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闷徘徊到积极进取:元中期江南士人任士林的心态变化

任士林是元代中期江南地区下层士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精神世界很复杂,心态经历了从苦闷徘徊到积极进取的发展变化过程。他埋怨元朝不开科举,对亡宋抱有怀念和眷恋之情,称赞宋人谢翱、方凤抗击元朝的英雄事迹,但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考量,他又替元朝的大一统和蒙元统治者歌功颂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国遗民的日渐故去,任士林的遗民情结也逐渐淡化。在经历苦闷徘徊之后,晚年他从奉化来到杭州,攀附杜道坚和赵孟頫。由于文学上的造诣和影响,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转变。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元中期江南地区苦苦挣扎的中下层士人的心态变化过程,以及他们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积极进取的执着精神。

元代河北历史的碑志书写——《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评介

朱建路著《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一书202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多年搜集石刻文献资料基础上,对元代河北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历史的一次系统梳理。概而言之,该书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资料新颖,以新出石刻为中心展开河北元代历史重大问题的探讨,并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现存元代西藏地方旨类文书及其文献价值

旨类文书是元代官方档案中的一个大类,包含皇帝圣旨、后妃懿旨、诸王令旨、帝师法旨、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颁发的钧旨等,属于元代官方文书的最高级别。元代旨类文书多以碑铭石刻为研究材料,原始文书较为少见。西藏地方发现多份元代官文书,其中多数为原件,对研究元代官文书形制、政治建制、寺院经济及其他相关历史史实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南北差异及环境成因

屯垦经济是古代边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不仅成效巨大,而且南北边疆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差异和趋势特点。究其原因,运用气候变迁、生态平衡与非平衡等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世纪暖期气候转向小冰期,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边疆生态环境不同变化和生态系统(平衡与非平衡性)对屯垦生产影响制约作用的改变,再加上由此带来的疫病影响等因素,是造成这一时期南北边疆屯垦经济差异发展的主要环境成因。

“曲史互证”下元曲毡罽类事象的历史文化意蕴解析

元曲中所涉及的毡罽相关技艺、产品、用途等事象,是通过剧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纺织相关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古代纺织史料的一种呈现形态。结合《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元朝官方史料,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毡罽相关事象开展了梳理和辨析。研究发现,元曲所述毡罽类纺织事象,反映了元代毡罽在适应宫廷和民间消费的同时,其传统用途和形态也发生转变。此类事象有利于探究游牧民族纺织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播的途径以及元代各民族纺织文化交融的方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和文化意蕴,并且可为元代民间毛纺织研究提供史料补充。

碑刻材料所见蒙元时期盐场司官吏设置

蒙元时期高度重视盐场管理,成宗元贞元年(1295)开始场司改革,大盐场由正九品管勾司升为从七品司令司。《元史·百官志》《元典章》对场司改革前后盐场职官设置有相关记载,但存在错漏,正史对场司吏员几乎没有记载。随着这一时期碑刻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很多涉及盐场职官的材料证实始于成宗时期的场司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司令司职官设置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也存在差异。同时,碑刻新材料还复原了盐场吏员的设置和管理体系。

基于元曲的元代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分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纺织文明多元特征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的典型例证加以释读,结合史籍对元曲所展现的纺织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特征展开分析。该研究表明,元曲纺织史料通过戏剧文学艺术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在元代游牧文化冲击下,农耕文明及其传统纺织文化如何成功地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获得统治政权的认同。研究认为,元曲蕴含的纺织文化反映着元代社会物质生产和文明延续的过程,其中含有多元广义的包容观念和大同理想,与华夏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相吻合。因而汉族纺织文化可以看作是继承华夏纺织文明的正统,并且提示文化自觉是其在元代游牧政权统治下得以坚守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由刘敏中其人见元初政治

元代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刘敏中是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具有行政经验的北方汉族儒家知识分子,以他所生活的时代为切入点能探寻元初政治转向的特点,从他的著作《平宋录》与《中庵集》可见元初军事与政治问题,从他与王约交游亦可见元初部分政治现象。深入发掘其著作和行为中所透露出的思想,对元朝初期整体政治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秩序重建: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的变动

