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历史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以中国史学史课程为例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在提高网络教学资源利用率、节约教学时间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历史学专业(师范类)为沈阳师范大学2020年新增专业。传统的课堂教学面临空间、时间上的困境,难以满足师生教与学的需求。以中国史学史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为例,结合教学目标完成情况,认真分析平台数据,突出混合式教学在中国史学史课程中的可操作性,以期增强教学效果,为历史学科其他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持翻译《史记》,至今已出版九卷,是目前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倪豪士将三十载翻译研究《史记》的学术成果汇集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Into the River of History-William Nienhauser’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hiji)一书,中文版于2023年9月出版。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一书中,倪豪士对《史记》的学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对比研究了《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史记》的编纂思想,并从目标读者的角度,阐述了其翻译《史记》所做的各种考量和研究。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在《史记·秦本纪》及《史记》中与秦相关的文献中,征兆被广泛运用,并在秦的兴亡这一历史问题记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史记·秦本纪》及相关文献中的征兆贯穿了秦兴亡的全过程,司马迁有意通过征兆与客观因素一同全面深刻地展现秦的兴亡及其对秦兴亡问题的看法。

汉廷政事与经典书写--论《史记·三王世家》的撰写及影响

武帝分封三王是为了应对现实政治局面而施行的措施,其分封仪式乃汉廷礼制史上的大事件。今存之《史记·三王世家》为司马迁之原著,他秉着记录史实书写经典的心态,采用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一朝宪政大典及文书运作。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司马迁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三王分封策书和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都成为经典文本流传后世,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代表。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明)商辂等撰,明成化十二年(1476)内府刻本。框高27.5厘米,广17.8厘米。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双对花鱼尾。钤印:广运之宝、表章经史之宝、云庐子孔继涑信夫氏印章、玉虹楼。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三元及第,仕明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官至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四库全书》与清代吴地《诗经》学

《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的著评都与吴地《诗经》学者存在密切关联。民间进献之《诗》学图书多有出于吴地藏书家者。清廷关注吴地文化与学术,斟酌收录当下吴地学者的《诗》学著作,内中隐含有政治考量,顾栋高、李光地与杨名时学派皆受到特殊的青睐。

晋出公以下世系纪年考

晋国自出公以下,文献所见国君世系、纪年混乱不一,分歧巨大。■羌钟铭、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的出土提供了探讨此问题的新契机。司马迁在《晋世家》与《六国年表》中当利用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出公二十二年出奔,知伯强立所善哀公为晋君,是年为哀公元年。哀公二年,知氏被灭,三家更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年晋出公去世。魏史《纪年》、赵人所作《世本》皆不记哀公,直书继出公者为敬公,即不承认知伯强立晋君之合法性。如此,《史记》、古本《竹书纪年》所见众多分歧,可迎刃而解。晋出公至晋幽公之纪年,可由■羌钟铭考订,依上述考订国君世系,诸君纪年正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吻合。幽公之后,孝(桓)公继立,孝公二十年被韩、赵迁于屯留,孝公三十年更迁于端氏,在位共32年。继孝公而立者为静(悼)公。静公八年,赵夺端氏,静公寄居韩之屯留,为韩不容被弑,是年为公元前349年,晋绝不祀。

谢清高与《海录》蕴涵的梅州历史

谢清高和他的口述巨著《海录》蕴涵着乾隆、嘉庆年间梅州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梅州的开放及其与世界的紧密联系。《海录》由梅州学者、商人合作撰著,是一本游记,也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和历史经典,具有全球视野和引领时代的眼光。

漫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赵翼(1727—1814),清代中期阳湖(今常州市武进区)人,和唐代中期的刘知幾、明代后期的王世贞并称为晚清以前“江苏史学三大家”。赵翼最突出的史学成就是《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既有考证.

《史记·伯夷列传》笔法及夷齐事迹质疑考释

伯夷、叔齐两人因司马迁所著《伯夷列传》而为世人所熟知,但《伯夷列传》中的夷齐事迹较之前已有很大演变,文章的叙述笔法及夷齐事迹的阐释引起后世学者对夷齐两人让国后行为的质疑。通过分析《伯夷列传》中夷齐形象的叙述笔法,探讨后世学者对夷齐事迹的质疑及原因,使人们对夷齐有更充分的认识,能理性地看待夷齐故事的价值意义。

《史记》所载周霸事迹考

关于周霸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其中《孝武本纪》《封禅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均简略记载了周霸这一人物和其相关事迹。此后,史书对周霸的记载均沿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并无增补,以至于周霸其人其事在后世多有未明之处。现遍考《史记》等文献,钩稽分析现存史料,从周霸的仕宦经历、交游情况和学术成就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摸索出周霸相对完整和真实的生平事迹。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史记·屈原列传》的史料来源与文本问题的文章学考察

《史记·屈原列传》史料来源复杂,不同部分性质迥异且文本功能有别。本传中长期困扰楚辞学者的文本问题,之所以从纯文献学角度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因为混同了不同史料的性质与功能所致。明清学者将此传与《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称之为“传之变体”,正是着眼于此类传记极强的议论抒情性,实际上它们相当于人物的“精神传”;若从文章学角度来分析“变体”,体现的是司马迁独特的“插叙”、“遥接”艺术。《屈原列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史,文中投射进去了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评估此传在屈原研究中的文献价值,不能忽视它在《史记》中体例、寓意、文法诸方面的特殊性。从本传“太史公曰”乃至《史记》其他篇目传赞的顿挫规律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启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毛泽东读《史记》二三事

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是游弋浩瀚书海的一生。他的阅读量远超破万卷的赞语,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依然手不释卷。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书?读了哪些书?恐已无法作出精确统计。仅中央档案馆一地,就集中保管毛泽东藏书达96473册。毛泽东读书如此量大类广,若要分析,必先选取样本。本文试就毛泽东读《史记》二三事,浅谈一二。

《资治通鉴·隋唐纪》纠谬20则

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为依据,参考《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对《通鉴》“隋唐纪”部分存在的时间、人物、职官、地理等20处错讹进行辨正。

论《史记》所谓“不绝”——兼及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因素的思考

《史记》多有言及“不绝”的文字。《史记》所谓“不绝”,可以从史学史的视角思考中华文明数千年持久发展、长期连续不中断特点的历史缘由。考察、理解司马迁有关“不绝”的表述和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续不中断,探寻其中的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可以发现汉代杰出史学家就宗亲关系、祠祀礼俗、文化权威、道德精神及艺术传统等方面的重要提示均值得重视。

《李广研究》评介

《李广研究》是河北工程大学王福栋教授和彭宏业老师的新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学术界李广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以《史记》典型人物李广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李广是如何由一个实在的历史人物经司马迁的塑造成为一个史书人物形象,并进一步探讨,在文学范围内李广如何由一个史书人物形象演进为一个文学人物形象,在文化范围内李广形象如何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