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从自觉发展阶段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后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从古代的自在民族逐步转变为近现代的自觉民族。这一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进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汉唐时期饮食雅称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饮食及其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汉唐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地域交流的增多,米面主食、肉食蔬食、酒饮茶饮花样繁多,特色突出,名品纷呈,涌现出许多意蕴优美的美食雅称,产生了很多饮食学著述。这不但反映了汉唐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而且体现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的别样风采,是中国古代饮食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历史,怎样做历史研究

对历史一词的认知,概括起来有两个释义:一有对历史本身的释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是称为“过去的事实”“过去的存在”;二是对历史学的释义,是“过去的事实的记载”。这样的认知已固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其实这只是一个直观历史的表面现象的描述,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解剖”历史的认知,没有说清楚历史的本质,不具有哲学理论的高度。换用梁启超“鸟瞰”的观察方法,准确地表述“什么是历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的物与人和事就是历史”,即历史的本质存在于一定范围的时空之中,也就是历史存在的两个条件时间和空间,缺一不可。由于空间无限大,人们短暂的时间感知不到它的变化,而时间是一个矢量,永远沿着直线向一个方向飞进,即时间瞬间而逝,时间不回流,也就是消逝的历史不再现,即不可知。我们已知的历史是人类发明语言文字后留下的记忆,所以人类社会上百万年,已知的历史只有五千年到一万年,因流畅语言的产生只有一万年,文字的产生只有五千年,消逝的原生态历史已不可知,已知历史是历史家凭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忆重新复制的历史。原生态历史只有一个版本,而语言文字留下的复制品历史可以有若干版本。因此历史研究,就是对已知复制品历史作复盘研究,揭示作者的历史观,运用推论升华复制品历史,使之无限接近全生态历史。

先秦时期婚姻中媒人谫论

媒人在古代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基础。最早的媒人,当出现于人类进入族外婚的史前时代。每个部族的女性祖先,应该就是该部族祭祀的负责人口繁衍与男女婚姻的女神“高禖”(高媒),比如夏人的涂山氏、商人的简狄、周人的姜嫄等。《周礼》中的“媒氏”,是周代官方的婚姻媒介组织,负责婚姻男女的统计与管理工作,实施劝导早婚多育,为适龄单身男女提供组成婚姻家庭的机会,其最高长官应是由颇有生育管理经验的老年女性担任。《仪礼·士昏礼》中的“使者”“使”“宾”,应该是在贵族婚姻过程中担任说合任务的媒人。《左传》记载了一些诸侯国君之间的跨国婚姻,媒人级别也比较高,一般由该国的执政大臣或宰相担任。《诗经》“国风”中反映家庭、婚姻、爱情的诗篇,多有平民阶层婚姻的媒人,应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媒人群体。作为一个古老且重要的社会角色,媒人需要有较高的职业修养和语言能力,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及其对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民族国情就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影响和制约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一统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某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故意忽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立性,罔顾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追求的事实,罔顾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家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和使用儒家文化进行政权建设的事实,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性质的否定。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研究,以澄清这部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错误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文化文明观视阈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

一元、一统、一体、一家,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话语,1911年开始出现君民一体、上下一体的现代多元共和转向。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居于核心地位,决定中华文化的发展。文化史不仅要前置于成文史,更要前置于文明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文明观的基本认识,体现了文明包含于文化中,且为其最高形式的基本理念,为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论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罗荣渠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元多线历史观”基础上的,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路径”,有助于文化文明时空坐标的建立。四海一家的传统话语就是内地与边疆各族济济一堂。作为现代化范式的中国应用,笔者倡导边疆与内地“主辅线现代化”的中华文明观,有助于揭示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助于说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的主体性精神品格。

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

2023年6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的郭台辉教授约笔者组织一次以“概念史”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作为其学术品牌“我们一起阅·探”的第11期。该系列活动的特点是围绕特定主题,选择一本新近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邀请作者和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交流研讨。笔者将活动主题设定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

从行业史迈向整体史:重新思考当代中国史中的烟草

在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里,哥伦布把烟草这种高度成瘾的植物从美洲带到欧洲,并经由欧亚航路传至中国。从晚明开始,吸烟习惯迅速遍及全国各地,发展出旱烟、水烟、鼻烟等主要消费方式,烟草种植和加工逐渐本土化。19世纪末,中国人的吸烟习惯发生了一次变化。纸卷烟丝的卷烟稍早在欧洲兴起,随着机器制造的工业化大生产而风靡全球,其中也包括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烟草消费方式。

