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起义与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奋力投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洪流,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近年来,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重新受到学界关注,提出了“皇权专制社会”“富民社会”“帝制农商社会”“皇权吏民社会”等新概念,一方面显示了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近年来史学界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

论萧子良永明中後期的奉法与弘法--以萧子良与诸人来往书信为中心

南齊武帝蕭賾永明七年,竟陵王蕭子良感夢佛牙之後,奉法和弘法的態度有了較明顯的變化:奉法更加虔誠;弘法的願望也更强烈、自覺,態度更加堅決,並且以弘法爲己任,其弘法理念、方式也隨之改變。通過對蕭子良與劉虯、孔稚珪、何胤等人往還書信的考證(寫作時間)、分析(内容緣起)、梳理(次序),對蕭子良永明中後期的弘法理念、弘法過程、方式,有了大致的瞭解。結合《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諸僧傳以及諸佛經目錄等所載蕭子良載弘法實踐,對他永明中後期的奉法與弘法活動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高、武“旧将”与南齐晚期政局

南齐建国依靠青、冀、徐、兖四州豪强的军事力量。齐明帝之所以能“以支庶纂历”,与其得到高、武“旧将”的支持有关。“旧将”助齐明帝夺位及戕夷高、武子孙,这些行为展现了南齐政治的利益取向。以利相合、缺乏信任的关系使齐明帝在永泰元年病笃之际,开始翦除“旧将”,以应对“枝胤孤弱”的处境。齐明帝逼反王敬则,东昏侯逼反陈显达、裴叔业、崔慧景等,在政策上一以贯之,其所激起的方镇叛乱瓦解了南齐的统治。由此可知,缺乏有价值凝聚力的政治组织方式,是南齐国祚短促的根本原因。

南齐萧道成之家教及其子孙之崇儒尚文——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之“士族化”趋向

兰陵萧氏自晋宋之际以勋业进入社会上层之后,受到士族文化影响。齐高帝萧道成在称帝前已具备良好的经史与文艺方面的修养。他很重视其子孙的教育,形成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其子孙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艺修养,甚至入梁后还创作出了标领时流或传之后世的佳作。萧齐子孙在为人气质及爱好等方面也显现出名士化的特征,如重视仪容风度与爱尚文物等。这都表明萧齐皇族在获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士族化"的趋向。

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

南京栖霞寺的创立与南齐征君明僧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明僧绍出生于山东平原郡一个有信佛传统的世族家庭里。他有很高的儒学修养,自宋至齐,多次拒绝朝廷的征辟。最初,他在长广郡即今山东青岛一带聚徒讲学。泰始二年(466),由于淮北四州沦于北魏,他随家族南下建康,升明元年(477),又随其弟明庆符到郁州。三年后,他回到建康,并定居摄山,修筑栖霞精舍。永明二年(484)明僧绍去世后,他的儿子明仲璋舍宅为寺,永明七年(489)法度禅师以栖霞精舍为基础,正式创立了栖霞寺。

《灭惑论》与刘勰依沙门僧祐的关系

首先以《萨娄多部师资记目录序》“年逾知命”、“三纪于兹”等语及《高僧传》中的有关记载为据。推算出《灭惑论》必定是撰写于齐建武五年(公元498年)之前，然后又以《释<三破论>》、《灭惑论》等的有关文字为据，推论出《灭惑论》是撰写于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刘勰还未“依沙门僧祐”之前，它是刘勰能进入定林寺为释僧祐“打工”即佐其编撰经藏的“资格证书”。

齐梁诗风在中唐复苏的政治经济原因初探

齐梁以降,经过隋的过渡、初唐的振兴、盛唐的勃发,诗至中唐,诗人们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走向: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北方士族的衰弱;文人幕僚数量的增加;科举制度的推行;政治上的改革;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唐经济与齐梁经济的诸多相似性等方面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促使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苏。

沈约《修竹弹甘蕉文》考释

沈约在南齐永明八年至九年担任御史中丞一职,并作《修竹弹甘蕉文》一文,历来学界都将此文看成是幽默诙谐的寓言文章,修竹喻指监察官吏,甘蕉喻指被弹劾者。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修竹弹甘蕉文》还是一篇富有政治隐喻的弹文。沈约在御史中丞任上,因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晏权势熏天,深受皇帝信任,但其为人又十分专权,沈约不能直接加以弹劾,而写《修竹弹甘蕉文》加以讽刺,通过此文也反映出南朝门阀势力的状况和监察效果的不佳。

