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考古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融合发展,2023年8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等共同主办的“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举行。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以及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所、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代边疆考古的使命与担当以及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治理、东北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等专题进行研讨,共识于挖掘和有效利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积极引导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以此为契机,辽宁大学学报于开年第一期,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笔谈文稿形式刊发,希冀展示学术研讨会之学术成果,以飨读者。

《天问》“载尸集战”与商周战前告祖礼

《楚辞·天问》作为战国写成而流传至今的文献,所记“武王伐纣”史事可与先秦早期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等多重史料相互印证。其中“载尸集战”一句,所述为周武王因卜兆不吉未及设木主便直接载文王神尸出征的历史细节,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阙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相关研究不仅为周初即存在的尸祭礼俗提供了重要例证,也有助于还原商周时期战前告祖礼的具体仪式内容。“载尸集战”还反映了商周早期国家基于“神道设教”国家治理的需要,其宗教礼俗在损益嬗变中一脉相承地形成了以祭祀文化为主、兼容巫文化的原生宗教形态,进而形塑成商周时期早期国家宗教的重要特征。

“析子孙”铭文考释

宋人所言“析子孙”即“”铭文,频频出现于殷周青铜器中,目前有关此铭文含义的释读有十数种之多,其中“族徽说”与“举字说”影响较大,其余还有“冀字说”“吉语说”“祭祀符号说”等。这些观点大多仅从符号本身出发推演附会,不符合先民思维的基本规律及其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由“”与“”两部分构成,前者与上古时期“非”“北”“八”等符号或字形相似,是先民想象中的通天之道;后者为巫灵陟升于天的摹象。缀有“析子孙”铭文的青铜器多出土于殷周时期的各个统治中心。“”是巫将自己的灵魂经天地通道送至上帝左右的图像表达,是殷及西周初期少数能与天帝沟通的巫师家族的祖徽。

冶金技术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常说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还有一句朗朗上口、妇孺皆知的话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些印记已经牢牢注入每个中国人的基因中。然而,要从历史和科学上论证中华文明是5000多年,而不是4000多年,却并不容易。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准是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发明和金属工具的出现。据此,中华文明只有3600多年,其依据主要有两点。

儒门论管子

儒门后生对管仲的评价并不一致,孟子和荀子代表了不同的两个方向,这涉及对“仁”的阐释:仁是理想的大旗,还是现实环境中的可行的选择?正是从齐国的具体情形出发,《管仲》以其富国强民的经济学思想治国,襄助桓公能够“不以兵车”达成“九合诸侯”的霸主地位。

中国古代铜镜的形制变迁研究

铜镜是我国使用超过四千年最古老的照面用具,它在古代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祭祀礼器、生活用具、辟邪法器、爱情信物、馈赠礼品、装饰用品等社会功能。古代铜镜的形制,包括铜镜的大小、厚薄、形状、纹饰、铭文、镜钮等。不同时期的古代铜镜,其形制特征都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古代铜镜形制的设计变迁映射了冶炼技术的进步及社会风向的转变,透露出时代的气息。通过对古代铜镜的出土文物与相关典籍进行深入调研,比较分析其在各个时期形制的特征差异,进而归纳其形制演变的规律,并总结得出其形制变迁的原因。

祖冲之对古代计量标准器的研究

祖冲之对我国古代计量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一部分就体现在他对古代计量标准器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战国时期的栗氏量和西汉末年刘歆设计的新莽嘉量。尽管祖冲之的计量科学工作中存在个别不严谨之处,但是瑕不掩瑜,他在我国古代计量科学乃至科学史上的贡献足以令后人敬仰。

古代本草访谈实录典范——《本草汇言》

现代中药研究中,有一种资源调查法,即通过访问调查、线路调查和定点测定等实地调查方法来获取一定区域内的中药资源概况及地方用药知识。这种方法十分直观地以“面对面”的方式去观察和认识中药,获得最真实的认知,为中药的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夏商时期称为“氏族”,西周时期则多称为“宗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社会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关系的影响在增强。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盲人音乐教育述论

