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霸”与“臣服”:政治史视域下西夏立国若干问题的讨论

西夏是以番汉混融、番强汉弱的横山地域集团为基础崛起壮大的;建立之后,限于实力,其战略目标仅止于“偏霸西北”;因袭前朝“交聘故事”,西夏与辽、宋、金确立了亲属式的政治关系。

敦煌西夏石窟断代研究述评

石窟断代研究一直是石窟研究者必备基本功之一,石窟断代问题也一直是最难的学术问题。尤其是敦煌晚期西夏石窟,因西夏史书及古迹遗存损毁严重,文物资料有限,更是难中之难。有学者依据壁画题记和文献记载断代,有学者依据绘画风格,有学者综合题记、文献和绘画风格特点,对西夏石窟进行断代,各有所得,现已形成三大观点,各执一端,高下难定。对各家论证进行述评,意在拓思探径。瓜沙二州的战略功能、民俗民风、言语、地理条件和音译地名,以及“洞窟美术馆”所具有的窗口展示功能等,都可纳入研究视野,作为他山之石,引发新见。

《黑白》视野中的东北义勇军抗战形象探究

东北义勇军是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其抗战活动也是彼时舆论界关注的焦点。由上海东北协会刊行的《黑白》半月刊对东北义勇军后期抗战活动的报道篇数多,持续时间长,为研究东北义勇军提供重要参考。以《黑白》对东北义勇军的大量报道为中心,能够体察到东北义勇军抗战活动的真实处境,透视出立体化、可视化的抗战形象。东北义勇军抗战形象的宣传有赖于《黑白》的媒体报道,其形象的呈现在唤醒国人的民族观念以及坚信抗战必胜等方面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

浅析西夏陶瓷对鹿纹样的演绎

鹿纹样形态优美、造型生动,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陶瓷艺术的重要分支,西夏陶瓷对其进行了吸收,并产生了精彩的演绎。文章以鹿纹样为例,探究西夏陶瓷采用鹿纹样的历史背景和形成原因,并进一步梳理这种纹样在西夏陶瓷体系中的发展脉络,总结其纹样形成的新特点,最终实证了西夏陶瓷纹样是中华传统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鹿纹样代表的吉祥文化,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标志,具有丰厚的研究价值和传承必要性。

仁孝本命法会印施佛经的版本问题

西夏乾祐十五年(1184),仁宗仁孝在其“本命法会”上散施了大量番、汉文佛经。依据施经愿文,目前已确认夏、汉文刊本《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以及汉文刊本《圣大乘胜意菩萨经》都是这场法会散施的经本。它们虽然是两部完全不同的佛经,又分别使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刊印。但通过版刻特征的分析和对比,可以看出这些佛经在版刻形制上有着极强的一致性。不仅展现了西夏官刻机构高超的刻印水准和组织大规模刊印工作的能力,也体现了组织者对法会的高度重视和他们恭敬与虔诚的态度。

西夏时期的“日﹑月”符号与涅槃信仰——以宁夏宏佛塔为例

宏佛塔是西夏统治者利用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以建造佛塔的形式在天宫中埋藏供养物来祈愿国家的命运和众生的福祉。佛塔天宫中有序摆放的供养物,不仅体现了传统涅槃与罗汉相结合护持正法,也体现了统治者通过供养佛钵的礼敬行为宣扬弥勒下生传法的正统性。“日、月”符号的出现是西夏皇室对皇权长久的理想祈愿,也是为了表达能够“与日月同光”的永生理想境界。宏佛塔也因此成为来往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公共地标性建筑。

宁夏社会科学院开展西夏陵申遗与西夏学科建设调研

2024年4月1日至3日,宁夏社会科学院就西夏陵申遗与西夏学科建设进行调研,征求了全国部分专家的意见。调研组到著名西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教授家中进行了拜访。史金波认为:西夏陵是西夏王朝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多方位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西夏陵的陵寝制度、建筑布局、出土文物,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汉文和西夏文碑石,成为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以实物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传承与演变——西夏图像中的狮子形象探析

狮子作为一种外来物种,随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融汇,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的吉祥文化符号之一。西夏图像中狮子形象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既有经变画中的粉本传承又有藻井边饰中的新样式,不仅满足了装饰需要,还带有宗教功能的暗示,其“青”色的使用更是西夏图像中的特色。在表现形式上,图像中的西夏狮子形象无论是特征、类别,还是绘画技法、色彩、构图,多是广泛吸取借鉴的基础上再创造,是西夏多元文化的体现。

西夏城号综论

西夏皇帝的诸多称号中城号十分特殊,风角城、珍壁城、明城、白城、珠城和护城等中的“城”是指天上的居所,代表了西夏皇帝对天降明君的认同。西夏定立城号自元昊时期开始,结合中原帝星下凡、北族汗号分职和民间星象占卜等文化杂糅而成,体现了西夏对多元文化的吸收融合,不同时段城号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政治环境对西夏皇帝天命观的影响。城号衍生于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彰显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广阔胸襟。

西夏类书的“世典审取”——《圣立义海》释“天”之源流

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效仿中原类书编纂而成,不仅从体例上与《北堂书钞》和《事类赋》等唐宋类书类似,在内容上也尽可能从中原文化中获取要旨。《圣立义海》释“天”的内容即精练了中原类书对文化经典的辑录,又结合了西夏人自己独到的理解,充分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的影响力。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西夏南边榷场物价问题探析