历史的横切面:“淳熙三书”所见宋代广西周边蛮族社会

南宋淳熙元年至五年,出现了三部比较集中反映广西及其周边社会的书籍,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吴儆《竹洲集》。从蛮族社会的角度上看,在此历史横切面上,广西及其周边蛮族呈现出了许多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象,表现在:广西化外蛮族社会高度拥抱汉族文明,蛮族上层表现出相当高的华化水准;广西羁縻蛮族社会总体上已经接近于唐代前期的水准,并且,其发展趋势与汉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吻合的。这为广西诸羁縻州及其周边的云贵地区在元代以后完全纳入中华帝国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开显了端倪。

任昉“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原因探隐

齐明帝用人特点及任昉人际交游与才能表明,任昉"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实非主要由明帝恶其代作《让宣城郡公表》"辞斥",而是主要因齐明帝从任昉的行动中及"爱憎所白"认为任昉是萧子良党羽,改变"欲大相擢引"的初衷,不再重用;任昉徒有文才,吏才了了,不合乎明帝的用人标准;任氏为次等士族,明帝大可不必拉拢、依靠任昉维护统治。

南齐萧道成之家教及其子孙之崇儒尚文——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之“士族化”趋向

兰陵萧氏自晋宋之际以勋业进入社会上层之后,受到士族文化影响。齐高帝萧道成很重视其子孙的教育,形成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诸子孙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艺修养,甚至入梁后还创作出了标领时流或传之后世的佳作。萧齐子孙在为人气质及爱好等方面也显现出名士化的特征。这都表明萧齐皇族在获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士族化"的趋向。

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之变化——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的“士族化”趋向

建立南齐后,齐高帝萧道成鉴于刘宋皇族内部的自相残害,模仿世家大族的家教传统,重视家族内部的儒家礼法教育,其子孙中出现了不少孝友方面的典型。萧道成子武帝萧赜、萧嶷等也绍续此风,其门风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向。不过,作为新起的皇族势力,其门风依然表现出寒门的传统,在宗室政策上表现为苛禁诸王及家族内部的严重冲突等。

齐鲁两国的史官、著作及其影响

齐鲁两国的史官、著作及其影响耿天勤我国史官设置得很早。《世本·作》篇宋衷注云：“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吕氏春秋·先识》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

齐梁萧氏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

齐梁萧氏出身"布衣素族",凭军功起家,政治上虽无多少作为,文化上却颇有建树。主要表现在:重视儒学教育,复兴经学;喜好文学活动,促进文学繁荣;注重史学资政功能,促使史学兴旺发达;主张儒、佛、道"三教同源说",推动宗教文化发展。齐梁萧氏的文化成就,既是六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隋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齐书》卷五十七《索虏传》校议

南朝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前人多有校勘考订。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仲荦先生校点本,综合前人成果并多有创见,诚为迄今所见之精本。然不足之处,亦时有所见。本文就其中之第五十七卷《索虏传》作些校议,以供再版时参考。

郑樵:名列儒林的科学家

南宋郑樵是著名的史学家,又是自成一家的儒家学者,同时,他还是在动植物学上有着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然而,他的科学研究是与其儒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是儒学研究的延伸。作为一个儒者,郑樵具有儒家的博学精神,并通过博学引申出对于自然的研究;他研究经学,并从经学研究转向科学研究;他讲求实学,强调"核实之法",因而具有科学的求证精神。正是在儒学的研究中,他进一步研究科学,成为名列儒林的科学家。

《南齐书》纪传疑年录

《南齐书》纪传疑年录许福谦笔者夙有仿效钱大昕《疑年录》体例撰写一部《魏晋南北朝人物疑年录》之志，然兹事体大，非一蹴可就，故先化整为零，分取有关诸种史籍中人物生卒年有种种疑问者，逐一检核，勾稽史料，为之笺证，以备他年聚沙成塔之用。《南齐书》在南朝诸史中...

谢■生平及诗文系年考论

谢月兆是南齐时期重要作家，“永明体”代表诗人。但是，近四十年来，对谢月兆的研究是相当不够的。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将谢月兆生平事迹及其文学创作情况钩辑得充分些，展示得全面些，同时，也注意把谢月兆放到中国文学史和南朝齐、梁文学现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以便更清楚地认识。

读《南齐书·王融传》论南朝时期的琅邪王氏

王融(公元468—494),琅邪临沂人,南齐时以文才著称,与沈约、谢眺等同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仕齐至中书郎,后因参与齐武帝未年政争被杀,时年27岁。《南齐书》卷47有专传。考察王融短暂一生的行事,结合琅邪王氏其他人物的活动,我们可以对南朝时期包括琅邪王氏在内的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