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引黄灌区经久不衰的历史原因探析

宁夏引黄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其发达的农业经济长久不衰,历史悠久。文章探析其原因,一是得益黄河水资源的丰富及自流灌溉的便利,二是人为因素显著,历代外地移民带来了南方和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当地人民群众依据宁夏独特的农业水利条件,总结出了农牧兼营、协调发展的农业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农田水利管理办法,使宁夏引黄灌区长久不衰成为可能。文章对此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与总结,以期对当前农业发业提供咨询。

新疆坎儿井的来源与时间考述

我国中原地区出现与井渠有关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先秦文献。西汉武帝时修龙首渠,“井渠之生自此始”,并逐渐传入关中以远地区。新疆坎儿井是受中原井渠法的启示逐渐由中原传入的。吐鲁番坎儿井,最早应出现在唐代,坎儿井一词可能就是古代中原“坎井“的音译。在新疆坎儿井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亚地区的坎儿井技术对其产生一些影响,也是可能的,它丰富了坎儿井在新疆本地化的内容和过程。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新疆坎儿井导源于中原井渠法的理由。

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与“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自我”与“他者”

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它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同是作为一种符号的存在,它承载着对一个国家形象的整体想象。在文艺实践中应建构出立足于本民族和国家的"自我"形象,"他者"通过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这一特定的具象符号,充满着对这个国家的认知和想象。"他者"的想象既充满着异样表达,也包含着善意言说。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在建构国家形象时应尽量缩小自我认可与他者认同之间的偏差,努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兼容之道,能够使得"他者"为"自我"所用,"他者"言说为"自我"提供反思的空间。

历史与艺术之间:诸葛亮二重形象的对比分析

历史人物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被人民大众不断塑造,形成了与其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我们将其称为二重形象。诸葛亮是典型的二重形象具有者,但其两重形象的差异何在?如何从技术上实现两重形象的分离?本研究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表明,诸葛亮的元形象和塑成形象虽然都包含"忠义"、"智慧"、"刚毅"和"审慎"四个方面的人格特征,但是,二者是存在内涵和倚重的差别。

《蛙》:小说叙事与国家形象

近年来,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逐渐进入到艺术批评领域。莫言获诺奖被大众媒体更多地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并赋予其国家形象的某种代表符号,因而有必要探讨莫言小说叙事与国家形象的内在关联性。莫言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蛙》从多个角度承载了小说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艺术关联信息。该小说主要从三个方面形成了国家形象不同层面的艺术建构及其可能性:一是选取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从"当下性"和"现场性"两个方面为现代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可能;二是展示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历史变迁,探寻了民族的心路历程,从民族心灵史的角度建构了国家形象的文化想象空间;三是呈现了民族的生命态度,书写了对生命的敬畏,从发掘精神特征的路径上实施了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蛙》对小说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的艺术处理是当下小说创作的一种经验和启示。

于阗与北宋王朝的乳香贸易及其影响

文章选取于阗与北宋王朝的香料贸易——主要以乳香贸易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于阗和中原的乳香贸易及其影响。宋朝乳香的使用非常广泛,需求量很大,成为禁榷的官方垄断商品之一,于阗本地不产乳香,但是乳香出口量相当大,体现出陆上丝绸之路绿洲城市中转贸易的特点,笔者试图通过对乳香贸易的研究,了解乳香贸易对于阗和宋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

当代文学想象与国家形象构建——以乡土文学创作为视角

国家形象是一个认知和评价的综合体,并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建构和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是国家形象内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其艺术建构的重要方式。乡土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以此为视角,可以整体观照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真实面貌,有效探讨前者之于后者建构的诸多可能性。从创作实践来看,当代乡土作家主要以怀恋式、联想式和寓言式三种乡土情结形态来呈现自己的情感经验,并集中以"结构性"和"阐释性"两种想象方式言说人与土地关系的时代变迁,以乡土中国的书写实施对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由于乡土经验的断裂和乡土世界变化的复杂性,乡土作家的这种想象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乌托邦的特点,形成了对乡土中国形象的某种遮蔽和误读。突破历史的局限将为国家形象的艺术建构提供新的可能,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深化国家形象理论和实践研究所要面对的课题。

《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

佞幸帮闲的绝妙画像──论《金瓶梅》中的应伯爵

佞幸帮闲的绝妙画像──论《金瓶梅》中的应伯爵边家珍本文对《金瓶梅》中被称为第三号人物的应伯爵的生态方式─—巧言奉承、插科打诨、揩油捞钱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这不是简单的道德品质的扭曲，这种特殊的生态方式在人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作者是借应伯爵...

