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学术刊物是美国汉学成果发表与传播的重要媒介,其创办进程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汉学史发展脉络,推动了汉学的纵深发展。以汉学刊物为窗口,可以透视美国汉学的阶段性特点。根据时间的历史坐标,美国汉学刊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传教士时期,以《中国丛报》与《教务杂志》为代表;本土化与分化时期,以各学会会刊为典型;当代学科细分化时期,以《中国文学》为代表。不同时期的汉学刊物体现了特定的创刊理念与发展思路。分析代表性的汉学刊物,可以为推进整体的美国汉学史研究提供方向和指南。

绕道而行:1913—1914年华尔纳的中国考察

20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拉近,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1914年,华尔纳受收藏家弗利尔的派遣,代表史密森研究院等机构,前往中国调查考古发掘的前景与建立考古学校的可能性。专攻日本艺术史的华尔纳非常倚重欧洲汉学与日本学界,长时间逗留于欧洲及中国周边区域,在中国内地调查的时间反而极短。考古学校终未建立,乃美国汉学尝试进一步发展时遭遇的一次挫折。

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

近四百年以来,海外创办的近200种东方学、汉学与中国学期刊是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该将世界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结合起来,在世界与中国互动的大历史中进行文明交流与互鉴。海外中国研究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离开“世界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学术”。深入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观点与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价值。在全面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学术资源与媒介平台的前提下,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

主持人语: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海外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从域外他者视角观察中国的重要载体。同时,国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空前重视。中国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欣欣向荣局面,吸引众多学科人士广泛参与。国内学界翻译引进一批海外最新著作,实证性研究不断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有所发展,但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仍有待加强。

学术主持人语

2023年7月3日,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召开,开启了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和世界汉学研究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向大会发来贺信,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美国当代汉学家桂思卓关于中国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

美国汉学家桂思卓在中国早期典籍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均取得卓越的成绩,本文通过归纳法与对比法,将桂思卓中国早期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分为解经学、修辞学、翻译学三个层面,并结合文化实践、历史背景、修辞叙事、翻译比对展开论述,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中国早期典籍的海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

中国学期刊是展示美国中国学领域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为美国和全球的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和思想资源。美国中国学期刊的发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暖亲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前后的曲折起步;中美建交前后的繁荣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深化拓展。为了更好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系统论、谱系论、关系论、比较论四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以中国学期刊作为方法,考察其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创刊理念、发展路径、学者活动以及学术影响,可以透视期刊视野中的中国学历史面貌与演进过程,了解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方式,加强中美之间的文明互鉴与交流。

嘤鸣会文 叠桥建章——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一、汉学研究的缘起与德国汉学研究现状杨程(以下简称杨):吴漠汀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采访您。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对中国和汉学感兴趣呢?吴漠汀(以下简称吴):我是在1987年同中国文学第一次产生联系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我的故乡明斯特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这个活动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和学者。中国是那一年的嘉宾国,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绿原。

尼泊尔汉学的传统与演进

本文通过对中尼两国有关尼泊尔汉学研究文献的深入分析,对中尼交流史以及尼泊尔汉学发展脉络展开详细论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尼泊尔汉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演进。得益于两国的历史渊源, 尼泊尔在早期双边关系以及佛教文化往来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这使尼泊尔汉学在萌芽阶段就有了优秀的学 术成果,形成了以历史考察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步入 21 世纪后,尼泊尔汉学开始高速发展,关注领域从两 国关系史延伸至中国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与视角也更专业。

视角、史实与文本——重译《中国十八省府·苏州》一得

20世纪初西方地理学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曾到中国考察,并撰著《中国十八省府》,其中有《苏州》章。盖洛不通汉语,亦非学者,一方面他所吸收、采纳和记录的苏州资料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些资料的可信度和价值意义需要读者仔细斟酌考辨。通过重译《苏州》章并与之前的译文进行比较,发现对于此类文本侧重文史互证的翻译方式较为有效,它不仅凸显盖洛观察苏州选取的独特视角和人文深度,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译文的信实度,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海外中国观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交互建构以丁龙捐赠事件的传奇化过程为例

