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形象的双向调适及其方法论意义

利玛窦在晚明中国的形象,不是单方面文化适应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双向调适的结果。利玛窦以西僧形象进入中国,是基于中国官员给出的建议,同时也受到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经验的直接启发,是进入中国扬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利玛窦到韶州以后主动改着儒生衣冠、并尝试以中文著述合儒,由此建构了其“西儒”形象。这同样是接受了中国文人的建议,也获得了耶稣会的批准。利玛窦最终所欲塑造的自我形象其实是“畸人”。借助这一形象,中西双方在“天学”与“超性学”所对应的儒家事天敬天学与基督教神哲学,“人学”与“性学”所对应的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互动与对话。中国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将利玛窦视为异人、妖人,是对利玛窦“阳辟佛而阴贬儒”的反拨,以“他者化”的书写反向强化了利玛窦非儒非僧的畸人形象。利玛窦形象,作为表征“利玛窦规矩”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明代嘉靖间两淮盐商分工体制的确立

明代两淮盐商中边商、内商、水商分化的原因,迄今不仅学界仍然存在争论,而且它们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的不同分工环节的制度化过程也模糊不清。通过重新梳理相关史料,挖掘历史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可知由于盐引超发和资本权力构成的不同,盐商分化早已存在。至弘治正德间,余盐大规模开中,加速了盐商分化,并使内商积累起巨额资本。嘉靖初“假额课以处余盐”使得边中成为余盐开中前提,但因余盐征课规模扩大和随后的工本盐、工本银、鄢懋卿刮银不断提高开中门槛,让内商守支地位愈加强化,边商退守开中,终于在隆庆初年,在法制上确立起内商守支的垄断地位和三商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环节的分工。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伐”与“南征”:郑成功抗清战略的权衡——再探“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会师愆期”问题

明朝末年,郑成功的水师以厦门、金门为基地,成为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抗清复明的重要力量。郑成功以明朝“中兴恢复”为己任,就得面临北伐或南征两种抗清路线的战略选择。受限先天的战略劣势以及三次南下勤王的失利,使郑成功在抗清战略选择上倾向北伐。永历八年(1654),李定国邀约郑成功派水师合攻广东新会,力图实现西南、东南抗清队伍的会师。郑成功克服不利因素,再度决定南下勤王,派出大将林察率水师南征,但林察顾忌海岸航行的风险与粤东清军的围击,以及缺乏与友军及时联络的方式,不敢快速南下。林察此举,虽避免孤军深入,但也错过了与李定国会师的机会,造成了愆期的局面。

明万历年间李渭祠兴建缘由及其意义

李渭祠的兴建复议于万历二十二年,时值播州土司杨氏反叛一触即发、国家统一面临严峻危机之际。在此特殊时刻兴建的李渭祠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李渭特殊的家世、思想特征和为事风格,与播州杨氏等土司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朝中央力图通过兴建李渭祠,展示国家权力和价值倾向,积极引导地方土司归向国家、归化儒家文化;同时也在土司林立之地形成阻隔,建立儒家文化区域,防止土司之间的勾结和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土司文化的蔓延。作为思想家形象的李渭由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获得了思想家以外的政治形象。因此,明朝表彰李渭、兴建李渭祠也就不只是出于对其思想的重视,毋宁说更多的是政治的考量。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与政治、政治与哲学、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徽州统宗谱的编修特色及其价值——从万历《休宁曹氏统宗世谱》谈起

明代徽州家谱数量众多,类别多样,其中统宗谱是颇具特色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敏政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完善统宗谱体例后,继之者不一而足。万历末年由曹诰、曹嗣轩父子合力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作为其中的代表,在编修上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具有将谱法与史法相结合、重视体裁多样的家族文献辑录、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的特色。同时谱中保存的有关休宁曹氏宗族的科举、盐策起家、因祖墓争讼、赡茔租佃、保管家谱约定等资料对于了解休宁曹氏宗族的发展、认识徽州大型宗族发展实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世东亚视域下的中琉日关系——以萨摩藩侵略琉球后的三国外交策略为例

17世纪初受到日本挟制的琉球向宗主国明王朝隐瞒了实情并美化日本萨摩藩和德川幕府形象。明王朝改变了对琉态度,下令琉球停止朝贡10年;德川幕府意欲以琉球为媒介重开中日勘合贸易;萨摩藩本想吞并琉球,但在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下改变对琉策略,暗中介入琉球朝贡贸易以从中谋利。萨摩藩入侵后的琉球外交策略与中日两国的对琉政策变化,是17世纪初期东亚区域政治势力的内外冲突和平衡的折射,表明17世纪初期东亚国际区域形势已发生变化。

