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哈尔滨纪念性景观优化

从红色文化传承角度出发,以哈尔滨红色纪念性景观为研究对象,梳理国内外红色纪念性景观研究现状,总结哈尔滨红色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哈尔滨红色纪念性景观的发展脉络与实例,指出现存的主要问题。深入融合宏观的城市文脉、生态修复、文化塑造、精神传承,以及微观的景观塑造,精细化创造“冬季友好”的寒地红色纪念性景观,从六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改造留住红色记忆、均衡发展丰富红色景观、丰富载体表达红色文化、“五感”体验感知红色文化、重塑寒地气候红色空间、数字化建设再深红色传承等景观优化策略。

20世纪30年代左翼科学小品创作再考察

20世纪30年代,科学小品作为文学与科学相互渗透的一种特殊文体应运而生,它是科学化、大众化、革命化三者交汇的产物,可视为左翼知识分子在城市文化斗争中的一次创新性尝试。在创作动机上,科学小品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转变,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在创作风格上,科学小品既有嬉笑怒骂的讽刺,又有辩证唯物的剖析,深化了左翼作品创作的内容和手段;在价值归宿上,科学小品将视角从日常琐碎转向社会整体,巧妙地将个人的生存斗争转喻为宏大的社会革命。总的来讲,科学小品成功地将科学与革命的主题结合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的华南抗战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抗战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对待华南抗战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正确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日纵队及其主要领导人物,二是客观反映和评价广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在史料整理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2000—2023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史料的运用、领域的拓展、分析的深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更为丰富、扎实的成果。展望未来,华南抗战的研究,在史料上,要进一步收集、编辑各级各类档案史料,更多地运用日、英、法等外文史料;在方法上,要更多地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上,要在之前较为广泛的资料收集和较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写出一部有较高水准的华南抗战史。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国史分期与研究探析

重大理论创新推动国史分期问题的深入探讨,进而推进国史学科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国史分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对国史分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立足国史学科的性质与特点,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出发,国史分期可以实行“三分法”:1949—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期奠基;1978—201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形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各有历史主线和基本特征。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总体史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伪军标语宣传探究

日本入侵中国后通过欺骗宣传、威逼利诱等手段在中国境内组织了大批伪军,作为侵华工具。伪军大体可分为伪满军、伪蒙军及华北地区的伪军三部分,不同地区的伪军各有其特点。中国共产党对伪军的标语宣传经历了从不关注到高度重视的转变,最终形成了成熟完善的标语宣传组织与模式。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区域的伪军情况,拟定了地方针对性标语和全国广泛性标语。地方针对性标语的宣传对象为伪满军和伪蒙军,宣传要点为揭露日伪军矛盾,宣扬满、蒙、汉民族平等,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和爱国意识。全国广泛性标语则是针对全国范围内的伪军,主要内容为揭穿日军发动战争的不义性质,传达中国必胜的信念以及宣扬中国共产党优待伪军的反正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宣传在争取伪军反正,加强政治宣传与军事进攻相配合、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积累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经验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

新民学会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基础

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到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之所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有最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基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救世济民的慈悲情怀是这一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动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大同理想的契合性是这一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认同基础;以及湖湘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经世之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日新不息”的进取精神为这一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地方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成就与历史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它始终把切实维护、增进和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农村工作的首位,把握历史趋势,掌握历史主动,走出了一条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发展道路。回眸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发现,组织和动员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赋予农民发展权利和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带领农民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构成这一宏大历史画卷中的壮美篇章。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历史,就是党领导广大农民摆脱阶级压迫实现阶级解放,脱离普遍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全面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央苏区乡村教育革命动员与现实启示探赜

中央苏区乡村教育是一个涵盖了成人和儿童的多层次、开放式的教育体系,它的革命动员具有组织动员、政治动员、生活化动员的特点。在乡村教育的实施下,中央苏区乡村民众提高了文化水平,学习了科学知识,摆脱了愚昧思想,打破了精神枷锁,提升了政治觉悟,树立了革命理想,从而拥有更为主动的革命精神。中央苏区乡村教育革命动员的历史实践为当今的乡村振兴战略动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高捷成在红色金融初建与发展中的贡献研究

