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与中外有别: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华夷中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且有主次之分。从互动视角看,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天下-中国-四夷”叙事模式,既承之传统又与世推移,其间蕴含国家意识的“中外”话语与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华夷”话语彼此消长,地理中国、疆域中国的意识亦通过与朝鲜、安南的边界交涉和勘界划界而日益凸显。至乾隆中叶,随着清朝疆域的基本固定,以往文化上的华夷分界遂让位于地理界限相对明确的中外分界。不仅如此,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意识里,是否对外用兵以对朝贡国行匡危扶倾的君臣道义,又不得不面临义理与时势的调和问题。明清两朝均曾以“兴灭继绝”为由出兵安南,不过与明朝相比,清朝在理念上有从“兴灭继绝”转变为天命论的话语逻辑,以使义理与时势若合符节。值得玩味的是,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越南等国的中华认同亦包括源自超越了国家的天下意识,这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话语所难以阐释的。

谱牒传统、成书目的与史源比对——以《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为视点

通过对藏民族有没有纂修谱牒的传统、《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的成书目的、史源比对的探讨,文章认为,涉藏地区不仅纂修过谱牒,而且在清朝纂修之风盛行,这与“西南土司文化沉积带”有关。由于涉藏地区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的方式十分独特,因而,借助《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之类的系统完整的土司宦谱,发掘涉藏地区土司史料并从土司内部澄清涉藏地区历史事实就尤显珍贵。《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记事经历了多个版本。

论明末清初武将精英参加云贵军事平叛活动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政权林立,暗流涌动,各种社会势力在进行重新洗牌和组合,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并且产生英雄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云贵因地处我国西南部,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尤其成为多股势力角逐之所。武将精英以时代发展为依归,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听从朝廷召唤,积极参加云贵各种军事平叛活动,如邓子龙设计平“五开卫兵变”、刘綎勇猛征播建奇功、赵良栋平吴叛乱创头功。这些军事平叛活动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云贵地方管理体制的变革、推进了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丰富了云贵武将精英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明代西南土司“应调从征”的军事贡献——以“保靖土司”为个案

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频繁地征调土司参与中央政府的军事战争,表现可谓是战功显赫,不仅维护了明廷政治稳定与国家统一,而且还大大提升了土司战斗力,形成了服务于战争的地方新习俗。这一系列的军事贡献推动了“西南蛮夷”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推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

论《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的史料价值

《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是一部自成规模、自成建制的对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间二十五代土司记事吻合度极高的土司宦谱,记事主要集中在朝觐述职、缴纳赋税和征兵戍边三个方面。尽管该宦谱存在重总司而轻分司、“厚今薄古”和“重军事轻其他”记事倾向,但总体上看,它记事慎重,是嘉绒土司中不可多得的历史信息量最大的珍稀史料,既可以透视中央王朝对川西地区治理、嘉绒土司对王朝国家的忠贞与具体义务,又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嘉绒土司乃至康藏史研究史料分散、使用层次缺乏和研究碎片化等问题。

“解缙诞辰650周年学术交流会暨纪念大会”学术综述

2019年11月16、17日,由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解缙诞辰650周年学术交流会暨纪念大会"在解缙故里江西省吉水县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解氏宗亲代表6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40余篇。本文拟从解缙研究概况、解缙与明史研究、解缙史学研究、解缙书法研究、解缙文学研究、解缙思想研究以及解缙与庐陵文化研究等方面对会议的讨论情况进行综述。

明清中国“大西洋”概念的生成与演变

中文语境之大西洋概念最晚出现在明朝嘉靖时期,其意本指印度洋北部及其沿岸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半岛一带。待到耶稣会士来华后,随着利玛窦等人对中国大西洋概念的巧妙借用,以及《坤舆万国全图》等中文世界地理图书的广泛传播,先前出现的大西洋概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概言之,此后之大西洋概念已逐渐固化为三层内涵:一指欧洲大陆,二指今大西洋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以西之北大西洋局部海域,三指葡萄牙或意大利。中文大西洋概念虽由中国人自主创造,但其由明到清的内含演变却深受中欧政治、文化关系的影响。因为“大”字冠首,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掠骚扰,指称欧洲或具体欧洲国家的大西洋概念遭致明清保守士人的广泛质疑,且有被“西洋”二字所取代的趋势,这是大西洋概念政治化的必然结果。但作为海洋称谓的大西洋概念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其范围反而扩大到整个今大西洋海域。

明清时期“田皮权”属性法理研究——以民法用益物权为解释工具

明清时期的土地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状态,田皮权的出现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田皮权表现为对他人土地享有占有、耕种甚至交易、继承等权利,具有明显的现代民法理论中用益物权的独立占有权和处分权特征。田皮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具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功能,它既提高了土地的经济价值和佃农的身份地位,又是乡村互助互救的重要融资途径。在我国现代民法体系中,用益物权也是重要的名词之一,其表达方式是引进西方法律的结果。对明清时期田皮权用益物权属性的法理研究,一定程度上挖掘了中国目前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国内传统资源,能够为更好地理解适用当下土地用益物权提供本土法理支持。

明清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形成——以江南市镇为例

明清以来 ,江南水乡的天灾人祸在人们的信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首先 ,对历史上治水有功的杰出人物进行神化 ,或把佛道的观音、龙王等神区域化 ;其次 ,在神化华佗、药王的同时 ,妄用医巫到了变态的程度 ;复次 ,在战后的生活与生产中 ,重塑了保佑地方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人与神。灾害 ,长期而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 ,这种自然与社会的破坏性与不可抗拒性 ,以及生命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无奈与随机偶然 。

