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中提出的“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赞...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中提出的“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赞成者认为,它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带动了研究问题的意识;批评者认为,它在史实上没有贡献,且有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等缺陷。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论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客观全面的再评价。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革命”论说,几乎都聚焦到了“宋代”。还有很多学者没有使用或者不认可“革命”的说法,但认为宋代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可见认为晚唐宋元时期(即伊懋可所定义的“中古”)发生的“经济革命”,并非惊人之论,也不是伊懋可首创。《模式》是一部理论著作,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论构建。“中古经济革命”论没有提供新的史实,具体结论也面临质疑;但它将主要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清晰地勾连起来,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底层逻辑,试图发掘这些“革命”的动力所在,并呈现“中古”经济的结构性面貌,是对晚唐宋元初期经济史的综合研究,应当肯定。“中古经济革命论”回答了《模式》中的框架性问题,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共同构成了伊懋可自我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该论的一些局限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但也有一些不足是天生缺陷,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提高警惕。对待“中古经济革命”论,不能盲从其具体结论,而应“去其甚者(欧洲中心论)”,吸收其方法上的合理内核。展开更多
文摘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中提出的“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赞成者认为,它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带动了研究问题的意识;批评者认为,它在史实上没有贡献,且有明显的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等缺陷。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论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客观全面的再评价。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革命”论说,几乎都聚焦到了“宋代”。还有很多学者没有使用或者不认可“革命”的说法,但认为宋代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可见认为晚唐宋元时期(即伊懋可所定义的“中古”)发生的“经济革命”,并非惊人之论,也不是伊懋可首创。《模式》是一部理论著作,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论构建。“中古经济革命”论没有提供新的史实,具体结论也面临质疑;但它将主要经济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清晰地勾连起来,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底层逻辑,试图发掘这些“革命”的动力所在,并呈现“中古”经济的结构性面貌,是对晚唐宋元初期经济史的综合研究,应当肯定。“中古经济革命论”回答了《模式》中的框架性问题,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共同构成了伊懋可自我构建的完整理论体系。该论的一些局限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但也有一些不足是天生缺陷,作为中国学者必须提高警惕。对待“中古经济革命”论,不能盲从其具体结论,而应“去其甚者(欧洲中心论)”,吸收其方法上的合理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