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形象的双向调适及其方法论意义

利玛窦在晚明中国的形象,不是单方面文化适应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双向调适的结果。利玛窦以西僧形象进入中国,是基于中国官员给出的建议,同时也受到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经验的直接启发,是进入中国扬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利玛窦到韶州以后主动改着儒生衣冠、并尝试以中文著述合儒,由此建构了其“西儒”形象。这同样是接受了中国文人的建议,也获得了耶稣会的批准。利玛窦最终所欲塑造的自我形象其实是“畸人”。借助这一形象,中西双方在“天学”与“超性学”所对应的儒家事天敬天学与基督教神哲学,“人学”与“性学”所对应的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互动与对话。中国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将利玛窦视为异人、妖人,是对利玛窦“阳辟佛而阴贬儒”的反拨,以“他者化”的书写反向强化了利玛窦非儒非僧的畸人形象。利玛窦形象,作为表征“利玛窦规矩”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明万历年间李渭祠兴建缘由及其意义

李渭祠的兴建复议于万历二十二年,时值播州土司杨氏反叛一触即发、国家统一面临严峻危机之际。在此特殊时刻兴建的李渭祠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李渭特殊的家世、思想特征和为事风格,与播州杨氏等土司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朝中央力图通过兴建李渭祠,展示国家权力和价值倾向,积极引导地方土司归向国家、归化儒家文化;同时也在土司林立之地形成阻隔,建立儒家文化区域,防止土司之间的勾结和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土司文化的蔓延。作为思想家形象的李渭由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获得了思想家以外的政治形象。因此,明朝表彰李渭、兴建李渭祠也就不只是出于对其思想的重视,毋宁说更多的是政治的考量。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与政治、政治与哲学、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晚明莆田岸圃大观考析

以往文人园林研究常聚焦于江南地理核心区域的典型名园,而对地处“江南”边缘的私家园林关注甚少。通过解读莆田岸圃的《岸圃大观》园图记,完成晚明福建彭汝楠岸圃的相关考析。首先,梳理岸圃的营建历史与《岸圃大观》的组成;其次,分析岸圃的园林空间叙事;最后挖掘出岸圃景象意匠营造特点,为晚明福建私家园林研究提供借鉴。

红夷大炮传入与晚明战法更新

明朝启祯时期,随着西洋火器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实践,中国军队已逐渐摸索出围绕红夷大炮的水陆新战法。在攻城方面,基于传统城墙高大坚厚的特点,明军将红夷炮击战与旧有穴城战结合起来,创造出“上推垛,下穴城”的攻城新战术。在守城方面,明军初步形成以敌台、角台之西式红夷大炮为点,城墙之上中式轻型锻铁炮为面,点面结合、远近兼备的新型城防火力体系。在野战方面,明军的车营战术也显露出类似城防作战的新思路,红夷大炮不仅用于镇守车营“阵门”,也被用来压制敌人炮兵火力。在水战方面,明军将以红夷大炮为核心的炮击战术和以火箭、火砖等为核心的纵火战术有机融合,不断完善,推动了侧舷炮舰与炮击战术的协同发展。晚明时代围绕红夷大炮展开的水陆新战法,是西洋军事技术与中国军事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战术特征,彰显了中国军事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活力。

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焦氏笔乘》训诂研究

焦竑是晚明杰出学者,著述颇丰,其读书札记《焦氏笔乘》涉及训诂的内容尤为丰富。从训释内容来看,有考订文字、训释语音、解释词义、考证名物、分析句读、考据文献、纠正旧注之误、评析前代训诂著作等。从训诂方法来看,焦氏通过沟通语音、比例互证、引证文献故训、形音义结合等方式通释语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著训诂和传疏训诂之不足。同时,《焦氏笔乘》中的训诂资料大都零散不系统,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如释义错误、词例出处不明、只注重引证而缺乏论证等。

徽州统宗谱的编修特色及其价值——从万历《休宁曹氏统宗世谱》谈起

明代徽州家谱数量众多,类别多样,其中统宗谱是颇具特色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敏政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完善统宗谱体例后,继之者不一而足。万历末年由曹诰、曹嗣轩父子合力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作为其中的代表,在编修上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具有将谱法与史法相结合、重视体裁多样的家族文献辑录、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的特色。同时谱中保存的有关休宁曹氏宗族的科举、盐策起家、因祖墓争讼、赡茔租佃、保管家谱约定等资料对于了解休宁曹氏宗族的发展、认识徽州大型宗族发展实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世东亚视域下的中琉日关系——以萨摩藩侵略琉球后的三国外交策略为例

17世纪初受到日本挟制的琉球向宗主国明王朝隐瞒了实情并美化日本萨摩藩和德川幕府形象。明王朝改变了对琉态度,下令琉球停止朝贡10年;德川幕府意欲以琉球为媒介重开中日勘合贸易;萨摩藩本想吞并琉球,但在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下改变对琉策略,暗中介入琉球朝贡贸易以从中谋利。萨摩藩入侵后的琉球外交策略与中日两国的对琉政策变化,是17世纪初期东亚区域政治势力的内外冲突和平衡的折射,表明17世纪初期东亚国际区域形势已发生变化。

