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对近代早期传教士中国助手群体及其编译出版活动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埠前的30多年时间里,伴随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一批中国文士以助手身份及独特工作活跃于广州、澳门地区及南洋地区。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地域特征、传教士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需求及中国文士的谋生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他们协助传教士编纂双语词典等汉语学习书籍,与其合作翻译《圣经》等基督教文献,合力编译出版西学中文期刊及著述,在双方共同演绎的近代早期跨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教士的身边人,他们明显受到基督教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有的还比较深入,但保守儒家理念的特征同样明显。他们作为下层文士的身份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与文化素养,与传教士雇佣合作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因,在双方合作编译出版活动中的角色作为,徘徊于儒耶之间的文化思想倾向,无不具有后来大规模涌现的“秉笔华士”群体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他们是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

《黑图档•道光朝》所见盛京官地之建造用地管理

盛京官地之建造用地主要用于官房的修建。官房的修建工作已于康熙年间结束,至道光年间多为官房的维修等事宜。《黑图档•道光朝》中存在许多记载官房管理的相关档案,通过梳理,将其划分为人员管理、日常运营管理与纠纷处理三个方面。本文以《黑图档•道光朝》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论述盛京相关部门对盛京官地之建造用地的具体管理事宜及处理流程,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盛京各部管理盛京官房的具体内容提供借鉴与参考。

《黑图档·道光朝》所见盛京官地之军务用地管理

盛京官地之军务用地在《黑图档·道光朝》中主要是指盛京围场,盛京围场设置于顺治帝时期,直至清朝灭亡,其一直承担的向朝廷纳贡的使命才彻底完结。在《黑图档·道光朝》中记载着围场管理的诸多事宜,论文通过对《黑图档·道光朝》与其他相关史料的梳理,从人员管理、日常事务管理及纠纷处理三个方面探讨清朝统治者对盛京围场的管理。

文苑近侍:清入关前大学士的职能角色与权力演变

清代内阁可追溯至入关前即已设立的文馆。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汗周围就活跃着一支文化素养较高的满洲“巴克什”群体,皇太极继位后将其组织化,分掌翻译典籍、记注国史。然而天聪中后期,伴随汗权的集中与君主权威的奠定,作为亲信侍从的文馆诸臣亦转向传谕宣旨、顾问机宜、外出差遣等方面,日常职司呈现出明显的政务化趋向。至崇德年间,清廷始置内三院,大学士凭借“天子近臣”的身份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还是用人行政中的实际话语权均明显提高,但从法定职掌来看,其仍为一介儒臣。总之,儒臣兼具近侍的双重政治角色构成了清入关前大学士的基本特征。

索诺木策凌与清代乌鲁木齐地区的建设

清朝收复新疆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乌鲁木齐地区千里成墟、百废待兴,战后重建成为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的首要任务。索诺木策凌从城市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入手,通过多项具有实效的措施对乌鲁木齐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这些举措较快实现了当地乱后而治,推动了乌鲁木齐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为乌鲁木齐能够发展成为新疆首府起到了奠基作用。

清嘉庆时期山东人生活方式初探——以刑科题本为基本史料

刑科题本呈现了山东人的生活方式,冬装有蓝布棉袍与棉袄、白布小褂与单袜、青布鞋,夏装有蓝布褂、裤、祫袜、梭布鞋。小麦、谷子及杂粮是山东主要粮食作物,米、面是主要食物。普通民众居住平房,富裕之家居住瓦房,贫穷之家则住草房。宅基地纠纷较多。外出住宿有歇店,出行或骑驴。吸烟成俗,经营烟店售卖,烟的交易因赊欠引发纠纷。赶集是日常行为,市集物品交易之地,有多种匠人生产出售产品。

