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综述

为了深化地震灾害史的研究,为今后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历史文献分析法缕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地震灾害相关研究成果,以展现清代地震灾害史研究现状。研究表明,清代地震史料收集、地震总体研究、地震专题研究、地震灾害应对等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但也存在史料挖掘运用不足、研究视角与维度狭窄、研究范式单一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挖掘民间文献,以交叉研究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地震灾害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河东盐池课归地丁中的私盐问题述论

各省行盐,俱有定界。河东盐池课归地丁之后,无引无课,任民自贩,且取消了缉私机构。由于无引无课,且取消诸多盐务政府机构,河东盐价大降。相对于淮盐等,河东盐有一定的价格差。趋利者看到这一差价,利用河东盐课归地丁的政策便利,把河东盐贩卖至淮盐盐区,不仅如此,蒙古盐也加入这一行列。河东、蒙古私盐的存在,导致淮盐滞销。朝廷执行课归地丁的目的就是增加盐的销售,提高税收,私盐泛滥的结果是朝廷收入受损,贩卖私盐者获利,这与朝廷课归地丁的初衷相悖,这就是课归地丁失败的根本原因。

比较视野下清代关税的近代转型

关税在清代经历了传统体制下的自我转型、外部势力介入后的全新变化等阶段。清代前期,朝廷的常税整体收入不高,在财政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晚清时期,关税的重要性上升,洋税逐步交由洋人管理后,采用西式的管理模式,征收数量大为增加,关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西方财政结构和征收方式与中国差异很大,但两者的发展演变却有相似之处。双方都经历了由直接税为主过渡到以间接税为主的阶段;同时西方由包税制转为国家官员直接征税,和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趋同。晚清时期关税的演进,既有内生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影响,两种合力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方向和结果,与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清代水利治理与地域社会的发展--以川西平原为例

清初都江堰渠系恢复以后,水利治理逐渐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要务。官方政府在川西平原水利修筑事务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都江堰的治理模式奠定了川西平原“一体化”水利治理体系的基本格局,并形成了多方协作式岁修与官督民办式管理的水利治理特征。这种水利治理模式对川西平原地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渠系的开发与河道的治理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水利治理上,堰渠事务的分工与合作也不断协调着州县之间的关系;基层民堰管理上,堰长“中介人”的身份强化着官民之间的互动;于民而言,水利治理成为整合移民社会秩序的重要契机。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乾隆前期的海防论争与海防建设——以闽浙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前期,清廷就是否裁改闽浙两省大战船,如何解决工部、兵部册载战船尺寸与闽省战船实际尺寸不符等问题展开了系列论争。论争以力主加强海防建设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得到乾隆帝的肯定和支持而暂告结束。喀尔吉善复适时提出了加强外海水师训练和修订完善巡洋会哨制度的建议。在其主持下,东南海防一度颇有起色。但随着相关人事调整,在整肃弊政、杜绝靡费思想的指导下,乾隆帝多次谕令将水师战船改小,水师训练也日渐废弛,以致海防形同虚设。

故事讲述与历史建构:洪门传奇背后的政治与生存艺术

《洪门小引》手抄本于1932年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被发现,提供了早期洪门历史的重要文献。它概述了洪门起源,包括少林寺被烧、反清复明等等活动,并规定了识别用的旗子颜色,订立了36条章程。早期洪门的传奇故事详见施列格著《天地会研究》、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日本人平山周191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和刘联珂1941年出版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等,记录了大量口头故事。洪门利用历史与神话结合构建英雄传说,通过讲故事累积的集体记忆,为洪门塑造奋斗精神和信念,并加强组织凝聚力和合法性。虽然其故事夹杂许多虚构成分,但对洪门组织的壮大和发展贡献卓著,展示了故事叙述在群体团结和文化积累中的长期重要性。

在省例与习俗之间:清代闽东契约书写格式中的法律意识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

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

林则徐信札中的禁烟运动

1839年冬,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强令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虎门销毁,该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林则徐禁烟札》一通,册页装,共六开,其中林则徐信札三开半(共7页),后有沈曾植跋语一开,林灏深跋语一开。信札页使用印有“云左山房书笺”的彩色印花笺纸以小楷书写,全文共691字,收信人是林则徐的业师沈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从受命禁烟到革职戍边,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禁烟过程中的人与事对他的心境产生了影响,他致信老师吐露心声,道出了他内心深处对禁烟运动的思考与感受。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新疆锡伯族“念说”研究

