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墓志所见“系羁侯王”张议潮史事稽考

张议潭、张议潮兄弟手足相扶,同声共气,偕同蕃胡汉众,开创六郡百万之家的归义军基业,每每向国输诚,可谓恭顺。然朝廷终究不放心,继张议潭先身入质后,张议潮亦在唐名帅李行素的劝诱下被“系羁”“束身归阙”,这可以被视为大唐对于西北边疆顶层运作的结果,而实际上亦是利用议潮系与议潭系的矛盾而引发的。沙州归义军建立之初,张议潭或曾以瓜州刺史的身份领归义军留后,逝后被其子张淮深宣传为沙州刺史,意在标举沙州大权原来即属议潭系所有。根据《张淮澄墓志》,张议潭早在咸通初已逝去,但敦煌文书却无一提到他的死亡,此应为先后秉持大权的张议潮和张淮深皆不愿冒风险入京以省墓,故令一道噤声搪塞而致。

《史记》关中文化述要

西周到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龙头是关中,世界文明的高地在关中。《史记》成为记录与研究关中文化的奠基之作。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是神明之隩、王者之地、改制之地、多士之地、柔远之地。张骞开拓丝绸之路,使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灯塔,照亮了汉唐时期世界文明前进的航向。

整体史观视角下的濮人文献研究

有关濮人的丰富研究一直以来聚讼颇多。以整体史观为方法论指导对其文献体系进行系统把握,有助于关照到濮人问题的全局和根本,有助于呈现其完整的源流走向和历史结构。在新时代背景下,跳脱传统话题框架来看,作为中国民族史上一种“过程类型”的濮人历史蕴含有“其命维新”的宝贵理论价值。

《史记》隐喻学术思想管窥

为了拓宽《史记》研究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助力其传播与传承。文章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在历时探究隐喻是词之对比、思想之互动以及认知之手段的基础上,厘定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映射理论为依据,宏观上从浪漫之理想、悲剧之同情以及讽刺之批判等三个隐喻层面;微观上,从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以及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管窥《史记》隐喻机制。发现:其一,司马迁虽然没有提出任何隐喻理论,但其《史记》叙事风格蕴含着丰富的隐喻思想。其二,隐喻贯穿于《史记》叙事的浪漫、悲剧和讽刺三大情节类型,分别隐喻着司马迁的理想、同情和批判之精神。其三,《史记》不仅善于运用当代学者提出的方位、实体、结构等基本隐喻,还能创造性地熟练使用组合、聚合、复杂复合等扩展隐喻。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是史学、文学巨匠,还是一代隐喻宗师。

论《石城山人文集》的移民家族书写

涂氏家族在清代乾隆年间迁徙至四川,其后逐渐在当地扎根发展。族人涂凤书编撰的《石城山人文集》中详细记载了这段迁徙历程。在全面梳理《文集》中相关记载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以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涂氏家族的迁入对云阳地区的人口结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涂氏家族成功融入云阳社会的历史案例,为当今社会治理模式、族群关系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

高校历史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以中国史学史课程为例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在提高网络教学资源利用率、节约教学时间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历史学专业(师范类)为沈阳师范大学2020年新增专业。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空间、时间上的困境,难以满足师生教与学的需求。以中国史学史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为例,结合教学目标完成情况,认真分析平台数据,突出混合式教学在中国史学史课程中的可操作性,以期增强教学效果,为历史学科其他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北史》民族列传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历史研究述论

《北史》作为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的重要史著,其成书过程、删削增补已在学界得到充分探讨,但对该书民族列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对《北史》民族列传所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发展情况以及各民族与北朝政权的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可明确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涵,而且可从《北史》通代的民族史叙述中凸显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神奇圣人”:钱德洪《王阳明先生年谱》中的王阳明形象塑造

钱德洪《年谱》呈现了王阳明从神人到高人再到圣人的形象变迁过程。王阳明人生际遇的神秘色彩以及《年谱》语言结构中刻意凸显的王阳明神悟的一面,这两方面成功塑造出了神人化的王阳明形象。王阳明高人形象在王阳明家学传统中就已有所显现,显露在王阳明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中。王阳明外部生命轨迹具有圣人之运以及王阳明内在人生追求显示圣人之德,塑造了一个超凡入圣的圣人化的王阳明形象。

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宋史》纪志人名考证

《宋史》由于成书仓促等原因,虽史料极丰,然讹谬颇多,历代学者在《宋史》校勘上已取得较多成果。文章通过版本比勘及史源、同源文献的查考,对《宋史》纪志部分十六个人名异文进行考订。