一条鞭法改革与明清漕运制度演变——以江西省仓为中心

明代的漕运制度有几次重要变化,成化十一年漕粮行改兑法,运军需赴水次收兑漕粮。一条鞭法推行前,漕粮民收民解,在这一制度下,旗军、运丁层层盘剥粮长、里甲民户,至嘉靖朝这一现象普遍化了。为避免旗军、运丁勒索粮长、里甲民户,加上江西河道不利航运的特点,自万历朝中叶起,江西有漕州县纷纷在省城购置漕仓,于省仓兑粮与运军。一条鞭法改革后,在漕粮官收官解的过程中,州县也设立了一批省仓。江西省仓是州县对漕粮改兑后交兑秩序败坏的因应,也反映了一条鞭法改革在漕运领域的实践,揭示了明中叶以来州县行政运作改变的一个侧面。

明清时期山东文化世家之母教研究——以安丘曹氏为中心的考察

母教与明清时期山东文化世家的兴衰关系密切。山东文化世家非常注重对家族中女性的传统妇德教育,并通过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使母教得到很好的发挥。山东文化世家中诸多优秀的母亲或是助夫教子,或是在丈夫亡故后身兼严慈课子读书,维系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和兴旺,甚或让一个岌岌可危、濒临衰败的家族重新步入科第连绵的发展轨道。与山东文化世家中的女性多是接受传统妇德教育相关联,山东文化世家中母教的内容,一是以道德教化而促成学业事功,二是用先祖父辈的事功德行为范例教育后辈,表现出传承家学门风的自觉意识。

明清俗曲中的文人志趣与生活

明清俗曲能够成为一种融文学、音乐与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文人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明清文人身体力行参与到俗曲的采集、整理、创作和出版中,有利于俗曲的长久保留和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俗曲内容庞杂,涉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文人作为封建时代的重要群体,也是俗曲不可缺少的关注对象。俗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文艺主张和生活态度,是研究明清文人的重要信息来源。

中国西南“狼人”考

明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生活着一些"狼人"。有学者认为,"狼人"属于壮族。进一步研究表明,"狼人"与壮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这个民族在明代前期即已形成,可能是由唐代的"狼蛮"发展而来的。狼人起初主要分布在广西西部的龙江、都泥江和左右江流域,后来逐步扩展到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地区。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狼人以充当"狼兵"而闻名天下。除当兵打仗外,狼人还从事农耕、渔猎及其他经济活动。狼人善于歌唱,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但由于长期征战,狼人损耗相当严重,特别是在东迁后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逐渐被壮、瑶、汉等民族同化。到清代后期,狼人最终在历史上消失了。

明清时期商贾墓志铭的书写与士商关系

明清之际,商人地位的提升和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对于商贾墓志铭的产生及其文本构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商贾墓志铭的社交属性,为我们建构明清时期士、商互动融合的人际脉络以及基本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坚实依据。而墓志文本专事颂美的书写原则,又使得商贾墓志铭成为各种“亲商”“重富”思想的文本载体。商贾墓志铭的学术价值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和隐蔽性,必须转变思考方式,跳出对墓志内容是否“真实”的迷思,才能捕捉到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转化投射在商贾墓志中的历史真像。

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

土司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表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进一步加强。首先,改土归流的出发点是要确保土司地区的稳定,不仅通过革除一部分土司,以解决"尾大不掉"的弊端,还对革除土司进行异地安插,防止再生事端。其次,改土归流强化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一是通过改流,与内地体制划一;二是加强了原土司地区的"流土并治"。同时,通过改土归流,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对土司地区的管理措施,包括对各族民众的控制与管理,对新设流官的选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需要指出的是,改土归流中也有国家治理失误的地方。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明清赣南“乡里”区划空间差异与形成缘由——以赣州府“乡”、“堡”并存格局为中心

明清时期赣南各区迥异的社会历史演变脉络,深刻影响了明清赣南"乡里"行政区划,促成了赣南内部"乡里"行政区划设置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导致该区河谷低地、小盆地与赣南南部山区之间的"乡"、"堡"并存的"乡里"行政区划格局。明清时期,赣南南部诸山区县份"堡(保)"制林立,随着军事征剿和防御作用的减弱以及行政功能的增强,逐渐与"乡里"之行政区划挂钩,趋于地域指向性明显增强,并与赣南中、北部县份的"乡"、"里"一起,共同组成了明清赣南基层行政区划的一般格局。

明清徽州节烈女性研究

由于程朱理学思想日益加强、外出经商者多、朝廷公开表彰、战乱暴乱等原因,明清徽州地区殉节妇女数量大大增加,其中烈妇殉节的方式有很多种,殉节的时间也各有差异,烈妇殉节的行为维护了徽州社会的礼教秩序和宗族乡里的荣誉,也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可以分为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三个发展阶段。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天主教在山东平稳发展,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经历两次波折,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山东被迫转入秘密传播状态。除耶稣会外,方济会在山东的传播占据重要地位,山东不仅是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地,而且是中国北方方济会传教中心。

白山土司国家认同的主要表征及其意义

作为王朝中央封授的基层土司政权之一,白山土司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国家认同轨迹。政治上,以承袭原则和身份认同确立国家认同;经济上,以朝贡体系巩固国家认同;军事上,以征调制度加深国家认同;思想文化上,以儒学和汉文化传播强化国家认同。白山土司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由被动到自觉主动的过程。白山土司国家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维护了白山司域的政治稳定,促进了白山司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障了王朝边疆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