在红色金融的初建阶段,高捷成积极配合红军在漳州的筹款,为苏维埃国家银行补给了上百万备用金,为中央苏区筹集了四十多万物资的财政支援;他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创造了红军的会计制度,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乃至整个苏区金融铺建了专业性制度体系。在红色金融的发展阶段,他栉风沐雨艰苦奋斗,以马背拓建冀南银行,积累了红色金融斗争的诸多经验,呈现了红色金融之于革命财政的巨大支撑作用。

“新革命史”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路径新探

作为一个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紧密相连的新兴研究模式,“新革命史”这个名词早已频繁出现于各类以研究中共革命史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通过对传统革命史研究视角的拓展与重构,“新革命史”自其被提出以来逐渐被许多学者所认识和接受。既然“新革命史”开始将叙事方向延伸至社会领域,那么以包含对立统一规律的社会矛盾分析法,探求“新革命史”主要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就成为了更全面理解中共革命与社会基础之间具体关系的重要步骤。文章试图以“新革命史”为引,以社会矛盾分析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对“新革命史”视野下中共与民众、社会的互动进行更为具象化的解读,从而展现史学界提出并赞同“新革命史”观的适当性与合理性。

革命媒体形塑苏区精神的作用--以《红色中华》为例

苏区时期,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内建设根据地,对外反抗“围剿”,形成了苏区精神。本文以《红色中华》为例,从提倡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深入实际调查、坚持践行群众路线、坚决揭露腐败行为和弘扬无私奉献精神等五个方面着手,阐释了革命媒体为苏区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舆论阵地,鼓舞了苏区的革命群众,推动了苏区精神的传播。

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

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既有反压迫反剥削反欺凌及维护基本生存权的一面，同时也具有反现代化变革的守旧落后的历史内容。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武装起义相与呼应，构成动摇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力；另一方面则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形成社会稳定和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阻力。

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以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为例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动员成效直接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扩红运动中,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在乡村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在进行舆论宣传、优待红军及家属、开展归队运动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这些动员活动点燃了苏区群众的参战热情,实现了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间的良好互动。

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

浅析“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设的逻辑关系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作为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目前正处于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建构的初始阶段。关于它的学科定位和建设思路,包括它与相对应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尚无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增设,主要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术支撑和学科支撑问题,其学科建设,是直接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建设服务的主流性意见,是需要全面而辩证地理解和认识的。

革命与印刷:中共领导下中央印刷厂的运营(1931—1945)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开始筹建印刷所,以推进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既在国统区继续组设地下印刷所,又于革命根据地设立印刷厂,1931年在中央苏区建立的中央印刷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印刷机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作出决策,重建在长征时期被迫解散的中央印刷厂。中央印刷厂通过引进与自创的方式来推进印刷的工业化,但与商业印刷的资本主义路径不同,中央印刷厂由中共直接领导,生产系以革命为志旨而非以盈利为目的。厂方与工人并非单纯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厂方通过工会对工人进行政治与生产领导,工人在生产运动、技术革新等方面为革命宣传提供支持。中央印刷厂是中共建立自主性革命宣传能力的重要基础。

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索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 ,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农民协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 ,受阶级斗争意识影响和历史条件的制约 ,农民协会只是作为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 ,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延安《解放日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解放日报》作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主要的传播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开设副刊和专栏等多种形式,引领延安整风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党章结构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党章结构的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党章与纲领从融合、分立到复合,始终密不可分;党纲从简纲、详纲到总纲,从分散到整合,历经曲折日臻完善;条文从不分章到分章,从简洁到复杂,要素组合不断优化。党章结构的发展变化是政党建设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共产党党章结构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不仅缘于党的地位和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且折射出党在保持发展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方面所做出的艰辛努力。

中国农民战争的阶段性及相关诸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的阶段性及相关诸问题田昌五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如某些人士所说，是什么长期停滞、长期延续或缓慢发展的。这种观点来自于东方亚细亚社会长期停滞说，不足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封建社会的规律是曲折性、反复性和长期性，而其长期性即体现为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