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翻译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即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其实,佛经翻译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更多的是发生在公事往来和私人交往中的翻译活动,其范围和作用不可小觑。在宋代,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的翻译活动不限于政权间的公务往来,在各类商贸活动和私人交往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译者不仅是不同语言文字的沟通者,还是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交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为了满足频繁的对外交往的需要,官方组织培养翻译人才,民间人士也不乏学习外语者。但与其他朝代特别是金朝相比,宋朝官方机构中任职的译者地位不高,水平有限。由于有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收受贿赂,弄虚作假,宋朝政府制定法律,以诈伪罪给予惩处,以此规范翻译活动。不过,宋朝的施政仍有内敛特点,开放意识不足,对外多是被动地接受朝贡,很少主动交往。这样的特点也影响到翻译事业的发展。在宋朝,面对周边某些民族、地区和国家,很难找到通晓其语言的人士,由此可见翻译能力的有限。

宗教仪式与政治伦理——宋代佛教戒坛的建置及其象征意义

戒坛是剃度出家人的场所,也是佛教寺院的重要附属设施。在宋代,政府严格控制佛教戒坛的创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戒坛逐渐增加,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记载的戒坛数量,似乎都是不准确的。资料显示,在宋代,戒坛的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应该是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进行的。在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戒坛大体上应该是以州级行政机构为基本标准设置的,而在佛教相对不那么普及的地区,大体上应该是若干个州设立一座戒坛,供该地区僧尼、沙弥剃度之用。一年一度的剃度仪式隆重而庄严,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所具有的宗教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将出家人的剃度仪式与各级政府庆贺皇帝生日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就将宗教活动与世俗庆典结合了起来,使受戒活动更显隆重,也使戒坛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场所。

钱恂生平史事述论

作为清末的一位开明士人、外交官,钱恂从早年随使海外,到担任驻荷、意大使,从投身张之洞幕府办洋务,到支持维新与革命,一直在探求国家之自强。但其救国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晚年意冷心灰,闭门著述。由积极"入世"转入消极逃避,反映了他对仕途的厌倦,折射出近代士人救国理想破灭后的失望与无奈。

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

宋代真理学,实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宋代学者,于此三大构件或有所偏重,而不少名家往往对三者都加以探索并卓有创获。然而,从宋元明清以来,学术界存在一种将宋代真理学缩小化的运动,各有取舍,不仅排出了物理之学,而且剔出了大批探索三理富有成绩的伟大学者,往往只剩下程朱理学及其抗辩派,遂使宋代理学面貌严重不全、失真。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纠正这一偏失,努力发覆,从"理学"扩展到"宋学",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现在,需要突破这些局限,从"宋学"再拓展到"真理学",已到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了。只有全面复原匡失,建立符合宋代实际的理学体系,才能展开科学的研究,得其真蕴奥义。

试论宋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代是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时代 ,尤以南宋为最。但中国之大 ,发展不平衡是十分明显的。广西 ,偏于南疆 ,发展滞后 ,但到了宋代却在多种特殊情况下 ,经济发展很快。而且是多方面得以发展 ,形成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业进行细致考论 ,证明了宋代经济的发展。文章指出宋代重视农业生产 ,屡下诏书劝农 ,奖励农民发展生产 ,大力提倡地方长官兴修水利 ,有成绩者也给予奖励。地方官员在中央政府提倡下 ,水利建筑如雨后春笋 ,对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手工业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其中纺织、陶瓷、冶炼 ,尤为明显。其生产数量之多 ,工艺水平之高 ,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为了发展经济大兴交通建设 ,修桥修路 ,疏通航道 ,形成水陆交通网络 ,促进物资交流与对外贸易。宋代广西还重视城市、圩市的建设 ,商业设施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

有宋一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颇为普遍,特别是她们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宋代后妃参与帝位传承的情况有三:即新君年少幼孤、帝统不正或非法继位。后妃介入帝位传承的现象在宋代虽十分显著,但却由主动转向被动,其作用也已偏于象征性了。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民国旧体词变革的两种尝试——以胡适的白话词和陈柱的自由词为例

民国词体革新风潮之中,胡适从语言变革入手,创作出白话词,并进一步演变成白话新诗。陈柱则在词为诗之变体的理论基础上对词进行变体式改造,提出自由词的词学理论和创作主张。胡适和陈柱代表了词体革新的两种不同方式,共同描绘着民国旧体词革新的图景。

宋代封赠制度对家庭伦理和家内秩序的构建

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宋代封赠制度往往被视为孝道原则的一种实践,但在那个时代所承载的意义,实际上已远远超出"光宗耀祖"的范畴,体现着宋代立法者从理顺个体家庭内部关系入手,重建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秩序的制度性思考和尝试。宋代封赠制度诸多原则的变化与确定,都源于宋儒对制度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家庭伦理规范的认识的深化,源于"新儒学"对于家庭伦理的更深层次的思辨。借助制度的运行,这种理论上的思考被推广到社会实践中,用于构建宋儒理想化的家庭秩序。因此,通过对宋代封赠制度中体现的家庭伦理的考察,庶几得以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展现"新儒学"对于"宋型家庭"的影响。