国家统一、民众创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双驱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做了高度概括,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深入学习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刊邀请方志远、郭培贵、彭勇、黄志繁诸教授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进行史学诠释。这组笔谈文章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

统一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的特性之中,“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团结一体的历史趋势;“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充分认识统一性和包容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将有助于我们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多维空间视角下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比较研究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先后进入建设关键期,如何高质量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多维空间视角比较研究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高质量推进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尝试分别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对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利用地理空间特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思路,在总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思路,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提出了两大国家文化公园需要重点建构的“想象空间”。

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学术刊物是美国汉学成果发表与传播的重要媒介,其创办进程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汉学史发展脉络,推动了汉学的纵深发展。以汉学刊物为窗口,可以透视美国汉学的阶段性特点。根据时间的历史坐标,美国汉学刊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传教士时期,以《中国丛报》与《教务杂志》为代表;本土化与分化时期,以各学会会刊为典型;当代学科细分化时期,以《中国文学》为代表。不同时期的汉学刊物体现了特定的创刊理念与发展思路。分析代表性的汉学刊物,可以为推进整体的美国汉学史研究提供方向和指南。

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1990年,木霁弘等当代学者在继承茶马贸易的历史内核、挖掘地方风俗和史料的基础上,在“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的刺激和启发下,本着学术自觉的意识,提出了“茶马古道”学术概念。这一中国内生的原创性学术概念是对原有“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概念的革命,主要体现在概念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所涉学科和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议题从国内民族问题到国际性议题的延伸、从单一的学术价值向多维价值的迁移以及从历史文献研究到文化遗产研究的转向等五个方面。“茶马古道”概念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是中国当代学者学术创造能力的体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但在学术话语转型中,该概念存在语义场过于丰富和多元、地方本位主义和学术边缘化以及强势话语遮蔽所带来的失语等问题。

何以五千年:论中华文明的肇始及其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具特色,是唯一以国家为实体的五千年不断裂为其标志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续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这仅仅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文字记载。文献史料的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考古出土材料能够以实物证据展示出蕴含着中华文明产生若干重要的内涵,并与文献史料互为补充。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的可行之道。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的茶文化精神书写与文化价值呈现

王旭烽的“茶人四部曲”通过对浙江茶人家族杭氏百年命运沉浮的书写,展示了中国的茶文化。忘忧茶楼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与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进程相耦合,彰显了茶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和不屈的民族气节。龙井茶和茶树花茶的制作过程,喻示着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人格理想。茶具曼生壶是“以物启道”的象征,承载了走向澄明的叙事功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茶之本味,也是个人通往存在之思、走向本真的重要途径。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

中国学期刊是展示美国中国学领域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为美国和全球的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和思想资源。美国中国学期刊的发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暖亲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前后的曲折起步;中美建交前后的繁荣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深化拓展。为了更好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系统论、谱系论、关系论、比较论四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以中国学期刊作为方法,考察其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创刊理念、发展路径、学者活动以及学术影响,可以透视期刊视野中的中国学历史面貌与演进过程,了解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方式,加强中美之间的文明互鉴与交流。

历代贡荔新论

荔枝进贡始于汉,迄于清,在各主要朝代绵延不绝。然今人所论,集矢于唐,争议于贡由巴蜀还是岭南。其实放宽视界,发掘新材料,则争议自息。汉初开始由岭南进贡干荔,至清犹存,后加入闽地;汉和帝开始由岭南进贡鲜荔,也绵延至清,后加入闽地,唯在清代则有盆栽鲜荔枝与蜜渍荔枝之别。贡荔自嘉庆渐减,至道光九年下旨停供盆栽鲜荔,唯余少量蜜渍荔枝以备祭礼等需要,沿续千余年的贡荔史渐告终结。与官方贡荔并行的,则是贾人市荔,即贾人由产地采购运自北方都市销售。资料表明唐采购自蜀,宋则自闽;鸦片战争后,蒸汽动力船引入中国,则粤闽之鲜荔得以大行于都市。利用新发掘的史料系统梳理贡荔的历史及其变迁,对农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