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城本《弥勒上生经讲经文》为词曲作品说

讲经文作为佛教讲经之底本,保存有很多讲经活动的珍贵资料,这在敦煌出土的大量讲经文中多有体现。《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中有一件被定名为《弥勒上生经讲经文》的文献,在将其与敦煌讲经文比较后可以看出,它于内容和格式上均不符合讲经文的特点,因此将其判定为讲经文似乎欠妥。文末被原书叙录定义为"杂写"的"小石花心动"五字也非为杂写,而应是这件文献实际体裁的标识语。因此,黑城本《弥勒上生经讲经文》的定名并不准确,它更像是作者在念佛之余,以经文为歌辞的一首词曲作品。

乾隆《贵州通志》的价值与局限

乾隆《贵州通志》一百馀万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这部方志是记载贵州省在康熙、雍正两朝对贵州省行政建置调整完善后的一部通志,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由于乾隆《贵州通志》所收集的资料丰富、所辖疆域广泛,载录史事较此前志书为多,故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很大。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志书并非尽善尽美,也有部分缺失存在。

明末南京教案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范式”意义——以南京教案的反教与“破邪”模式为中心

"南京教案"是中国教案史的首出一案,也是明末最激烈的一次中西冲突。发生在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这场"南京教案",大致由"朝廷弹劾"、"武力介入"、"士绅动员"三个环节组成。它体现了"官绅一体化"的反教模式,具有中国教案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南京教案"所表现的"诬天废祀"、"淫妇女谋不轨"、教堂内"诳世邪术"三种"破邪"范式,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种排异机制被激活的结果。学者们的反教言论,教案爆发,禁教令发出,都是排异机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南京教案"正是这种排异机制过分活跃而形成的变态反应。"南京教案"所引发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这一点与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洋教士的活动不同,其涉及了中西文化交往中许许多多深刻的原因,并不像以往研究者解释得那么简单。它的运作方式,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