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魏晋时期,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作为高级行政助理,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在迁居大棘城之前,慕容鲜卑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与东汉时期差别不大,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则开始迅速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上,慕容鲜卑最初学习西晋占田法,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慕容皝统治后期,又改占田为屯田,基本满足了急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生产弱化了经济功能,强化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从以输出生产工具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链条之一部。慕容鲜卑这一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具备混合性、边缘性、跟随性等边疆特征,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从北魏国家认同迭变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

北魏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正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具体表现为:其一,盛乐时代新旧国号的议定及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的支持、合作与依附;其二,平城时代寻根炎黄的华夏谱系开列、汉族士人的归附、对国家热爱与忠诚的诠释;其三,洛阳时代自命“中国”与正统建构以及助推汉化改革。北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演变,反映了北魏鲜卑贵族与汉族士人相互交融、心向中华的必然趋势,体现了“大一统”思想的力量。北魏三个时代的国家认同既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

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何以成为人才高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沂既是山东也是全国的人才高地。在录入《山东历史人物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历史人物中,临沂人占比接近60%。这一时期的临沂籍人才表现出人才密集、杰出人物多、以家族式集团出现、文化领域人才多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社会条件奠定了人才盛出的社会基础,二是文化教育在世家大族中传承不坠,三是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维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功亦祸欤?——李顺之死及其原因探析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李顺被诛。作为太武帝一朝的宠臣,他曾建有不少的功勋。关于他被杀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他和崔浩之间的矛盾使崔浩屡屡在太武帝前构陷他,导致其被处死,但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说,他死于北魏政治斗争。北魏政治体制以皇权政治和贵族政治为主,鲜卑贵族占据主导地位,而政权既要吸纳汉人士族,又要对其势力进行限制。李顺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北魏朝堂,现实的需要使他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建立功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侵犯到鲜卑贵族的利益,招致贵族集团对他的嫉恨与打击。

魏晋文献整理与文学互动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取得的实绩,还是文人对文学特性、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文学观念与思想,与前代相比,均有了新的拓展与质的飞跃,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新格局。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地位相一致,学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们在刘师培、鲁迅等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人心态、艺术精神、文人集团、文学思想、政治、文化等视角,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丝路景观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汉武帝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又设立河西四郡,遣张骞凿空西域,大力经营西北,开辟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使之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笔者在概括丝绸之路早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梳理前代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丝路风情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表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歌咏丝绸之路的诗歌,体式上主要为五言,除少部分作品为写实外,多为泛咏。这批诗歌反映了丝路沿线各地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丝路行旅的认知态度。

魏晋十六国河西走廊壁画树木的图式风格演化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寺窟和墓室壁画山水元素逐渐增多,其中,树木的表现集中体现了山水画语汇与图式的发展进程。从空间位置上看,石窟壁画中的树木大多在佛教母题的下方或边缘,墓室壁画中的树木则大多在现实生活题材的中下层;从画面结构上看,树木的表现先后经历了点饰风格、结构性图绘和题材独立表现三种样式,并依次形成了勾点、色墨没骨与擦染等笔墨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意识。

王叔和里籍再辨——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西晋著名医学家王叔和,正史无传,据北齐·高湛《养生论》及唐·甘伯宗《名医传》所载,知其生活于魏晋时期,籍贯高平,而古高平现在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虽已有众多学者进行考证,但仍有山东高平、山西高平之争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地方志中关于王叔和籍贯与生平的相关文献资料,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王叔和籍贯并非山西高平,而是山东高平,曾侨寓并葬于湖北襄阳,并将王叔和之地望确定为今山东微山县。

北魏“帝后礼佛图”仪仗规制与文化融合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融合了佛教、儒学以及中原文化的礼仪制度,尤其是帝后礼佛图中,其仪仗形式、人物服饰等在文化融合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宾阳中洞和巩义石窟1号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是其典型代表,帝后礼佛图中的仪仗形式受汉代车马出行图的影响较大,皇帝和皇后同时出现在礼佛场景中,是北魏女主政治影响的结果。北魏女性执政与女性信仰佛教对孝文帝和宣武帝影响巨大,儒家文化融入佛教仪轨,是北魏汉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魏晋南北朝游军研究

“游军”在史籍中一开始指代游离于外、居无定所的军队,而后逐渐成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分别出现于三国后期的平定诸葛诞的淮南战场和魏蜀交战频频的关中战场。两晋南朝时期,游军一方面仍是临时的机动军队代名词,运用于大规模的军事场合;另一方面出现了层级化和职官化的趋势,并承担了地方治安和守卫的责任。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游军仍为临时机动军队的代名词,未出现和南朝相似的专官管理和层级化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游军彻底沦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

史载“南路徐”正误考

“北路鱼,南路徐”是批评南梁时期鱼弘与徐君蒨行事铺张的古谣,后演变为专指家世富贵、行事奢侈之语。古籍文献对此谣注解杂乱陈芜,出现人物、关系、事迹等误载和错刊情况。考证发现源自《襄阳府志》《建康实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对《南史》的误抄四条误载线索,并归纳出史学、注书和类书三类正确记载文献。

左图右史: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为南北朝绘画的实物案例,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的艺术价值已有较为全面的挖掘,其表达主旨、现实功能和历史影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近年来的综合研究开始串联起图像、文学、历史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屏风漆画在“孝子列女图”之外的“证经补史”作用逐渐得到了发挥,这也是此类文献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

血统中的天命:十六国政权的祖先追述

十六国时期进入华夏世界的诸胡族,面对华夏传统观念中的天命观和华夷之别,在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努力中存在两种祖先追述的模式:其一是自称为华夏圣王之后,力图将本民族历史置入华夏历史中;其二是追述祖源至传说或历史记忆中的英雄人物。这两种追述模式,反映了诸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不同的政治目标和现实需要。

论北朝家训的创作及其儒学意蕴

家训作为一种特殊应用文体,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悠久的历史。具体到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朝家训,其变化与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既缘生于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对礼法制度规范的渴求,也脱胎于动荡难安的政权所催生的士族保家安族的心态。北朝家训在教子立身方面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锤炼,在睦亲治家方面注重家庭伦理秩序的建立,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儒学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家训在基层社会的普及,巩固并夯实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如若通过汲取与剔除、继承与扬弃,完成批判性的当代价值转换,则又可以发掘其现代意义。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酒泉魏晋墓壁画中蕴含的古代丧葬文化习俗

文章的目的在于揭示魏晋时期丧葬习俗与酒泉魏晋墓壁画的文化价值,并通过分析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来深入理解酒泉魏晋墓壁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样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魏晋时期社会发展的认识,推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透过壁画中的丧葬习俗,我们能够窥探古人对死亡的思考和对亡者的尊敬,进一步折射出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