当下小说的幻奇色彩

小说的幻奇色彩的运用在于小说的审美目的 ,具体说是既调动阅读兴趣又葆有美学内涵 ,亦即在真实与艺术之间 ,在可信与美丽之间 ,在理想情景与日常生活之间保持张力 ,这确实是摆在每一个小说家面前的永久性难题。幻奇性细节、情节、悬念或结局的设置 ,是当代小说家经常使用的手段 ,但是运用的好坏 ,却各不相同 ,畸轻畸重 ,时或可见。不仅以小说的幻奇色彩调动阅读兴奋点 ,并以此掘深小说的题旨 。

《聊斋志异》仿作《益智录》的传播和接受

解鉴以小说为“立言”的事业 ,且有明确的让作品获得传播的意识。《益智录》[1] 写作的公开性 ,大有助于它的传播 ,而对于《聊斋志异》的集体认同 ,使效仿《聊斋志异》的《益智录》受到地方贤达乃至各级长官的奖掖和支持 ,作者又在读者关注下放胆进行写作 。

“《平凡的世界》现象”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

《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在它的接受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读者、主流价值与学术界意见分歧"的文学现象,作为国家形象对内形象构建的成功实践,《平凡的世界》所体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善良道德的呼唤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以及民间立场、现实主义品格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都是高度一致的,对这一现象的再思考可以协调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国家形象对内形象的功能、立场、构建方法,解决国家形象构建层面"构建什么"、"为谁构建"、"怎么构建"诸问题。

迈入90年代的中国朝鲜族小说创作的特点

民族文学是民族社会生活的现实反映,也是民族社会生活的理论升华。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赋予民族文学以鲜明的时代特点。民族文学随着时代发展、民族社会发展而发展,又在正确地反映时代发展的脉搏,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协调、不公正现象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实现自身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功能。作为中国民族文学一部分的朝鲜族文学亦如此。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化和大发展,朝鲜族文坛也出现了繁荣和活跃的局面,呈现了自身的诸多特点。本文仅就迈入90年代后朝鲜族文坛小说创作的实态。

路翎小说:一个扰动了的精神世界

路翎是一个人类灵魂的探索者,他特别重视作家直逼人物灵魂深处的笔触,而不是令人厌倦的思想表象的描述。“绝不循规蹈矩”,正是路翎做人和创作表现出来的根本特色,这是区别于一般作家才智的关键之处。路翎在文学创作上,有幸得到精神导师胡风的呵护和引导。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路翎的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自己的可行性和重要的实践价值。但是,更应该看到,路翎的个性心理特点和胡风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结合,更是一种灵与肉的融合。

徐霞客笔下的江西古村落

徐霞客不仅在其游记中对山川地理详加记述,而且对所经过的村落有所记载,特别是对人文底蕴深厚的村落着墨更多。他不仅寄情于自然,而且着意于人文,其《江右游日记》所涉及的村落中,曾田村、流坑村和磁龟村是兼具自然和人文的传统生态古村落,不仅自然景色秀美,人口众多,而且建筑精美,文化底蕴深厚,在今日新城镇建设中应该受到后人的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

唐代博物小说中的生态视野研究

唐代博物小说中的生态视野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博物小说的作者往往以补经史之不足的严肃的学术态度研究、记录生态知识,因此,唐代博物小说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学史料;另一方面,由于唐代佛、道二教的盛行,博物小说中关于自然、生命的看法又不乏神秘色彩。唐代博物小说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朝与南诏对峙时期的昭通政区

自"安史之乱"起,唐朝国力日渐衰微,加之吐蕃和南诏的外力冲击,天宝以后,唐朝在西南边疆所设之羁縻府州经历了存废离合之巨变。此前一度有所起色的南中郡县由此陷入了停顿与混乱。随着大唐帝国的崩溃及五代十国的分裂,昭通郡县制的进程再次终结。此后宋、元、明、清近八百年间,地方行政受制于土长豪酋独霸一方,据地自雄的掣肘,再也未能恢复中原经制州县的体制,转而以羁縻或土司统治为主,直到清朝雍正九年改土归流后昭通政区才重新纳入郡县制的轨道。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影响——以唐五代小说为例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较为突出,达到了记实和文学审美的和谐统一,代表了唐代游记文学的高度,对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为它丰富了后世文学志人、志怪类型的叙事题材。

雄关蜀道真如铁 诗仙当年从头越——李白开元三至八年间由蜀道入长安说

根据诸多文史材料记载参考唐代史实、典制、交通等,分析李白若干诗文,提出李白开元三至八年间曾由蜀道入长安之说。

论唐代的胡僧现象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唐朝各种外来宗教都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这些外来宗教的神职人员即唐人所称的胡僧除出现于历史、宗教典籍外还被大量地写入小说当中。本文分析了唐代的胡僧现象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重点论述了胡僧来华的动因、活动、形象特点等三个问题，以期深入研究这类新出现的特殊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