人类出现必有残疾人伴生,盲人是残疾类别中尤为痛苦的弱势社群,却因听音辨乐的自然优势,能得天独厚地融入大千世界。中国最早的残疾人专业教育正从盲人音乐教育发轫,“上三代”是“官办”盲人音乐的发达时期。先秦以降,礼崩乐坏,官方瞽目乐师体制停废,官办盲人音乐教育机构无存。延至晚清,盲乐人更多转入并存续于民间,他们是华夏古乐文化一脉相传的承继光大者。但,中国古代的盲人音乐教育与近代特殊教育仍有时代差别,它只是制度化特殊教育的前奏曲目和古典形态。古代盲人音乐教育的近代转型,是古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带来中国特殊音乐教育与时俱进的丰沛内容和无限发展空间。

“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中华历史典籍中的大禹文化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大禹文化代表了“内圣外王”的中华“治道”精神,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内容。大禹文化所涵盖的核心文化要素,通过三类历史典籍的译介而传播海外:上古书经《尚书》中大禹的“化民之德”,官史之首《史记》中大禹的“治世之功”,地方史志《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大禹的“华夷一体”身份传说。文化专有项误译是中华文化译介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通过文化对比、历史还原、体系构建,有助于提高文化专有项翻译的准确性,实现中华文化传播的中外融通,古今传承,让中华“治道”走向全球。探究中华历史典籍中的大禹文化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实践,可以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经验和启示。

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青铜器残片锈蚀层的科技分析

本文选取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残片,联用了超景深光学显微镜、拉曼光谱和X射线荧光光谱微区分析和面扫描技术对铜器残片的锈蚀层进行了综合表征。结果表明锈蚀层主要包含孔雀石、赤铜矿、蓝铜矿等常见锈蚀产物,同时也识别出有害的含氯锈蚀产物,获取了不同的孔雀石结晶形态,探讨了锈蚀进程的复杂性及其与埋藏环境的关系。本文为理解青铜器锈蚀层提供了新视角,展示了综合科技表征方法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价值。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李学勤文集》:关于出版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内在联系

首先祝贺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这一套思想深邃、内容厚重的《李学勤文集》,约1000万字,30卷册,覆盖了学术领域的六个方面,不可谓不宏大;编纂历时八年,尤其在此期间,先生仙逝,新冠病毒肆虐,不可谓不艰辛、不持久;省委宣传部全程关注。

上古文献口述与古史重建问题——基于“传词”与“传意”两种途径的考察

整个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民众识字率较低,口述是一种重要的文献传播途径,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所关注。^(①) 但关于上古时期口述形式如何传达真实性内容等问题,学界尚缺乏专题探讨,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吕思勉就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老子》的质疑指出:“传者乃以战国时之名易之,此如今译书者,于书中外国名物,易之以中国名物耳,虽不免失真,固与伪造有别也。”^(②) “译书”的比喻非常形象,试图突破古史辨学者简单化的逻辑思维.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殷墟王陵四论

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殷墟王陵始建于洹北商城时期,是洹北商城始建之时都邑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考古发现仍说明殷墟王陵废弃于西周早期,这与周革殷命的政治策略有关。王陵东区大量祭祀坑的年代为殷墟早期,特别是武丁时期,大规模祭祀是“武丁中兴”重要的政治举措。以妇好为代表的诸多王族成员死后仍葬于宫殿宗庙区,反映出当时的族邑理念。

从肥袋足鬲看商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的文化互动

肥袋足鬲是商时期在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共有的一类器物。虽然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肥袋足鬲形态存在差异,但在面对商文化的扩张过程中,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消长、中断与复兴的时间却几乎相同。肥袋足鬲所体现的文化传播,反映了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与晋陕高原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互动。晚商时期使用肥袋足鬲的人群往往与佩戴卷云形金耳饰的人群在空间上重合,反映了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共性。

《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

《尚书》作为中国“五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尚和合”的文化理念。《尚书》从天人关系、政治社会、个体修养三个维度构建了“尚和合”的思想结构。天人关系方面,《尚书》分别以“和生”与“合德”描述人与“自然性”之天以及“超越性”之天的关系,构建了天人之间“和生合德”的理论系统;政治社会方面,《尚书》通过阐明“惟和惟一”的君臣观、“式和民则”的教化观、“燮和天下”的天下观从而构建起“庶政惟和”的政治文化观念;个体修养方面,《尚书》指出心性涵养与道德践履内在统一,和合不二,道德自觉必然涵摄身心、包举知行,从而构建了“身心合一”的修养理论。《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为当代文化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