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荥阳毛氏之军事活动与家族文化

自两晋之际以来,荥阳毛氏三个房支相继南迁,其中西晋末毛宝迁移荆州,先后隶属士族代表王敦、温峤、庾亮,苏峻之乱中,参与组织义军联盟,战功卓著,军政地位有所提升,为其子孙开辟了道路。毛穆之、毛安之长期隶属桓温、桓冲兄弟,毛穆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出刺益州;诸子孙渐显锋芒,毛璩等出刺益、梁、秦、宁等西部州镇,成为东晋后期上流之武力强宗,抵制桓玄代晋,在北府武力集团崛起的背景下,有意控辖荆郢地域。然蜀地土著反叛,毛氏遭受毁灭性打击,毛修之归附刘裕,参与义熙年间诸内战与刘裕伐秦之役,流离入魏。毛安之则于简文帝执政时期,受命桓温,戍卫建康,控制都城,以助篡夺,他居中协调多方关系,处置得当,也为朝臣代表谢安等认可,得兼将作大匠,其子毛泰等亦多为禁中武职,表现出“中央化”的特征,然无根基,终因政局变动而遭清除。毛德祖兄弟南迁较晚,皆有武干,投附北府军团,晋末内战中“奋不顾命”;毛德祖随刘裕征伐关中,刘宋初戍守虎牢,坚守死战。毛氏尚武,可谓东晋以来著名之“将帅之家”。在家族文化方面,毛修之“颇读史籍”,“解音律”,已受经史启蒙,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萧齐时毛惠远、毛惠秀兄弟及子毛稜等,皆擅长绘画;宋齐以来,毛栖忠“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在钟律、历法等领域颇有造诣;梁陈之际,毛喜家学传承;隋文帝灭陈,汲取南朝术艺,毛爽“晓音律”,作《律谱》,对隋代雅乐与历法影响甚著。

试析西晋惠贾皇后的悲剧人生

西晋永康元年,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在权力争斗中被鸩杀。贾南风死后,西晋政局并未因此稳定下来,相反却带来了长达数年的“八王之乱”。后世史家和学人多将贾南风作为扰乱西晋政治和引爆“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而大加贬斥。客观地讲,这种看法并不公允。贾南风册立伊始,就无可选择地置身于激烈的权力争斗中,她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的人生勾画出古代社会上层妇女的又一种命运轨迹,并再次证明了在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根本上就是依附(从属)于男性的,她们最终只能是男性的派生物。而女性参政与男性主政在本质上并无两样,它终究无法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更无法改变社会权力体系的父权制属性。

两晋时期汝颍士人经济生活风尚探析

两晋时期,尤其是西晋,社会上层弥漫着一股奢靡贪竞之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西晋统治阶层大多追逐财富,生活奢侈,然而汝颍士人却大多表现出“俭约自居”的经济生活风尚。两晋之际,汝颍士人南渡江东并进入司马睿政权,由于他们失去了宗族乡里根基,故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但是汝颍士人不仅能在经济生活中“俭约自居”,而且尽量避免与吴人产生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内在的儒家义利观对其门风的熏陶;另一方面应是外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其生活风尚的影响。汝颍士人的“俭约自居”,不仅保全了自身和家族的权位,而且缓和了南北士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内部趋于团结,从而对司马睿江东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刘宋对扬、荆、豫等要州的分合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扬州、荆州、豫州、南徐州和南兖州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教训,刘宋君主对这些要州格外重视,多次予以分割、合并。宋武帝和宋文帝对荆州和豫州三次分割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两次合并是为了征伐北魏。对南兖州和南徐州政区的调整是为了增强它们的实力,更好捍卫京师建康;其次是平衡它们的势力,让二者互相制衡。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多次对荆州、豫州分割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荆州经过刘宋时期的多次分割,由宋初的31个郡变为11个郡,实力严重削弱,雍州的实力则是不断增强,二者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对当时和以后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晋“蒋山植松”考