宋代大宴及其相关仪制考论

宴飨是一种行于朝廷的宫廷礼仪活动。宋代宴飨分为大宴、曲宴以及节日赐宴等。宋代大宴是皇帝参加、规制最高的宴饮活动,一般在春秋二季之仲月、皇帝或皇太后生日、郊祀或籍田礼结束、皇帝巡幸回京以及国家大庆时举行。宋代大宴在殿庭陈设及座次安排上均有等级规定,南宋大宴较之北宋,陈设从简。宋代大宴不仅在程序、用乐方面设定了一定仪制,而且针对大宴违礼现象制订了相应的纠察弹劾制度。

宋代市舶官员的选任与监管研究

宋代非常重视市舶官员的选任与监管。市舶官员在任职期间,政绩卓著或建有功勋,可获得转一官、升迁它职等奖励。政绩劣等或贪污,则会受降官职、除名、勒停、冲替、罢官职、延长磨勘期限等惩罚。

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及其当代启示

书院作为教育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宋朝非常兴盛。究其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的推动作用,又有文人群体的不懈努力和开拓。在这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宋代书院呈现出了一个辉煌发展的局面。宋代书院的发展与壮大对我国当下的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必须保证教育的适度优先发展;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

国家与人民大众经济权利调整——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

伴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议所体现出的从"国富"到"民富"的思路转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国家与人民大众经济权利的调整,应成为制定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时的基本思路。当下,实现国家与人民大众经济权利调整的方式包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护民众财产权利,肯定人力资本收益权等。

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秩序与构造——范氏十六房的形成

家族和宗族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作用,在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增强。在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家族"苏州范氏"中,"房"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范仲淹最初制定的规矩里,"房"是指以夫妇和子女组成的一个家庭单位,或者几个这样的单位组成的复合家庭。随着族人增加和世代交替,在北宋熙宁、政和年间续定的规矩中,"房"被"诸位"所取代。南宋时,"范氏十六房"的概念正式成型,成为义庄以及宗族运营的重要构成要素。"房"的固定化意味着宗族的组织化,同时也体现出宗族的家庭机能日益淡化。通过分析范氏家族"房"的成立、变迁以及功能,可以考察在中国的家族、宗族史研究中"房"的重要性,并深入认识宋代士大夫家族的组织、构造和变迁。

宋代的武臣知州(军)的选任与管理

宋代各个时期都存在着武臣知州,主要分布在沿边地区,包括与周边王朝政权接壤的外边,以及与羁縻溪洞毗邻的内边。武臣知州由枢密院选任和管理。沿边武臣知州一般兼掌民政与兵政,并由文臣通判分担部分民政事务,起到制衡武臣专权的作用。武臣知州的存在是对以文制武"祖宗之法"的补充,是经国御敌的权变之策。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宋代巴蜀地区墓葬石刻的三层象征性空间

宋代巴蜀地区拥有大量造型精美、内容丰富的墓葬石刻。这些墓葬石刻由于其配置和各自展现的功能,在地下构建出一个特殊的象征性的礼仪空间。本文基于艺术史研究关于“空间性”的理论范式,通过考察这些墓葬石刻的内容及其功能,发现其为死者构建的象征性空间是以死者为中心,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杂糅的三个层面:为死者提供如生前一般幸福而安宁的地下家园、一个永恒祭祀和供养死者的地下礼仪空间,以及使墓主人恍如置身仙境与佛国的宗教空间。本文试图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上,从墓室的原境出发,系统阐释巴蜀宋墓石刻被制作的目的和功能,对推动巴蜀宋墓石刻的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宋代沿海社会秩序的构建

沿海地方生活着数量极为庞大的涉海人群,该群体具有的流动特质,促使国家构建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沿海社会秩序,以求引导、约制濒海居民的日常行为,进以维护国家的稳定、有序状态。国家通过对涉海群体人身控制与精神控制来构建沿海社会秩序,其制度举措则依赖地方官府的执行与实践。鉴于国家力量在沿海地区的严重不足,朝廷乃希冀借助富民阶层,完成沿海社会秩序的构建。实际上,富民阶层却扮演着多种角色,既有维护沿海社会秩序的一面,又存在破坏该秩序的举动。一般涉海之人的利益往往不为国家所重视,又常遭受富民阶层的欺压,为维持生计而生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逻辑。

孟子与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议为中心

尊孟是有宋一代的社会风尚,孟学在宋代达到鼎盛。与宋代思想家大力张扬孟子"内圣"不同的是,宋臣积极致力于孟子"外王"事功的实践。孟子学说既是激发宋代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涵育其基本政治素质的理论源泉,也是宋代士大夫坚持政治正义的思想灵魂,还是规谏和约束宋代帝王养成教育和立身处世的权威性依据。孟子仁政王道成为宋人经世治政的理想,他们将其作为推行内政的基本理念和应对边患的重要依据,以之评判和制衡现实政治,从而使孟子对宋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