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器的探究

玉器是展现一个朝代社会背景、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重要器物。清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朝代,也是中国玉器发展最快的时期。乾隆朝代玉器特点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大量优质材料工艺精美的仿古玉器的出现;第二,乾隆朝时满族特色的玉器较多,统治者对此还加以等级规范;第三,人们对外来玉器持包容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来说,了解玉器的风格和纹饰也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审美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乾隆时期的玉器入手,从特色玉器中探讨其材料、工艺、纹样等方面的视觉解析,以此作为切入点并结合乾隆时期审美形成的原因,来论述乾隆时期玉器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旨在传播乾隆玉器之美,弘扬传统文化。

清宫寿戏《福寿延年》内廷演出考略

《福寿延年》为清宫常演的多本寿戏,现今可见的早期剧本有嘉庆年间所用串关、题纲。在内廷搬演过程中,全剧经历个别处文字微调后总体保持稳定,每次仅据承应对象的变化对颂词做调整,以适应实际表演的需要。自嘉庆朝以后,其于同治、光绪两朝接连上演,尤以光绪一朝为盛,一直延续至光绪末期。演出场合主要为万寿承应,具体包括皇帝万寿承应和皇太后万寿承应,在慈禧四旬、五旬、七旬万寿时均有演出。此外,偶尔在一些节令如除夕或元旦承应演出中出现。具体演出形式有两种,绝大多数时为全本演出,个别情况下挑演部分出目。

乾隆时期"黑水营之战"相关国家仪式与文化

"黑水营之战"系乾隆时期平定回疆关键一战,大小和卓由此迅速败退灭亡,周边诸政权受到震慑纷纷归诚,清朝彻底统一西域。清朝中央政府通过立碑太学、国家典礼、绘像绘图、修典撰史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将军事大捷与西域一统,告成天下,宣谕中外。本文通过基础文献档案,梳理"黑水营之战"相关国家仪式与文化,进一步解析此战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论清政府对吉木萨尔的经营措施及其意义

清代是吉木萨尔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作为重要的屯垦基地,吉木萨尔发挥着对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东天山军政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因此,清政府对于吉木萨尔的经营是比较重视的,采取了设官驻兵、屯田移民、开设马厂、建筑城堡、发展文化教育等诸多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得包括吉木萨尔在内的东天山一带成为清朝在新疆统治较为稳固的地区,为同治年间清朝维持对东天山的控制以及将其作为收复新疆的战略基地创造了条件。

清朝安置土尔扈特蒙古及渥巴锡部游牧地的迁移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曾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冲破俄罗斯帝国卡伦防线,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伊犁河流域的边界地方。旋即在乾隆帝的允准下,顺利归附清朝。接着乾隆帝令土尔扈特蒙古主要领主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同时派遣大臣对下层属民迅速进行了分隔安置。其中,渥巴锡部的游牧地最初被安置在斋尔一带,然因此处接近边境,屡屡发生逃人事件,且又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为此清朝政府结合渥巴锡的请求,给予各方援助,最终将该部迁移至珠勒都斯、喀喇沙尔一带居住。

道光初期广西思恩府乡村保甲网络的重建——以思恩知府李彦章《思恩府新编保甲事宜》为重点

道光六年(1826年),李彦章在思恩府知府任上改革基层保甲组织,提出针对团练在内的六大弊病并制定出具体整顿计划。秉持精简流程、因地制宜、全面编查原则,他在府属州县采取了诸多措施以促治理,如减少手续以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差役需索、户牌上只登记户主详细和人数、充分发挥乡村已有的冬头和粮书的作用、放弃规律的十进制而实行十家牌法、严格保甲长人选、寓团练于保甲、在市镇和移民集中的地方通过圩长及客长编建保甲、将百色厅等地营汛兵一并编入保甲。他将流官州县内苗、瑶等少数民族编入保甲,但是在土司管理的土田州、土阳万州州判、土上林县和九个土巡检地区则借助已有城头和里都登记户口,不将其编入保甲。李彦章整顿保甲的工作成效显著,政府登记在册的村落和户数增加,辖区无刑盗案件发生,反映了官府对思恩乡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化。

