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空间视角下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比较研究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先后进入建设关键期,如何高质量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多维空间视角比较研究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高质量推进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尝试分别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对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利用地理空间特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思路,在总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建构思路,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想象空间”视角提出了两大国家文化公园需要重点建构的“想象空间”。

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1990年,木霁弘等当代学者在继承茶马贸易的历史内核、挖掘地方风俗和史料的基础上,在“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的刺激和启发下,本着学术自觉的意识,提出了“茶马古道”学术概念。这一中国内生的原创性学术概念是对原有“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概念的革命,主要体现在概念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所涉学科和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议题从国内民族问题到国际性议题的延伸、从单一的学术价值向多维价值的迁移以及从历史文献研究到文化遗产研究的转向等五个方面。“茶马古道”概念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是中国当代学者学术创造能力的体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但在学术话语转型中,该概念存在语义场过于丰富和多元、地方本位主义和学术边缘化以及强势话语遮蔽所带来的失语等问题。

“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与区域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

1941年《说文月刊》首倡“巴蜀文化”学术概念,引发了巴蜀文化研究热潮,一时成为学术风尚,并对区域文化史研究产生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区域文化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分支,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成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并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引发相关研究热,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是与晚清至民国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有关,二是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背景下,部分学人突破了以中原文化史代替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增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空间向度的认识。尽管“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之初,不少学人对巴蜀文化概念的认识还颇多分歧,并产生了学术争鸣,但众多学者最终还是认同了这个新的学术概念,由此推动了巴蜀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增强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认知。

长江文化之光照亮中华文明进程

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考古学、遗传学、分子进化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显示,长江流域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由此引发了长江流域的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则推动了城市革命的产生,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兴起、形成与发展。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秦汉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后的2000余年间,中国曾出现过几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黄河文明屡遭严重破坏,但中华文明并未中断,随着黄河流域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与长江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在长江流域得到充分体现。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文明受到巨大冲击。中国在遭到外来侵略的背景下出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长江城市群随之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相继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步跨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稳步前行。新时代新征程,长江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共情共享”理念下茶思禅语的外译传播探究

茶思禅语是诠释茶精神和茶文化的茶言茶语,文雅隽永,含意深远,体现了独具一格的茶文化以及人生和生活哲理。中国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茶思禅语,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茶精神和茶文化“走出去”,本文聚焦茶思禅语外译传播难点,分析有效对外传播茶思禅语的对策和建议,让更多海外读者“共情共享”中国茶文化及其背后的智慧精神。

陶穀《清异录》“茗荈门”茶事考

《清异录》为唐、五代至宋初文人陶穀所撰之笔记,记录了唐、五代至宋初之逸闻故实,以及事物的异名及其来历,内容涵盖深广,涉及天文、地理、人事、草木、百虫、装饰、器具、药品、茗荈等方面。其中“茗荈门”所辑录的关于茶汤、茶器、茶技、品茶、茶之雅称与别称、茶艺与茶戏等方面的记载,颇具特色,是对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的重要补充。对《清异录》“茗荈门”茶事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为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丰富茶文化的内容也不无益处。

江南文化的特征与精神内涵

江南文化的特征与精神内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江南文化特征是指在与其他区域文化比较中归纳出的带有显著性或符号性的地域文化事象,所要说明的是“何为江南文化”;而江南文化精神则是指在江南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连续性、指引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所要阐明的是“何以为江南文化”的问题。前者是表征,后者是内核。基于此,江南文化特征可归纳为水乡文化,开放包容、适时顺变、持续创新,崇文重教和追求精细雅洁生活方式四个方面;而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则可凝练为经世致用精神、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的批判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古人的休闲娱乐有多丰富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文化娱乐休闲在中国古代人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古代文娱休闲方式的演化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具有时代性、阶层性、地域差异性等特点。一定意义上讲,古代文娱休闲活动发挥了社会和谐稳定器的作用,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文化交流,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娱乐休闲文化。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的茶文化精神书写与文化价值呈现

王旭烽的“茶人四部曲”通过对浙江茶人家族杭氏百年命运沉浮的书写,展示了中国的茶文化。忘忧茶楼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与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进程相耦合,彰显了茶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和不屈的民族气节。龙井茶和茶树花茶的制作过程,喻示着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人格理想。茶具曼生壶是“以物启道”的象征,承载了走向澄明的叙事功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茶之本味,也是个人通往存在之思、走向本真的重要途径。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

蜀道在中国古代交通格局中有重要的地位。蜀道的开通对于克服秦岭、巴山阻障,实现南北早期文明的沟通,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世界文明生成的初期,蜀道成为交通开发史中的特例。上古时期关中与巴蜀这两个“天府”由蜀道连通,也为统一的秦帝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而秦帝国出现于世界东方,改变了全球史的格局。蜀道成为战国、秦及西汉“大关中”出现的基础,而“大关中”即所谓“山西”“关西”,曾经是世界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蜀道联系秦汉行政中枢咸阳-长安与西南地方,继续延伸,则有“西夷西”国际道路的开拓,形成“西南丝绸之路”以及通过“枸酱”之路与南海丝路起点番禺、徐闻、合浦的连通。而汉简所见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为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由此也实现了丝绸之路河西路段与蜀道交通系统的曲折关联。蜀道研究因而也应当被作为对世界文明进程显示出重要意义的丝绸之路史考察的主题之一。