东晋命令罢职还都的刺史、郡守须于蒋山种植松树。在这一政策推动下,蒋山的生态因此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结合松树的生长特性,推测这项政策的实施应在晋穆帝永和年间。这项政策的实施应与永和年间的荆扬之争及洛阳形势密切相关:建康当权者既希望借此恢复上陵礼,增强地方官员对于穆帝权威的认同感;同时利用蒋山与西晋帝陵所在的洛阳北邙山的相似性,通过种植松树,建设蒋山陵区,打造江左的“北邙山”,作为与一直以洛阳及西晋帝陵为北伐理由的桓温相抗衡的政治砝码。

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两晋上层士族阶层女性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与政治活动探讨

两晋时期,士庶有别。出身于上层士族阶层的女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德才兼备;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除嫁给皇室司马氏之外,她们大多与同阶层高门士族联姻;在政治活动方面,嫁入皇室的士族女性对两晋政局的影响较大,嫁入同阶层高门士族的女性其政治表现也很突出。女性的出身阶层是两晋士族联姻成功的前提,女性的品行与教育有助于维系士族阶层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士族阶层女性的婚姻是推动两晋社会政治资源在同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个别女性影响了两晋政局走向。

论海南历史上的廉吏

明清时期海南出现了庞大的廉吏群体。这些廉吏是地方社会风清气正的重要推力,其整顿吏治、惩贪树廉,改变了官场上的不良习气。其在地方社会上的贡献主要有:维护社会稳定、判案精准公正、推动文教事业、兴修公共设施。他们的廉政实践彰显出勤政为民、坚守原则、持正不阿等精神品质。

论东晋文人的玄学新声与审美雅化

东晋的玄佛合流使审美实践超逸化,表现为自然美、辞藻美和音韵美、创作主体的神韵美。集会宴饮自然浪漫,审美取向清雅化。审美习惯自然化,追求永恒无限的清净之境,向往生命自由的真挚情感,营造隐逸无尘的栖心之所。玄佛融合形成空灵湛然的审美思维,主要体现为空灵不俗之美、清寂悠远之美、湛然常寂之态。

怀柔与威服:论西晋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西晋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着内迁浪潮,许多民族开始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活跃起来。其中,匈奴展现出更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北方众多民族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巩固统治,新兴的西晋政权通过改变匈奴社会体制、调整匈奴部落聚居方式、封赏匈奴贵族,以及征调、贩卖匈奴人口的方式,不断加强对匈奴的控制。这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引发了匈奴的反抗情绪,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州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簪钗探讨

本文对贵州平坝县马场镇16座东晋南朝墓出土的簪钗进行了分型研究,对M37、M50出土簪钗的组合进行了分析,推测其用于固定假发、辅助高髻造型。东晋南朝时期,簪钗的形制和使用在马场周边区域相对稳定并流行,体现了贵州本土文化的复兴,为研究东南地区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曹魏缪袭鼓吹组曲的历史建构与制度形态

曹魏缪袭重新改编鼓吹曲辞,属于国家礼乐建设的组成部分,因此最有可能完成于明帝时期。这部组曲以曹魏国史为主题,通过精简的形式来进行历史建构,目的在于强调曹魏政权的正统性。曹魏鼓吹的主要用途是道路与朝会,同时更为普遍地用以给赐,两者共同构成其重要制度形态。

西晋初年的“南中都督”

灭蜀时,司马昭招降南中最高军政长官霍弋,任命其担任南中都督,统辖南中诸郡,在西南边疆形成特殊的管理体制。南中都督体制的特点是南中诸郡延续蜀汉郡县,由郡统县,名义上各郡仍属益州;南中诸郡组成一个管理区域,明确定名为“南中”;南中区域由南中都督统一管理,是与州平级的、军政合一的高层准政区;南中都督是一个临时、过渡性体制,为宁州的设立奠定了基础。设置南中都督是司马氏从蜀汉故地整体政策、灭吴战略、治理西南边疆等方面出发,根据形势制定的决策。南中都督的设置有权宜之计、因人设事的因素,但客观上加速了三国归晋的统一进程,有利于深化西南边疆治理,是中原王朝在西南边疆设置州一级政区发展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