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经历了从宗族义兵到卫所军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徽州义兵先被收编,继而被改造为卫所军;本地兵员被大量外调,外籍兵员调入补充。同时,朱元璋集团凭借不断聚集的政治军事资源,强化对徽州地方的控制,从而使双方由最初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关系。在朱元璋集团“化家为国”过程中,徽州防卫力量从“本地化”的宗族武装被改造为“国家化”的卫所军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重构;徽州地方势力从防卫力量的主导者重归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则体现了新旧政权交替后地方秩序的重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元朝统治云南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发展农业、兴办儒学、建立驿传、实行民族安抚政策等方式积极开展对云南的边疆治理。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还推动了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而促进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元朝在云南边疆治理的举措,对今天加强边疆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元初浙西宣慰司置废与江南地区行省体制的确立

元朝灭宋之初,在杭州设浙西宣慰司管理南宋核心地带的军政事务,隶属江淮行省。由于江南统治局势动荡,江淮省治在扬州、杭州间迁移,浙西宣慰司职权不断变迁。总体来看,其军事职能持续弱化,主要负责管理当地的赋税、文教等民政事务。至元后期,元廷加强对江南的控制,行省侵夺宣慰司权力,导致省、司职权重叠,矛盾冲突不断爆发,最终促使元廷裁撤浙西宣慰司以强化行省体制。浙西宣慰司的置废折射出元初江南统治政策的曲折反复,也反映出行省体制在江南地区确立的相关历史细节。

周思成:《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30页)元日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既是中国政权首次大规模跨海远征日本,亦是日本首次遭受来自海外的大规模进攻。作为忽必烈时期蒙古对外征伐的重要一环,元日战争却让元军两度折戟,为元朝乃至高丽百姓带来了巨大负担。对日本而言,元日战争动摇了镰仓幕府的统治,对日本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黑龙江流域农业经济研究

元初,黑龙江流域饱受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凋敝。平息乃颜、哈丹之乱后,元廷着手恢复农业生产:派遣汉族官兵至上游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和混同江(今松花江)一带,与当地女真族和蒙古族人民一道屯田,建立浦峪路屯田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水达达屯田总管府;将“流囚”从奴儿干改发至肇州屯田;上百户张成等率部屯田于水达达地面以至于“黑龙江之东北极边”地区楚科奇半岛;每有灾荒,元廷要赈济受灾农户。这些举措使得黑龙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有效恢复和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略论元朝国家认同建构的二元性特征

王朝及国家认同建构是中国古代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所必然面临的一项重大议题。因其与新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塑造密切相关,故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南北“大一统”封建王朝,与传统中原王朝相比,其国家认同建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即同时存在着“北国”认同和“中国”认同两种不同且相互融合发展的王朝及国家认同建构模式。但此两种模式却又统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文化认同的范畴之中,为其之一体两面。总之,元朝对华夏文明认同精神史的多元化拓展转型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论元初北方士人的“辽朝观”

元初一些北方士人承认辽朝的历史地位,或将辽朝视为唐朝继承者之一,或将其视为中国王朝谱系内重要一环,还有士人认为辽朝主导了当时的“夷夏”秩序,辽朝独特的政治风貌也得到部分士人的重视。元初北方士人对辽朝的文化、风俗评价不一,一方认为辽朝崇儒重文、风气醇厚,一方则认为儒学与科举在辽朝停滞困弊、无有进展。不过士人普遍认可辽朝的武力功业,军事强盛已成为辽朝的基本标签。元初北方士人呈现出的“辽朝观”表明其并无狭隘的汉人王朝史观,士人对辽朝的个别论断虽有偏颇之嫌,但这与元初之人已不熟识辽朝事迹相关,由此亦可理解元修《辽史》之难。

史書编纂與認識取捨——以陳徑《通鎰續編》切入的考察

本文從《通鎰續編》編纂者陳椏的時代著錄問題入手,將其置於特定的時代背景,考察陳經的家學淵源與學术交往。在此基礎上,重點闡發陳椏以宋馬正統的編纂動機,揭示其試圖超越王朝史觀的意識。不大馬人所知的《通鎰續編》以外的陳椏其他著作,亦有竭澤而漁的考述。對陳桎在元末明初政治參與的考察,則具體展示了傳統社會中一介書生在時代大潮翻弄下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

元末明初文人危素行实探赜

危素是元明鼎革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过元末许多重要政治事件。1368年大都被攻下后,危素向明军投降,这一举动被视为屈节辱命。然而,他降明后不仅没有受到明太祖的重用,反遭流放并最终客死和州,更加引起后世文人对其“贰臣”身份的讥讽。不过,也有部分学者以危素“护史不死”为其降明失节一事进行开脱。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危素选择仕明或许另有原因,有关他护史入明以及被流贬至和州看守余阙庙等事迹,是后世文人受到传统儒家忠义观念影响的一种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