的竞争有两个特点:(一)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在美英霸权争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美英矛盾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同,表现为非根本性矛盾,美英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族群基础,两者常常在妥协中实现合作,而并非发展到相互对抗的地步。

推进中英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54年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

1950年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英关系因多种因素处于紧张状态,直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1954年8月15日至9月1日,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是日内瓦会议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代表团,工党代表团的访问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促进了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是代表团与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强化了双方的信任与合作意愿。此次访问标志着中英关系在非官方层面上的显著提升,为两国在冷战背景下的和平共处及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美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对老挝政策对比研究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会议,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会议中就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半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并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了和平协定。而其中的老挝问题,常被当作印度支那问题中一个并不重要的部分,甚至被看作越南问题的附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研究者忽视。中美在老挝问题上的不同,是僵化的对抗政策与较为灵活和平共处政策的对比,在对待弱小的国家较为灵活的和平共处政策无疑是更合适的。对于大多数弱小国家而言,在拥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较为宽容友好的大国,而非奉行遏制与对抗的强国。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关于老挝问题的外交交锋,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通过对中美双方关于老挝问题的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为当下中国在中美竞争和合作中如何处理与周边邻近国家的关系提供借鉴。

论印度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政策

独立后的印度将维护世界和平、推动非殖民化作为外交准则,并意识到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价值,发展贸易并试图强化其在印度洋的大国地位,这一理念在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得以体现。1956年10月31日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冷战时期重要的事件之一。由于阿斯旺水坝事件,纳赛尔决定将运河收归国有,以便解决水坝建设的资金问题,这引起了英法的不满,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了危机。印度的外交政策是支持埃及的国有化政策,和平解决,反对侵略。印度的斡旋贯穿整场危机,始终身处危机前沿并发挥调解作用。印度应对危机的态度及外交活动,既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维护和平的诉求。印度的做法不仅推动了危机化解,还对自身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

近代是英美关系发展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在此过程中,国际体系及其变更、地缘政治、心理要素与文化制度的认同、新兴强国崛起和国家战略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英美历史性接近的结果,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开始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的逐步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整体和平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二战后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无世界大战的局面,是因为二战变更了时代主题;改变了战后世界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对比;规定了战后局部战争的走向。

沈阳审判与纽伦堡、东京、南京审判比较研究

1956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现今沈阳北陵电影院旧址,对侵华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历史性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特殊的宽大政策,日本战犯也都表示诚心悔过,在自己余生中愿为中日两国人民的长久友谊做一点贡献。沈阳审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当然首先是中国政府的英明决策,但与总结和借鉴纽伦堡、东京和南京审判的经验,也有密切的关系。纽伦堡审判开创了审判战犯这种模式的先河,并针对审判二战战犯制定了相应的罪名,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东京和南京审判相继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情形,这些都对沈阳审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在美国的控制下先后经历了从实物赔偿到劳务赔偿再到资本赔偿的变迁。随着对东南亚的赔偿最终被纳入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轨道 。

美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及其经验

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将给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造成极大的压力,为此,美国政府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了改革,其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发展多元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增收社会保障工薪税、提高退休年龄、抑制提前退休和加快养老金的私营化进程等。美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立足长远、未雨绸缪,利用优势、注意全社会参与等经验是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

美国对日政策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在这场国际大审判中 ,美国自始至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法庭组织、法庭宪章起草、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取证及被告的确定、起诉及法庭辩论等阶段 ,美国都做了大量工作 ,为审判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但是 ,另一方面 ,在东京审判期间 ,美国利用其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把美国的利益凌驾于盟国之上 ,独断行事 ,并对免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大批释放在押战犯 ,负有主要责任。

德日对二战反省的差异及其原因

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同盟的覆灭而告终结。60年后的今天,德日两国对其侵略行径的反省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国对二战反省的态度、对战争的赔偿、教科书的编写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截然不同的原因,从客观上来看有战后战胜国对两国的处理、两国地缘政治不同的因素;从主观上来说有两国民族性格和宗教观相异的因素;中国的政策也不利于日本的认罪和赔偿。

是"争夺领导权"还是争取平等——论中苏论争的实质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苏同盟关系中,由于中国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而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对此,作者认为,中国没有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而不平等的党际与国家关系才是中苏同盟关系恶化的实质所在。本文通过对大量史实的梳理,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 60年代 ,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 ,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 ,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 ,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 ,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 ,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 ,美蒋最终达成妥协 ,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

中共关于解放台湾战役的最初想法比较简单,1949年夏天的计划是一年后攻占台湾,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在1949年冬季占领台湾;金门、登步岛作战失利后决定分两步走,先解决沿海诸岛问题,同时为攻台做准备,进攻时间推迟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确定的计划是,金门战役推迟到8月开始,而攻打台湾则延至1951年夏。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其中的基本条件是国共军力对比,而核心问题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共欲巩固政权,统一全国,只能与苏联结盟。中苏同盟建立后,苏联减缓了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力度,而美国则逐步改变了对台政策,准备大力援蒋。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白宫宣布其新政策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是一个中共无法解开的死结。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长期以来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急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文化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可以帮助冷战史学者提出新问题、发现新领域、挖掘新材料和建立新解释。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冷战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冷战史的人文特性,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冷战史的新叙事。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1947年10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斯大林并无意在亚洲也建立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与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虽然提出让中共领导亚洲革命,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东方情报局,但不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中共得到莫斯科的原则意见后,立即开始培训亚洲各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实际上取得了对亚洲革命的主导权,虽然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机构,但是通过开办马列学院和各种专门学校,以及把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聚集到北京,中共已经开始领导亚洲革命,特别是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也已经向中国转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苏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不再提起,但直到1960年代初,中国始终是亚洲革命的中心。

战后初期美英大西洋联盟政策异同辨析

战后初期大西洋联盟确立,美苏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冷战全面升级。在构筑大西洋联盟的北约成员国当中,以美英所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但是,美英在早期制定大西洋联盟政策时,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对战后世界格局的不同认识,其联盟政策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大西洋联盟实践的发展,归因于美英联盟政策及其实践的趋同,而且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在大西洋联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中,不断地体现出美苏冷战对峙的时代特征,同时大西洋联盟实践则对两极冷战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对西欧旅游援助的双重面相

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出于遏制苏联的政治经济需要,对西欧国家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在其影响下,美欧多边合作机制得以建立,有效推动了美国对西欧的旅游援助计划,在经济方面增加了西欧各国的收入并缓解了“美元荒”问题,打开了美国在西欧国家的经贸市场,加快了美国商业资本在西欧的流动。美欧之间围绕旅游业发展项目展开了协商、合作与博弈,对双方的经济和外交都产生了影响。在旅游援助计划的推动下,国际旅游成为美国传播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渠道,以及服务于美国冷战外交战略的政治工具。在此意义上,马歇尔计划中的旅游援助项目开启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新维度。有学者将旅游援助计划冠以“消费者国际主义”的美誉,遮蔽了美国政府的冷战外交实质及其实施经济霸权主义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