构建正统: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西周拟态论

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与西周成、康、穆三王谥号相同,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谥号中比较罕见。成、康、穆三王是西周毋庸置疑的天下共主,东晋皇帝谥号的西周拟态现象很可能是效仿西周的“故事”进行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构建。这种构建分为两个方面:对外而言,东晋通过册封、赐谥、接受朝贡等方式,在华夷体系下构建以东晋为华夏正统的天下格局;对内而言,司马皇室、门阀士族之间多方力量共同作用,利用西周诸侯拱卫周王室与士族官僚辅佐东晋皇室的相似之处,塑造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选定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

金谷与兰亭:两晋山水空间审美的两种范式

“山水”一词在六朝山水研究中兼具诗学与美学意义,两晋山水诗虽然尚未形成体制,但诗中的山水书写已初具空间审美规模,在玄学的背景下,其空间审美在有无、内外、远近等理论范畴中呈现一些区别,金谷诗和兰亭诗集中地表现了这些区别,在两晋山水中具有空间审美的范式意义。以金谷诗为代表的山水空间,倡导诗情,注重对“有”的物质把握,空间转向由内而外,由个体汇入群体,以获得物性的空间体验;以兰亭诗为代表的山水空间,追求神理,重视“无”的精神体验,合外入内,借外界重构内心,以获取灵性的空间感知。深入剖析山水空间的审美范式,有助于承接六朝山水文学的发展脉络,也便于进一步把握两晋玄学理论在文学实践中的创作情况。

新朝新郡:西晋初年汲郡的设立及其意义

汲郡设立于西晋泰始二年,下辖汲县、共县、林虑县、获嘉县、修武县、朝歌县等六县。汲郡的设立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权巩固的需要,同时还是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的需要。汲郡设立后,太守王宏积极作为,劝课农桑,使农业生产实现了较大的发展。汲郡的设立还加强了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密切了央地关系,巩固了新生政权。汲郡的设立也增强了西晋的军事防御能力,汲郡在防范外敌入侵、保护都城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汲郡的设立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民众的归属感。

《洛神赋图》的画面表达——从文艺心理学视角切入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据曹植的《洛神赋》所绘的叙事性人物画长卷。不同于顾恺之其他作品中人物恭谨的姿态和空白的背景,《洛神赋图》中的人物被置于秀丽山水间,画家为画中人物创造了一个宛如现实山水的场景,其描绘的故事柔美含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该文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切入,探讨顾恺之如何用画面构建叙事和表达主人公的情感,如何将其通过画面传达给观众,并分析在《洛神赋图》的创作层面、欣赏层面,画家和观者对画面叙事的传达与接受。

魏晋艺术对中国早期绘画的影响探析——以《洛神赋图》为例

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思想极富激情的时代,由于人们自我的觉醒,对自然美的追求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人物绘画的发展也在不断成熟。通过先秦、汉朝风格和形式的不断演变,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逐渐发展,技法表现也从“工”转为“艺”的审美表达。探讨东晋时期顾恺之《洛神赋图》的风格特征,分析顾恺之人物画审美风格对早期中国画和思想理论的影响,总结魏晋时期人物画审美风格的影响和审美价值。《洛神赋图》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人物绘画,也在山水画体系上走出重要一步。其丰富了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绘画形式,奠定了山水画的初始形态,树立了中国古典赋色技法。

宜兴西晋太康元年墓出土青瓷器初探

太康元年墓是宜兴发现的规模较大的西晋早期墓葬,所出器物颇具地方特色,时代表征明显,历史信息丰富,这些青釉瓷器与宜兴龙头岕窑址出土器物标本的胎、釉、纹饰、制作工艺等特征相似,当为西晋时期该窑产品。本文详细梳理了该墓出土的贴塑凤纹双系盘口壶、青釉斜方格纹鸡首壶、武士瓷佣、女婢瓷佣、明灶、明厕等,器物本身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地域特征是研究西晋时期江南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试析苏峻、祖约叛乱与王导复出之关系

苏俊、祖约叛乱直接改变了王导前期不利的政治处境,为王导从新掌权创造了时机,并使其家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得以维持和巩固。此外,苏峻、祖约的叛乱对东晋政局的直接影响与后果是深远的,这次动乱促成了王导、庾亮、陶侃为代表的三大家族与东晋皇室共天下政治局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