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学术刊物是美国汉学成果发表与传播的重要媒介,其创办进程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汉学史发展脉络,推动了汉学的纵深发展。以汉学刊物为窗口,可以透视美国汉学的阶段性特点。根据时间的历史坐标,美国汉学刊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传教士时期,以《中国丛报》与《教务杂志》为代表;本土化与分化时期,以各学会会刊为典型;当代学科细分化时期,以《中国文学》为代表。不同时期的汉学刊物体现了特定的创刊理念与发展思路。分析代表性的汉学刊物,可以为推进整体的美国汉学史研究提供方向和指南。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正在成为“时代显学”。但中国在海外中国学上的学术影响力,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学研究中国,但当前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建构。在此基础上打破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内外区隔,推动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世界中国学”,最终实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

中国学期刊是展示美国中国学领域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为美国和全球的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和思想资源。美国中国学期刊的发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暖亲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前后的曲折起步;中美建交前后的繁荣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深化拓展。为了更好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系统论、谱系论、关系论、比较论四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以中国学期刊作为方法,考察其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创刊理念、发展路径、学者活动以及学术影响,可以透视期刊视野中的中国学历史面貌与演进过程,了解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方式,加强中美之间的文明互鉴与交流。

绕道而行:1913—1914年华尔纳的中国考察

20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拉近,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1914年,华尔纳受收藏家弗利尔的派遣,代表史密森研究院等机构,前往中国调查考古发掘的前景与建立考古学校的可能性。专攻日本艺术史的华尔纳非常倚重欧洲汉学与日本学界,长时间逗留于欧洲及中国周边区域,在中国内地调查的时间反而极短。考古学校终未建立,乃美国汉学尝试进一步发展时遭遇的一次挫折。

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

近四百年以来,海外创办的近200种东方学、汉学与中国学期刊是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该将世界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结合起来,在世界与中国互动的大历史中进行文明交流与互鉴。海外中国研究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离开“世界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学术”。深入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观点与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价值。在全面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学术资源与媒介平台的前提下,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

美国当代汉学家桂思卓关于中国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

美国汉学家桂思卓在中国早期典籍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均取得卓越的成绩,本文通过归纳法与对比法,将桂思卓中国早期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分为解经学、修辞学、翻译学三个层面,并结合文化实践、历史背景、修辞叙事、翻译比对展开论述,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中国早期典籍的海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主持人语: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海外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从域外他者视角观察中国的重要载体。同时,国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空前重视。中国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欣欣向荣局面,吸引众多学科人士广泛参与。国内学界翻译引进一批海外最新著作,实证性研究不断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有所发展,但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仍有待加强。

学术主持人语

2023年7月3日,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召开,开启了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和世界汉学研究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向大会发来贺信,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战略信任与战术竞合:俄罗斯对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认知演进与对策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做了持续系统的研究,总体秉持战略上信任、战术上竞合的视角。在文明转型层面上,俄学界对中国在全球发展红利共享、全球治理制度建设和大国关系维护上发挥的作用有着较高认可度,期待中国探索出全球现代化新道路。在国家互动层面上,俄学界主张俄中合作平等互利,倡导地区大国均势制衡、中小国家独立自主。近年来,俄罗斯对自身地位下降的危机感持续加重,既加快对中国经济良性循环模式的理论提炼,尝试借鉴中国经验摆脱发展困境,同时希望借助世界主要国家均势博弈来维持自身对后苏联空间的领导权。

视角、史实与文本——重译《中国十八省府·苏州》一得

20世纪初西方地理学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曾到中国考察,并撰著《中国十八省府》,其中有《苏州》章。盖洛不通汉语,亦非学者,一方面他所吸收、采纳和记录的苏州资料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些资料的可信度和价值意义需要读者仔细斟酌考辨。通过重译《苏州》章并与之前的译文进行比较,发现对于此类文本侧重文史互证的翻译方式较为有效,它不仅凸显盖洛观察苏州选取的独特视角和人文深度,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译文的信实度,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

关于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访谈

中法建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乐桑在访谈中指出,中法建交以及两国文化交流是他汉语人生的关键,也是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基础。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法国汉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焦点话题,并不断延伸、突破;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在法国得以建立,并在法国汉语大纲编制、中欧汉语水平对标认定、汉字门槛等级设置、“字本位”教学理念等方面,不断结出硕果。白乐桑在访谈中重点指出,汉语已经拥有了国际性语言的身份,学习汉语的目的不止是交际,还有两个目标必不可少:一是培养汉语思维能力,二是培养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不能丢弃汉字教学。

全球视域中的当代中国之学

外国研究中国的学术在不同区域发展出不同传统,由此形成四大学术谱系,即欧洲中国学、北美中国学、俄罗斯中国学和日本中国学。在四大学术谱系涵盖的地理区域外,大体相当于“全球南方”,那里中国研究的传统相对薄弱。当下中国学知识生产图景呈现出若干重要特征:一是与“全球南方”中国热和中国研究热普遍升温的景象相对,近年来西方的中国研究有转冷的迹象;二是汉学范式与区域研究范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区域研究范式与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纷争;三是在国际学界,社会科学对中国研究成果的关注与吸收依然欠缺。

从汉学到世界中国学:历史沿革与学术积淀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从明末清初到21世纪的今天,从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学术积淀越来越深厚。传统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中国,侧重人文学术;二战后汉学中心转移,研究范式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变,侧重于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等新领域。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中国学”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折射和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人类、文明理解的不断深化。

理解中国:作为研究方法的西夏学——索罗宁教授访谈录

索罗宁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有口皆碑的好老师,为人幽默风趣,为学一腔赤诚,为师循循善诱。多年来他一直致力西夏学研究,在整理并分析西夏汉传和藏传、汉藏圆融佛教文献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为西夏译本和辽金元时期的汉藏传佛教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他从“汉藏圆融”的传播路径中获得中西圆融的启示,为推动西夏学乃至中国国学不断走向更加科学、更加前沿的阵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综述

2023年11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1)

日本近世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

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强调国家之优劣先验地决定于国家本身。其构想以“神国日本”为先验性根源,以日本持续“泰平”为表征,以兰学知识为佐证,强调日本不仅优于中国,还是世界“万国之宗”,并且不排斥使用武力来实现。表面上,这一构想似乎摆脱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展现了日本价值的伸张与独立。实际上,它仅仅是置换了中日之间的“华”与“夷”,用“神道”取代“圣人之道”,在逻辑框架中仍旧坚持“尊内卑外”“中心-外围”的传统观念,并未对“中华文明”形成实质性的批判,本质上依然属于华夷思想。然而,它却丧失了华夷秩序的伦理性,强调武力,这些变奏部分与近代侵略历史相连续。

嘤鸣会文 叠桥建章——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一、汉学研究的缘起与德国汉学研究现状杨程(以下简称杨):吴漠汀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采访您。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对中国和汉学感兴趣呢?吴漠汀(以下简称吴):我是在1987年同中国文学第一次产生联系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我的故乡明斯特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这个活动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和学者。中国是那一年的嘉宾国,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