清前期鲁魁山地区的治策与“汉夷”关系

滇南鲁魁山地区由于其位于滇南交通扼要且环境复杂,明清之际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略要地。清朝底定中原后为稳定全国局面、恢复发展对当地土司采取相对宽松的扶绥政策,同时也不断通过垦荒、开矿等措施鼓励中原人口向云南转移,然而鲁魁山地区土司的不断做大,劫掠客商、压榨土民,为祸一方,并最终成为阻碍清初滇南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随后清廷经过对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不断思考与总结,抓住当地“汉夷”、官民之间的矛盾施策,将该地区改土归流进而彻底纳入王朝掌控之中,但“汉夷”双方又在围绕盐、茶等生计而不断爆发出新的冲突,在王朝与地方的力量互动中,清廷通过镇压叛乱、遍施礼教等方式,完成当地“汉夷”格局的再平衡。

开渠与浚泉——试论雍乾时期敦煌的水利建设

文章基于学界对清代敦煌开发历程的梳理,进一步探讨雍乾时期敦煌水利开发过程中的具体措施。雍正至乾隆年间西北军兴,清廷对旷无建置近两百年的敦煌进行了再度开发,清廷和地方疏浚、修建渠道以满足移民屯田需要,最终形成了敦煌十渠的灌溉格局。敦煌灌溉用水的增加使得党河余水渐少,水不足用的问题日渐突出。乾隆初年常钧试图浚泉以增流量,但以失败告终。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从“千古大功”到“靡费帑项”——清乾隆时期的金沙江疏浚工程

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长达77.4米,描绘了清乾隆时期金沙江自云南东川府至四川叙州府流域的滩形水势和沿途场景,图中每滩上方均配有图说,简要标记了滩名、与上下两滩距离及滩险水势,由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乾隆七年(1742)汇报金沙江疏浚工程的奏折中进呈,是迄今已知最长的中文古地图。

国子监琉璃牌楼匾额“圜桥教泽”误识现象辨析

北京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内的琉璃牌楼造型独特,其匾额上的“圜桥教泽”字迹常被误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存在于学术界。本文从“圜桥教泽”的字意、字形、文献出处和书法师承等方面进行考证,对其误识原因加以分析,以辨谬误。一、国子监琉璃牌楼及其匾额简介北京国子监琉璃牌楼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是我国唯一一座为学校设立的琉璃牌楼。

《清俗纪闻》中的中国式物候文化思想辨析——以“年中行事”与“居家”生活为例

以物候文化视角解读1799年出版的《清俗纪闻》一书是一种全新尝试。该书的生活习俗、礼仪、教育和宗教的内容编排与物候文化的信仰、哲学、科学和生活四重结构基本上一一对应;该书所反映的乾隆时代中国社会的物候坐标处于“间接物候时代”末期“小冰河时期”里的“小阳春”,温和友好的物候条件为安静、平和的物候文化生活创造条件;人们按照物候时间来组织安排“年中行事”;按物候空间思想来建构居家环境,安度居家生活。这种对220多年前中国传统物候文化生活的还原、辨析,有利于接续与创新东亚地区共同的物候文化认知,加深彼此间的文化往来。

朝鲜译官金指南的《北征录》与穆克登定界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鲜译官金指南跟随清朝乌喇总管穆克登调查中朝边境地区,留下了记录全程的日记《北征录》,这是研究穆克登定界的重要资料。金指南本人因年老的关系,未能登上长白山亲历查水源、立碑定界的过程,但他记录了朝方亲历者的驰报、报状,由于这段记录不是他的亲身经历,内容难免模糊不清,加之地名信息简陋,因此单凭《北征录》来判断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参考其他文献特别是双方的地图资料方能搞清全貌,分辨出穆克登定的“大红丹水上流”实指红土水而不是指今红丹水。《北征录》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中方隐瞒了制作地图(《皇舆全览图》)的最主要目的,而强调长白山定界,这是为了吸引朝方的关注,抵消对查界的疑虑,以完成边境地理调查和地图制作,反映了双方对查界关注的不同侧重面及宗藩关系下相互交往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