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形象的双向调适及其方法论意义

利玛窦在晚明中国的形象,不是单方面文化适应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双向调适的结果。利玛窦以西僧形象进入中国,是基于中国官员给出的建议,同时也受到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经验的直接启发,是进入中国扬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利玛窦到韶州以后主动改着儒生衣冠、并尝试以中文著述合儒,由此建构了其“西儒”形象。这同样是接受了中国文人的建议,也获得了耶稣会的批准。利玛窦最终所欲塑造的自我形象其实是“畸人”。借助这一形象,中西双方在“天学”与“超性学”所对应的儒家事天敬天学与基督教神哲学,“人学”与“性学”所对应的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互动与对话。中国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将利玛窦视为异人、妖人,是对利玛窦“阳辟佛而阴贬儒”的反拨,以“他者化”的书写反向强化了利玛窦非儒非僧的畸人形象。利玛窦形象,作为表征“利玛窦规矩”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明代嘉靖间两淮盐商分工体制的确立

明代两淮盐商中边商、内商、水商分化的原因,迄今不仅学界仍然存在争论,而且它们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的不同分工环节的制度化过程也模糊不清。通过重新梳理相关史料,挖掘历史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可知由于盐引超发和资本权力构成的不同,盐商分化早已存在。至弘治正德间,余盐大规模开中,加速了盐商分化,并使内商积累起巨额资本。嘉靖初“假额课以处余盐”使得边中成为余盐开中前提,但因余盐征课规模扩大和随后的工本盐、工本银、鄢懋卿刮银不断提高开中门槛,让内商守支地位愈加强化,边商退守开中,终于在隆庆初年,在法制上确立起内商守支的垄断地位和三商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环节的分工。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红夷大炮传入与晚明战法更新

明朝启祯时期,随着西洋火器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国军队已逐渐摸索出围绕红夷大炮的水陆新战法。在攻城方面,基于传统城墙高大坚厚的特点,明军将红夷炮击战与旧有穴城战结合起来,创造出“上推垛,下穴城”的攻城新战术。在守城方面,明军初步形成以敌台、角台之西式红夷大炮为点,城墙之上中式轻型锻铁炮为面,点面结合、远近兼备的新型城防火力体系。在野战方面,明军的车营战术也显露出类似城防作战的新思路,红夷大炮不仅用于镇守车营“阵门”,也被用来压制敌人炮兵火力。在水战方面,明军将以红夷大炮为核心的炮击战术和以火箭、火砖等为核心的纵火战术有机融合,不断完善,推动了侧舷炮舰与炮击战术的协同发展。晚明时代围绕红夷大炮展开的水陆新战法,是西洋军事技术与中国军事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战术特征,彰显了中国军事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活力。

晚明商业出版研究新颖之作

晚明商业出版的迅速发展是人们研究此期印本书籍的社会文化意义不可忽视的方面。近年来,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对晚明的印刷与出版进行文献史或技术史层面的分析,开始探讨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由国际汉学界知名学者周启荣教授撰著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是晚明商业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新文化史理论来检视晚明印刷与艺文生产之间的关联,视角新颖、见解独特、逻辑严谨,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伐”与“南征”:郑成功抗清战略的权衡——再探“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会师愆期”问题

明朝末年,郑成功的水师以厦门、金门为基地,成为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抗清复明的重要力量。郑成功以明朝“中兴恢复”为己任,就得面临北伐或南征两种抗清路线的战略选择。受限先天的战略劣势以及三次南下勤王的失利,使郑成功在抗清战略选择上倾向北伐。永历八年(1654),李定国邀约郑成功派水师合攻广东新会,力图实现西南、东南抗清队伍的会师。郑成功克服不利因素,再度决定南下勤王,派出大将林察率水师南征,但林察顾忌海岸航行的风险与粤东清军的围击,以及缺乏与友军及时联络的方式,不敢快速南下。林察此举,虽避免孤军深入,但也错过了与李定国会师的机会,造成了愆期的局面。

明万历年间李渭祠兴建缘由及其意义

李渭祠的兴建复议于万历二十二年,时值播州土司杨氏反叛一触即发、国家统一面临严峻危机之际。在此特殊时刻兴建的李渭祠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李渭特殊的家世、思想特征和为事风格,与播州杨氏等土司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朝中央力图通过兴建李渭祠,展示国家权力和价值倾向,积极引导地方土司归向国家、归化儒家文化;同时也在土司林立之地形成阻隔,建立儒家文化区域,防止土司之间的勾结和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土司文化的蔓延。作为思想家形象的李渭由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获得了思想家以外的政治形象。因此,明朝表彰李渭、兴建李渭祠也就不只是出于对其思想的重视,毋宁说更多的是政治的考量。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与政治、政治与哲学、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焦氏笔乘》训诂研究

焦竑是晚明杰出学者,著述颇丰,其读书札记《焦氏笔乘》涉及训诂的内容尤为丰富。从训释内容来看,有考订文字、训释语音、解释词义、考证名物、分析句读、考据文献、纠正旧注之误、评析前代训诂著作等。从训诂方法来看,焦氏通过沟通语音、比例互证、引证文献故训、形音义结合等方式通释语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著训诂和传疏训诂之不足。同时,《焦氏笔乘》中的训诂资料大都零散不系统,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如释义错误、词例出处不明、只注重引证而缺乏论证等。

晚明民歌小曲兴盛之成因探析

民歌小曲被明人称为“我明一绝”,尤其兴盛于嘉靖万历至明末时期,这是受到晚明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与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气、价值观念、哲学和文艺思潮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亦有赖于当时市民和商贾阶层的兴起、通俗文艺的流行、文人的大力推动、乐妓的演唱传播,这些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晚明民歌小曲的繁荣兴盛。同时,晚明民歌小曲的广泛流传,也对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艺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晚明莆田岸圃大观考析