通过对“Dean Lung汉学讲席”事件演绎而来的“丁龙传奇”进行探析,本文发现其历史叙述的重要建构节点多出现在美国“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一系列的互动过程揭示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国际秩序在近现代如何发挥双重意义图式的作用:它既沉淀为以儒家文明为符号的华夏中心情结作用于中国,也转化为以“儒教中国”为象征的积极东方主义作用于西方。两者以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态在“丁龙传奇”的建构空间对话和交互阐释,鲜明地呈现了近代中美交往的过程中对“何谓中国”的符号化想象。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所阐发的中国文明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这意味着“文化自觉”的纵向内省与横向交流,实为相辅相成、互相建构的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异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想象中国的空间,限制了认知真实中国的丰富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中外学者理解并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密匙,以更加广阔的胸襟和丰富的智慧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当代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释

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自成一派,在世界汉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汉学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多学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亚乃至东欧国家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全面系统分析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明俄罗斯汉学的知识谱系,对中国的世界汉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荷兰汉学史:过去、现在及未来

荷兰与中国的直接接触可追溯至17世纪初,400多年的中荷交往在荷兰文献中留下了大量有关中荷贸易、文学、艺术等的丰富记载,构建起荷兰有关中国的多维度形象。由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荣誉教授伊维德(Wilt L.Idema)所编的《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Past,Present and Future)一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研究在荷兰的发轫、进展、现状及未来的研究趋势。此书共分十章,即由十篇论文组成,由荷兰中国研究相关领域的九位翘楚操刀撰写。其中伊维德对荷兰的中国学历史进行了综述并分述了各章内容概要。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回溯了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1854-1911)。田海(Barend ter Haar)接续包乐史所做的历史概述,描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荷兰的中国研究状况,接着他另开一章,以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为论述中心,继续对荷兰汉学的发展进行编年式考察。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司马翎(Rint Sybesma)回溯了荷兰汉语语言学的历史,并论及荷兰中国语言学的最新进展。莱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彭柯(Frank N.Pieke)分析了当代中国研究在荷兰缺失的原因及最新进展。

美国汉学家魏爱莲和她的中国明清女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魏爱莲(Ellen Widmer)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取得硕士学位后,跟随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被誉为欧美“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第一人”的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教授研究中国明清小说,并以清初小说《水浒后传》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其首部专著《乌托邦的边缘:〈水浒后传〉与明代忠义文学》(The Margin of Utopia: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1987)。进入20世纪90年代,魏爱莲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中国女性文学,尤以中国明清女性文学为主。1997年,她与孙康宜合编《明清书写女性》(Writing Women of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两类“书写女性”身上:一是高级名妓,尤其是在晚明时期,这些女性的黠慧与风姿为城市文化增添了亮色;另一类女性是囿于深闺的世家女子,她们在闺中阅读与写作。同时该著也涉及男性对理想女性及女性特质的各种构建。

英国汉学家庄士敦道教思想述论

庄士敦是近代英国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道教是其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道教思想散见于其汉学著述中。庄士敦对道教的起源、神仙谱系、教规教义等许多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在道教起源问题上,庄士敦主张道教起源于民间方术,并称之为“大众道教”。在道教神仙谱系方面,庄士敦持“人文多神论”,认为道教神仙几乎都来源于历史人物,代表民间的一种英雄崇拜。在道教的教规教义方面,庄士敦认为教规教义具有象征性意义,其形式远远大于内容,这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治权威与等级制度的需要,也是中国人尊崇祖先、恪守传统的体现,同时也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休闲与娱乐。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比较新颖独特,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对道教的发展与改革具有借鉴启发意义。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的中国古籍翻译与汉学研究

雷林科是西班牙当代汉学界代表性人物,创《文心雕龙》《牡丹亭》《西厢记》等古典作品西语首译之功。本文结合口述史访谈和文献,探讨其古籍翻译实践与汉学研究之路,以期丰富西班牙当代汉学研究。在翻译实践上,雷林科注重阐释中国文化意涵与美感,探索融通中外、适应时代的中国古籍传播新方式;在学术研究上,雷林科跨越中西文化、贯通多重领域,为深化中国西班牙学术对话与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影响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