《荆楚岁时记》女性民俗文化探析

从性别文化视角看,《荆楚岁时记》对南朝荆楚地区的岁时节日女性民俗有生动记录,主要表现在女性的民间人神信仰、女红在岁时风俗中的呈现以及女性在岁时节日的游戏娱乐三个方面。这些女性民俗顺应天时,遵从节令,一方面体现出荆楚习俗沿革中的稳定性,同时在传承中又有新质融入,其仪式性、纪念性和娱乐性带有浓厚的荆楚地域风采;另一方面,这些民俗在展示南朝女性的岁时节日生活原貌时,还呈现出信仰人神、崇拜粪肥、珍爱生命、祈福消灾、劝课农桑、重视女红、乞巧优胜、祓禊江渚、喜好娱乐、热爱游戏等丰厚的文化意蕴。两者的融合,表现出荆楚女性在岁时节日区别于日常的生活样貌、身心状态和文化内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南朝女性史关于岁时节日维度的探索。

中国恩德文化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也是恩德文化的发生、建构阶段。在这个阶段,宗法封建贵族社会向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转化,君主、士阶层与家族三种势力的关系,还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君主的主导性还不突出,士有相对独立性,家族也有相对独立性,而君主要依靠士阶层,国家也要依靠家族,因此恩德文化的建构就强调施恩与报恩的平衡、爱与控制的平衡,以及私恩与公义的平衡等。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传统社会的中期阶段,也是恩德文化的确立、稳固阶段。这个阶段的君主、家族、士之间基本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恩德文化也相对稳固,施恩方对报恩方的控制虽然有所增强,但也受到了限制;同时私恩与公义的矛盾已经显现,但没有发生明显对抗。宋、元、明、清是后期的后宗法皇权士绅社会,其恩德文化的平衡被打破,施恩与报恩关系偏向报恩责任,控制性得到强化。此时的恩德文化也发生了私恩与公义的冲突,私恩被限制,公义压倒了私恩,从而在公私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和家国关系中向公、义、理和国倾斜。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特点及影响

葬礼作为人生的最后一项礼仪,是生者举行的哀悼和纪念死者的仪式。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意蕴丰富,形态多样,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呈现出共有性、宗教色彩浓厚、“游牧”特征、丧葬形式多样性等四个特点。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的变化,既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又有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影响的因素。北方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鲜明特征、汉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化形态,是观察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窗口。

水利、信仰与地域社会:浙中地区白沙大帝信仰解读

地方祠神信仰,是解读地域民俗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浙江中部白沙溪流域关于“白沙大帝”卢文台退隐辅苍、修筑三十六堰的事迹,虽出于后人的建构,却是浙中地区早期地理环境和农业开发史的反映。在卢文台从人到神的塑造过程中,地方家族、寺僧、官员、士人均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共同表达了对卢文台造福百姓事迹的崇敬及风调雨顺的冀望,但又有各自的考虑和诉求。对白沙溪三十六堰这类复合型水利工程祠神信仰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水利人格神信仰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中华文化多彩一体和兼收并蓄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习总书记说,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与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文化既是多彩的又是一体的。其“多彩”指它是由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它既包括汉文化向边远民族地区的辐射,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向中央王朝的汇聚;其“一体”既指它“国语”“国文”这一统一文字的载体的一体性,又指它在国家文化层面上的一体性。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民族融合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所表现出的“互化融合”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上,诸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它并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并不是关起门来传承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与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和而不同是容许差异性存在的,它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明清齐鲁商人义利观考辨

依据山东各地方志,鲁商在经营活动中注重赢利,精明多智,他们的谋略是君子略。从经商目的、赢利后对财富的支配使用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到儒家义利思想对鲁商的深刻影响,鲁商的“义”与“利”是结合在一起的。

百廿师范的历史叙述与文化传承——关于太原师范学院校史追叙的讨论

1905年山西巡抚张曾敭奏请设立山西师范学堂,次年增设优级师范学堂,称山西两级师范学堂,山西现代师范教育从此起步。民国时期,山西师范教育历经曲折,但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为培育新国民、发展新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育了基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成立山西省教育学院,并在太原第一师范、第二师范和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太原师范专科学校;1988年成立山西大学师范学院。1999年,原山西省教育学院、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和山西大学师范学院三校合并组建太原师范学院。从1905年至今,太原师范学院与其前身学校之间的承继关系完整,历史沿革清楚,有连续120年的师范教育传统。百廿太师,既是山西现代师范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山西现代师范教育的缩影。

舜的中国意义

舜形象的建构对中国历史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发展出国家政治原则;第二是树立以文化提升为本的民族融合原则,形成“用夏变夷”的理论。前者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传统;后者建立文化民族自强不息、日益向上的文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