以往文人园林研究常聚焦于江南地理核心区域的典型名园,而对地处“江南”边缘的私家园林关注甚少。通过解读莆田岸圃的《岸圃大观》园图记,完成晚明福建彭汝楠岸圃的相关考析。首先,梳理岸圃的营建历史与《岸圃大观》的组成;其次,分析岸圃的园林空间叙事;最后挖掘出岸圃景象意匠营造特点,为晚明福建私家园林研究提供借鉴。

徽州统宗谱的编修特色及其价值——从万历《休宁曹氏统宗世谱》谈起

明代徽州家谱数量众多,类别多样,其中统宗谱是颇具特色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敏政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完善统宗谱体例后,继之者不一而足。万历末年由曹诰、曹嗣轩父子合力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作为其中的代表,在编修上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具有将谱法与史法相结合、重视体裁多样的家族文献辑录、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的特色。同时谱中保存的有关休宁曹氏宗族的科举、盐策起家、因祖墓争讼、赡茔租佃、保管家谱约定等资料对于了解休宁曹氏宗族的发展、认识徽州大型宗族发展实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松江非遗顾绣的历史文化特色及传承发展策略

松江非遗顾绣作为我国传统刺绣工艺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其传承与发展备受关注。顾绣以宋元名画为蓝本,融合绣与绘的艺术手法,重现了古代艺术风采;其独创的玄工莫状针法展现了卓越的刺绣技艺;而“绘色绘光”的针黹特长,更是彰显了松江地区的精神文化气脉。基于顾绣的历史文化特色及传承发展价值,为促进顾绣的现代化传承发展,文章提出以下策略:一是拓宽画绣结合元素种类;二是文教结合,提升顾绣传承的深度和质量;三是文旅结合,推动顾绣的创新发展。

晚明中国契税征收中的控制权分配与组合——以明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的北京契税制度变迁为例

晚明北京契税征收存在两种矛盾:契税收支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北京契税专属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与“查考之权”不属两县的矛盾。明万历十八年宛平新任知县沈榜捕获假印匿税犯人的突发事件将这些矛盾暴露在他和巡视北城御史邵以仁、顺天巡按御史荆州士、户部尚书石星、吏部尚书宋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万历皇帝等人面前,并触发了他们的社会行动。这些社会行动围绕北京契税征收过程中控制权的分配与组合,最终导致北京在万历十八年契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契税征收过程中控制权分配与组合的独特制度。本文在理论上将控制权理论与过程制度主义整合起来,在经验上填补了晚明北京契税征收的研究空白。

近世东亚视域下的中琉日关系——以萨摩藩侵略琉球后的三国外交策略为例

17世纪初受到日本挟制的琉球向宗主国明王朝隐瞒了实情并美化日本萨摩藩和德川幕府形象。明王朝改变了对琉态度,下令琉球停止朝贡10年;德川幕府意欲以琉球为媒介重开中日勘合贸易;萨摩藩本想吞并琉球,但在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下改变对琉策略,暗中介入琉球朝贡贸易以从中谋利。萨摩藩入侵后的琉球外交策略与中日两国的对琉政策变化,是17世纪初期东亚区域政治势力的内外冲突和平衡的折射,表明17世纪初期东亚国际区域形势已发生变化。

晚明《程氏墨苑》仿西洋版画图像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明代书籍《程氏墨苑》中天主教版画的图像、图像所阐释的《圣经》经文以及利玛窦在《程氏墨苑》西洋版画中添加的文字注释。以四幅天主教西洋版画为切入点,结合图像学和《圣经》故事,深入了解这些仿西洋版画的含义、来源。运用图像学研究的方法,考察天主教版画是如何被纳入《程氏墨苑》,以及仿西洋版画中国本土化转译来分析明代天主教传播中耶稣会使徒如何以使用图像作为对基督教义的视觉表达。图像的传达不仅是一种宗教传播工具,也反映出当时宗教传播的策略和手段。此外,还探讨这些版画与利玛窦注释之间的交叉点,以及版画与它们所代表的《圣经》叙事之间的教义联系。

中国古代漆木器保护修复研究概述

我国漆木器制作和使用历史源远流长,但漆木器因其有机质属性而容易发生劣化,特别是北方干燥地区半饱水漆木器极难完整保存。北京市石景山区出土的一件完整的明代漆棺就存在多种病害。为阻止漆棺的进一步劣化,保存北方地区罕见的完整大型漆木器,通过梳理我国现有漆木器的保护修复方法和局限,以期为制订明代漆棺保护修复方案提供坚实的依据。

明洪武开科诏福建解额二题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下诏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省按给定解额录取考生。学者注意到史籍中对两广分配解额多有相异记载,认为基于全国总额500名,应天府解额100名,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九省每省解额又为确定无疑的40名,则广东、广西解额应各20名(汪维真:《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格调说”的调适演绎——以赵宧光著述为中心

“格调说”是明代诗学的理论内核之一,它的形成、发展贯穿了明代诗学进程的始终。晚明苏州文人赵宧光在其著述中,主张以声调释格调,开辟出一条恢复诗歌音乐美的“格调说”阐释路径。他将“格调说”运用到书法品评当中,采取以诗喻书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书学“格调说”的内涵。通过援书法拟格成调之思反哺复古诗学,赵宧光重新平衡了“格调说”内部的意义结构,使得日趋临摹泥古的“格调说”在晚明重新焕发出生机。赵宧光融通诗学与书学的新“格调说”,既与他兼具诗学批评家、音韵学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密不可分,又根基于晚明至清代文艺思潮由复古走向通变的迁转,从而使其对“格调说”的调适演绎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