晚明《程氏墨苑》仿西洋版画图像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明代书籍《程氏墨苑》中天主教版画的图像、图像所阐释的《圣经》经文以及利玛窦在《程氏墨苑》西洋版画中添加的文字注释。以四幅天主教西洋版画为切入点,结合图像学和《圣经》故事,深入了解这些仿西洋版画的含义、来源。运用图像学研究的方法,考察天主教版画是如何被纳入《程氏墨苑》,以及仿西洋版画中国本土化转译来分析明代天主教传播中耶稣会使徒如何以使用图像作为对基督教义的视觉表达。图像的传达不仅是一种宗教传播工具,也反映出当时宗教传播的策略和手段。此外,还探讨这些版画与利玛窦注释之间的交叉点,以及版画与它们所代表的《圣经》叙事之间的教义联系。

“格调说”的调适演绎——以赵宧光著述为中心

“格调说”是明代诗学的理论内核之一,它的形成、发展贯穿了明代诗学进程的始终。晚明苏州文人赵宧光在其著述中,主张以声调释格调,开辟出一条恢复诗歌音乐美的“格调说”阐释路径。他将“格调说”运用到书法品评当中,采取以诗喻书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书学“格调说”的内涵。通过援书法拟格成调之思反哺复古诗学,赵宧光重新平衡了“格调说”内部的意义结构,使得日趋临摹泥古的“格调说”在晚明重新焕发出生机。赵宧光融通诗学与书学的新“格调说”,既与他兼具诗学批评家、音韵学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密不可分,又根基于晚明至清代文艺思潮由复古走向通变的迁转,从而使其对“格调说”的调适演绎独树一帜。

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析论

方以智鉴于晚明理学末流虚言讲学、空言性命而造成学术衰败、人才凋敝,最终导致宗社丘墟,神州陆沉,故高擎“藏理学于经学”之旗,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桴鼓相应,希冀以“经学”之实矫“理学”之虚,是明末清初“崇实黜虚”思潮的产物。经史之学是方以智一生学问基址所在,是其“藏理学于经学”的学术渊源,与桐城方氏家学,其师王宣、白瑜的启蒙教育,早年交友访学的经历密切相关。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发扬了儒家经史之学“通经明史以救时”的传统,用以批判晚明不良的学风、士风,挽救极端混乱与黑暗的政治、社会,有“匡时救世”的现实用心。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大理府土官对明朝文教政策之因应

土官群体作为沟通官府和基层民众的“中间人群”,通过追溯祖先、编纂族谱、参与儒学兴办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央王朝,主动接受正统文教并参与地方文教事务,逐渐适应明朝文教政策。处于这种“大历史”下的大理府土官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适应,持续影响着地方社会文教环境。当象征正统的儒学义理逐渐主导大理社会,地方文教在地方文化与社会基础之上产生了丰富的变化。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陇西李氏籍贯在成纪考证

传统与世俗的观点都认为天下李氏出自陇西,而陇西李氏出自临洮,但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历史文献依据。事实是,汉代飞将军李广是正史记载比较明确的李氏早期人物,其籍贯是陇西成纪,其先祖为战国时期秦国的李信。从李信往上追溯六代,则为秦国的太子太傅李洪,这说明从李洪到李信的世系传承是可信的。李信原本居于槐里(今陕西兴平),其玄孙李尚从槐里迁往成纪(今甘肃静宁)。自从李尚迁居成纪后,李氏家族繁衍壮大,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众多。因此,成纪是陇西李氏的郡望地、籍贯地和发祥地。

晚明黄淮岁修河费的创设与维持

明代中期之后,河工物料、夫役逐渐折银,河工经费由工部都水分司量用编派,州县征收,总贮于府级银库。万历八年,潘季驯等人在完成两河大工之后,创设了定额3万两的岁修银,由盐运司、钞关及其他省份协济,贮存于淮安府库,用于黄淮交汇地区的河道疏浚和堤防修筑,并规定了严格的经费支领、工料买办程序。万历中期,岁修河费的来源转而以漕粮附加税为主,依赖田赋收入和其他河工经费来维持定额。明末,在河道大工及其他国家应急财政的冲击下,年例岁修的惯例逐渐被打破。晚明黄淮岁修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确立定额的、可核算的岁修银支用项目,协调各层级官府之间供给河工的财政责任,保障河道常态维修的财政资源。

明代抗倭将领张元勋的生平及功绩

张元勋是明代台州籍著名抗倭将领,在保卫台州的抗倭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元勋长期追随抗倭名将戚继光,先后在浙江、福建等地抗击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万历十八年(公元1580年)告老还乡。张元勋作战勇猛异常,然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故其功绩往往不被世人所知,因而应对张元勋的生平及功绩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