“念说”是锡伯族民间说唱文学,聚合了锡伯族的集体智慧。“念说”从叙事语言、叙事形式到叙事内容等多层面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是锡伯、满、汉、蒙古、哈萨克等多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结晶。它与锡伯族西迁历史以及锡伯族同汉、满等多民族的交融历史不可分割。新疆锡伯族“念说”不仅传承与保护了满语、满文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而且形成了锡伯族自主选择和表达中华文化认同的话语体系。

清代嘉道咸时期内务府官员的任官网络

作为掌控有清一代经济命脉的重要职位,三织造及部分盐政和榷关监督等,主要由内务府包衣担任。学界以往对清代内务府包衣外任职官的考察大多聚焦于康雍乾时期,主流判断是嘉道以后包衣人与皇帝的关系渐疏,其权势也被削弱。通过系统梳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三织造、长芦盐政、两淮盐政、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和热河正副总管等授官情况,以及这些职位的官员人数、身份、任职年限和前后任官等,可以得出与传统认识不同的结论:嘉道咸三朝内务府包衣外任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务府的权力,但在客观上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化、常态化的权力保障。较之康雍乾三朝,嘉道咸时期的内务府包衣个人或家族的权力虽有所弱化,但包衣人任职时长更短,流动速度更快,任职人数更多,这意味着进入权力圈层的包衣人员数量的增加,由此形成了诸多规模虽不及前朝,但数量更多、关系更为复杂的网络圈层,这是内务府包衣权力的流动、扩张与代际传递的制度化、常态化的具体体现。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晚清会馆的制度建设、运行与社会适应——由杭州鄞县会馆出发

省城杭州的鄞县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到光绪时已形成四进院落的规模,称嘉宾堂,主要服务于同乡士子备考寓居,为确保会馆切实发挥作用,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光绪年间会馆重订规约达64条,涉及禀告立案、会馆收支、入住资格、住馆规范、禁例等,彰显制度建设之用心。由此或可窥见晚清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趋势及民间社会对这一趋势的呼应,体现出中国社会官民力图走出制度建设不足之窘境的积极努力。从会馆题名可见鄞县会馆对该地乡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从会馆收支明细中亦可见该地好文尚义风气的浓郁。

清代八旗生员招考问题探析

清廷为了安顿社会承平时期的八旗子弟,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获取生员身份,以此鼓励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然而随着满汉关系的变化,八旗生员的名额也屡经增减。为了确保考试的公正性,清廷在考试流程和投考资格等方面出台了多项举措,并针对考试流弊,不断调整政策,完善录考程序。优异的八旗生员,进而成为八旗贡监生,通过在国子监的深造步入仕途,成为清代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

试论姜兆锡的《丧服》诠释

清代的《丧服》诠释处于一个鼎盛发展阶段,部分“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服制诠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用,姜兆锡《仪礼经传外编》一书便是其中之一。其在诠释体例的选择上,兼具纂集体和图解体的双重特点。诠释按语部分,姜兆锡透过加附个性化的诠释按语,发覆《仪礼·丧服》篇礼经的行文礼例,揭示不同来源的服制礼文之间的关联性,诠释礼文的确切含义,纠正礼文传播中产生的各类讹误,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此外,受《仪礼经传通解》和《仪礼经传通解续》的影响,姜兆锡还特别重视对《仪礼·丧服》篇经文进行补服和图解之类的工作,扩大了诠释的现实功用,对康乾时期的礼制文化重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宫太监入旗制度探微

清代统治者在继承明代旧有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太监管理制度与内务府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令太监加入旗籍。对于清宫太监入旗制度,当时的官修典籍、私人笔记等均少有记载,仅在宫中档案中有所反映,以致长期鲜为人知。清宫太监入旗制度,形成于康熙时期,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内管领在太监入旗之后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太监入旗制度的实施,适应了满族社会管用分离“双轨制”的需要,加强了对太监的管理,也使得有清一代没有出现明代太监为祸甚烈的现象。

芳园居:避暑山庄里的银库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设立了芳园居银库,为行宫日后的修缮工程提供经费。乾隆皇帝至此时方在避暑山庄设立银库,具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该银库的设立,既是热河工程发展的结果,也有热河道库存银较多的因素。芳园居能够成为乾隆皇帝理想的银库,与自身良好的条件密不可分。嘉庆时期,该银库在避暑山庄的修缮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道光时期,随着行宫使用频率的下降,导致工程数量急剧萎缩,芳园居银库最终被取消。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背景下乡村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优化策略

乡村治理一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重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体现了我国对乡村治理的高度重视与深刻把握。纵观我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面对乡村治理的复杂化与现代化发展趋势,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应顺应时代变革,结合实际情况,统筹规范内容,明确主体权责,促进适用协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