近来新刊布的65件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为综合研究西夏榷场物价问题提供了契机。以公元1161年为时间基点,将一般等价物川绢价格减少六分之一作为标准,可以完整地得出西夏榷场各类商品的真实价格。通过对榷场中主要商品丝、茶价格进行分析,发现西夏南边榷场商品售价高于同期南宋价格,但仍在合理范围之内。供求关系、商税、运输成本是造成西夏南边榷场商品价格升高的主要动因。外贸商品价格是宋夏金关系的晴雨表,三者之间利用短暂的和平间隙开展榷场贸易,既促进了商品的南北流通、加强了经济联系,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融。

西夏序跋题记考辩六题

西夏文献序跋题记解读、翻译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为西夏学、西夏佛教史等研究领域提供出了大量有价值资料。当然,也存有不少未获准确翻译或理想解读的难题。这里在以往解读基础上,补充了关于“轩辕”“旹厮多”“诠义法师”“‘副’与‘判’”“僉院”“遇腾兰降法”等几处新的解读,以期为西夏序跋题记中的疑难问题解决提供些思路或解读方案。

西夏正统司考

西夏的统军包括正统军和副统军,属于临时派遣的机构。战时驻扎在边境军中,管理军马头项,负责指挥边界的军事防守。战事结束,返回京师,其正副统一般由节亲、宰相或京师官员担任。根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乙种本可知,统军(■■)属于权位(■■)。西夏的统军相当于五等司中的次等位。本文论述了西夏正统司和统军司的设置,正统司下设职官及其相关文献中任职者情况和正统司的职责等问题。

从墓葬考古看西夏与吐蕃葬俗文化的交融与互动

党项西夏的丧葬习俗,经历了青藏高原居住的党项旧俗到内迁黄土高原的夏州党项葬俗,再到西夏建立后丧葬习俗的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变迁。由于西夏与吐蕃在地域上相邻,党项族与吐蕃民族在族源上的相近,在丧葬方式、葬具、随葬品等方面有极大的相同性,这是两者在文化上彼此相互影响的体现。在民族之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化特征,揭示出西夏与吐蕃在文化源流上的融合,反映出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通性逐渐增大,文化认同的基础逐渐增强,最终凝聚为“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

“河西乐”考补

20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出土了三件古乐谱残片,可以判断为西夏时期的笛谱、打击乐谱和琵琶谱。这三件乐谱中有两件迄今没有获得彻底解读,但从中可以看出汉地音乐对12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施加的影响。乐谱属于寺院所有,这为元代礼佛继承西夏使用“河西乐”提供了直接的佐证;西夏的礼乐制度显示,西夏部分音声人地位卑贱,隶属罪役乐籍,时时会有严惩、虐待甚至送上战场的可能;目前西夏佛曲的乐谱资料和歌词资料仅限于简单的祭祀和礼仪功能;西夏音乐的世俗性质和宴乐成分非常明显,西北各民族喜爱的谚语和格言形式,以及对唱的演艺方式深受各个阶层的喜爱,很大程度上被皇室和上层文人所借鉴并使其精致化。

西夏陵文物遗产本体价值的阐释与展示研究

研究建立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基础之上,从文物遗产本体价值的展示视角,对西夏陵阐释与展示结构、规划的展示点及阐释主题、展示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总结,并给出了提升遗产本体价值的阐释与展示吸引力的方法与建议,希望能为遗址、为文物找到自我表达的观念与手法做贡献。

西夏出纳专职考

据《周礼》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设立职官行使财物的支出收纳之职责。但中国历史上“出纳”之职最早在何时得以正式命名并置为专职,尚属经济史研究的空白之处。基于此,本文以最早出现“出纳”专职的西夏历史为研究对象,探讨西夏出纳专职的设置情况、工作职责、磨勘考课及其历史意义。研究发现,西夏出纳专职的出现,是西夏在继承唐朝财计制度的基础上,从分工重新整合、讲求实效的角度实现的职官设计与制度设计的二重创新。对比宋朝的财计制度,西夏设置出纳专职的制度创新揭示出相对落后的会计技术环境下有可能实现相对领先的会计制度创新的发展规律,这对于新经济时期中国探索和追求会计领域世界一流的制度创设提供了历史镜鉴以及道路自信的历史经验。

试论西夏仁孝“番表汉里”汉学的历史意义

仁孝即位后,全面复兴了以“西夏文”为表象以儒家礼制文明为内核的“汉礼”“汉学”,促成了西夏特色的“礼法”建设。虽然仍然带有难以摆脱的“蕃学”色彩,但却形成“夏国多才,较昔为盛”的儒家士人为主的人才库,得到了金国的支持,清除了外戚任得敬和宗室察哥为代表的“蕃学”腐败政治势力,西夏政权彻底从“军国”性质蜕变为文明的礼制王国。存世仁孝时期的西夏文献,绝大部分为西夏文写成,现出西夏特色的“礼法”内核形成的不易和西夏政治精英层的智慧。这是党项对中国少数民族文明进程的卓越贡献,其历史进步意义理应得到公平而充分的肯定。西夏晚期的政治,虽然有罗太后和李安全的短暂母党和军政的复辟,但整体上仍然是以儒家礼制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