《史记》疑难词句争讼疏证三则

《史记》中存在三处争讼颇多的疑难词句问题。即《鲁仲连邹阳列传》“富比乎陶、卫”中“陶、卫”指代的是魏冉和商鞅,非前人认为的他人;《平准书》“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一句的释读和“官布”的释义,“官布”指“官钱”,而非主谓结构“官员分布”;《魏其武安侯列传》“君何不自喜”的解读,“喜”应解释为“满足、满意”,因此该句的释义应为“您有什么不满意”。

“亡秦必楚”叙事与《史记》公羊学表达

反秦战争经过陈涉、项羽与刘邦三人的努力,最终在“怀王之约”的推动下胜利,此战争的胜利也验证了“亡秦必楚”预言的“真实性”。汉兴之后,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公羊学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在董氏影响下,司马迁对“亡秦必楚”(“陈涉反秦”“刘项灭秦”等相关历史)的叙述,并非仅从史学角度考虑,而是在尽量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将公羊学“荣复仇”义理与“慎始审微”义理统摄于“大一统”义理之下,为西汉经学所建构的“汉得天统”这一政治哲学服务,至于《史记》体例则是这一经学内涵在其结构上的表现。

司马迁“藏之名山”说新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分为正、副两本,副本藏于京师的国家书府,正本“藏之名山”。“藏之名山”是为了将《史记》传给“后世圣人君子”,即所谓“传之其人”,希望以此做到立言不朽。“名山”属于泛指,是秦汉方士宣扬的神仙所在,“藏之名山”用典应为此前流传的大禹得神书以治水的神话。藏于名山的《史记》只有通过后人主动寻找,才能实现“传之其人”,这是一种在时机成熟下的自发性行为。司马迁将儒家立言不朽的追求与方士求仙思想相结合,创立了“藏之名山”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著书立说的最高追求,对道教中道经的传授方式也有重要影响。颜师古对“藏之名山”所作“备亡失”的阐释,对古代图书的保存同样也有深远影响。

《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研究述论

南朝共有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分别记载宋齐梁陈的历史。通过对《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南北朝时期虽然大一统中国出现了多个政权分立的状况,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仍然在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在发展,而且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格局进行着质和量的积累,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故研究《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便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景祐本《史记》改字考证

《史记》从西汉成书至今形成了众多版本,景祐本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版本,属于后时文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字现象。《史记》作为传世文献,版本中的改字可以通过测查字符产生和使用的时代进行考证,或者通过直接文本和间接文本的对比分析进行考证。

论《史记》宴会中的饮食文化

《史记》中的宴会蕴含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礼仪规范,深度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和演化。其中,从宴会中的肉类、瓜果蔬菜类和酒类食材,到宴会中的宴席礼仪及饮酒文化,都有翔实的论述与记载。这些宴会饮食在反映社会历史演变、显示民族风貌多元性和构成人类文化的有机部分等方面,展现了《史记》饮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艺麻辑要》作者辨——兼考其与黄厚裕《栽苎麻法略》的关系

各书目著录《艺麻辑要》的作者不同,有的题为董元亮,有的题为汪曾保(等)。经仔细分析该书的序言,可以判定其真正责任者应为董元亮。书中首篇辑录了汪曾保的《栽苎麻略法》,但该篇与滁州人黄厚裕的《栽苎麻法略》的内容与结构高度相似,重复率接近80%。黄书先出十余年,汪氏极有可能抄录、改写了黄书。黄书密切结合滁州地区实际而写,其内容可与光绪《滁州志》相互印证。尽管汪氏在改写时删去了标志性地域信息,但是并不彻底,如汪氏说徐州、凤阳、泗州等为浙江近地,显然不符合实际;而且黄书中的滁州方言依然保留在汪书之中。

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编纂中的“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编纂经过近千年的积淀与钩沉,并受中原汉文史学影响,史书编纂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得到极大提升,编纂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积累了丰厚的编纂史书、保存史书、运用史书的方法与经验,门类也越来越细。本文在查阅和运用汉藏文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藏文综合体史书在明代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的编纂理念,分析了明代综合体史书“述而不作”的汉藏历史渊源,阐明了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中汉藏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对于研究西藏历史、藏文历史文献编纂理论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法藏敦煌本《史记》改字考证

《史记》成书以后形成了众多版本,法藏敦煌本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属于后时文本,存在着明显的改字现象。其中的改字可以通过测查字符产生和使用的时代进行考证,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注释材料进行考证。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