陇西李氏籍贯在成纪考证

传统与世俗的观点都认为天下李氏出自陇西,而陇西李氏出自临洮,但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历史文献依据。事实是,汉代飞将军李广是正史记载比较明确的李氏早期人物,其籍贯是陇西成纪,其先祖为战国时期秦国的李信。从李信往上追溯六代,则为秦国的太子太傅李洪,这说明从李洪到李信的世系传承是可信的。李信原本居于槐里(今陕西兴平),其玄孙李尚从槐里迁往成纪(今甘肃静宁)。自从李尚迁居成纪后,李氏家族繁衍壮大,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众多。因此,成纪是陇西李氏的郡望地、籍贯地和发祥地。

浅谈毛文龙功过问题

毛文龙以百余人入辽东、先后收复沿海各岛,而后取镇江,镇江大捷使得四方之民纷纷投奔。此后毛文龙退入朝鲜皮岛招募辽民,编练军队以为牵制,给后金后方造成了威胁,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朝鲜对毛文龙所部提供了大量物资,但是由于辽民数目不断增多,最终难以供给导致辽民抢夺,给朝鲜带来了危害。毛文龙死后皮岛内乱导致其牵制作用越来越小,直至崇祯十年皮岛沦陷,明廷彻底失去后方的“海上基地”。从明、朝鲜、后金三方综合视角看待毛文龙,他功大于过。

明末江南文人集会结社与科举的党争化

明末南京是科举重地,也是江南文人士子聚集的中心城市。每逢乡试之年,江南各地士子纷纷赶赴南京。集会结社是江南士子在南京期间的重要活动,其中尤以凤凰台大会、金陵大会、桃叶渡大会和四次国门广业社集会最具代表性。国门广业社得名于南京国子监广业堂,是赴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复社成员成立的雅集组织。阉党势力公然干预科举考试,复社在掌握政治话语权后也开始影响科举。复社通过科举影响政局,遭到反对势力的打击。在科举是否废止一事上,复社与温体仁一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各派势力插手科举,造成明末江南科举出现党争化现象。

明代福建巡抚南居益与漳州名士张燮交往考

明代天启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在抗击荷兰侵略者的战斗中,与漳州名士张燮因共同的家国情怀和世交关系,在朋友推荐下相识相交。两人不仅在三次短暂相聚中结下深厚情谊,而且十多年诗书往还,相互激励,相互影响,成就了晚明文人交往的一段佳话。

1573-1643年多因素背景下华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以粮食安全为切入点,利用1573—1643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与粮食生产相关的灾害、耕作条件、人口、屯田、田赋、粮食贸易等资料,采用统计分析法,透过影响粮食生产的现象,揭示粮食安全的本质。研究表明,粮食安全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纽带,以动态平衡维系二者的关系。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具有因果关系,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链,造成了粮食生产供给的不确定性,防灾减灾是粮食安全的安全阀;耕地条件与农业人口是粮食生产的根本,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粮食贸易能够调节粮食供需平衡,稳定粮食价格,起着调节器的功能。

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始末考

万历六年(1578年),阿拉坦汗以迎佛为名,前往青海,在仰华寺与西藏僧人索南嘉措会面。在蒙汉史料中有关此次青海之行原因的记载截然不同,蒙文史料宣称阿拉坦汗迎佛是出于宗教热情,而汉文史籍则认为阿拉坦汗前往青海迎佛是为了掩盖他打击瓦剌的真实目的,并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结合多种史料分析,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阿拉坦汗本人对战争不感兴趣,但其麾下鄂尔多斯部试图借此机会发动对瓦剌的战争。然而瓦剌远走,行踪难觅,加之明廷催促阿拉坦汗尽快东归,此行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更无明廷所言的瓦剌大败阿拉坦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发展路径

旅游不仅是经济活动,也是社会交往活动和文化活动,这种属性是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旅游缩小经济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增强游客的中华民族自豪感,让游客领略中华文化精髓,推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些功能是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因。在旅游中,要让各民族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民族群众有获得感,要在旅游中形成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能量、好声音,要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和建构互嵌式社会结构,以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晚明《程氏墨苑》仿西洋版画图像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明代书籍《程氏墨苑》中天主教版画的图像、图像所阐释的《圣经》经文以及利玛窦在《程氏墨苑》西洋版画中添加的文字注释。以四幅天主教西洋版画为切入点,结合图像学和《圣经》故事,深入了解这些仿西洋版画的含义、来源。运用图像学研究的方法,考察天主教版画是如何被纳入《程氏墨苑》,以及仿西洋版画中国本土化转译来分析明代天主教传播中耶稣会使徒如何以使用图像作为对基督教义的视觉表达。图像的传达不仅是一种宗教传播工具,也反映出当时宗教传播的策略和手段。此外,还探讨这些版画与利玛窦注释之间的交叉点,以及版画与它们所代表的《圣经》叙事之间的教义联系。

“格调说”的调适演绎——以赵宧光著述为中心

“格调说”是明代诗学的理论内核之一,它的形成、发展贯穿了明代诗学进程的始终。晚明苏州文人赵宧光在其著述中,主张以声调释格调,开辟出一条恢复诗歌音乐美的“格调说”阐释路径。他将“格调说”运用到书法品评当中,采取以诗喻书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书学“格调说”的内涵。通过援书法拟格成调之思反哺复古诗学,赵宧光重新平衡了“格调说”内部的意义结构,使得日趋临摹泥古的“格调说”在晚明重新焕发出生机。赵宧光融通诗学与书学的新“格调说”,既与他兼具诗学批评家、音韵学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密不可分,又根基于晚明至清代文艺思潮由复古走向通变的迁转,从而使其对“格调说”的调适演绎独树一帜。

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