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谥法中的特谥、追谥和夺谥

本文通过对特谥、追谥和夺谥的论述,探析了清代谥法的特点。谥法作为王朝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地位,因而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都会在谥法中有所反映。

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无契土地房屋所有权认定考略

本文以清代以来遗存的徽州文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土地房屋所有权的凭证如佥业票、买卖典当赤契遭兵燹、火灾、水灾或其他原因损毁后,作为土地管理制度的一个环节,怎样进行所有权的重新认定和补发凭证的,并对这一过程做了一些分析研究。认为:清代徽州对无契土地管理处于民报官理阶段,民国初期以后对无契业户管理逐步受到重视,建立了一些制度,并不断地进行完善。

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

本文根据清代文献考证后指出，自崇德元年额哲受封爵后建立了一个察哈尔扎萨克旗，与此同时，清廷把分散归附的察哈尔人编入八旗，形成了八旗察哈尔。康熙十四年布尔尼之乱后扎萨克旗被削，部众被分散编入八旗满洲、蒙古内，八旗察哈尔仍存。清廷为加强管理，在八旗察哈尔设置总管，由在京八旗蒙古都统兼辖。乾隆年间设立察哈尔都统，使八旗察哈尔相对独立。因此作者强调指出，八旗察哈尔早在布尔尼之乱前就已存在，也不是以布尔尼余众编设的。此外。

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

本文对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之间长期保持通贡关系表明，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清朝继汉、唐、元诸朝之后，再次统一西域，对西域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地东

地东是内蒙古东部农业发展起来以后，对出租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一种俗称。在内蒙古东部，地东主要由蒙古王公、台吉、塔布囊、蒙古僧侣贵族、蒙古平民和箭丁、公主陪嫁人等组成。其中蒙古王公是内蒙古东部占有土地最多的人，是最大的地东，在新形成的地主阶级中，他们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游牧的王公贵族转化成的特权阶层。台吉、塔布囊则分化成地主阶级中的特权地主、大地主、中小地主和破产地主。

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

关于清代盛京、吉林和宁古塔官参局设立的时间问题,学界相关论文认为:盛京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九年前后,吉林官参局最晚建于乾隆二十八年。笔者根据新发现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研究,得出盛京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二年,吉林和宁古塔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九年的结论。

清初抑制西学探论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因朝代更替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传教士在清宫中除接触皇帝外，与公卿士大夫已很少交往。其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又因满汉对立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康熙帝既未对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进行深究，也并未倡率天下以身示范，其利用西学只在于显示“柔远能迩”和“圣学渊深”。西方殖民侵略引起国人对西人的警觉与教廷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导致西学终被取替。

乾隆三年宁夏地震与政府救灾

乾隆三年的宁夏地震给当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重创,但由于各级政府积极应对,救灾组织有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灾后各种社会问题。本文通过系统地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关档案,并结合地方志、地方地震史料汇编等资料,对乾隆三年宁夏地震中的政府救灾背景和救灾举措进行全面的分析。宁夏因地处偏远,经济实力和士绅力量不如江南发达,所以民间救灾力量实为有限,此次救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宁夏作为清廷军事重镇的重要战略地位,从而引起了皇帝的高度重视。在皇帝、督抚大员的统筹调度以及基层官员的恪尽职守下,宁夏地区灾后的救济和重建工作才得以成功展开,民众得到妥善的救助和安顿,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灾后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对此次地震中的政府救灾行为进行客观的评价,能够为当前政府抗震救灾提供历史借鉴。

论清初统治思想的演变

从努尔哈赤到康熙，清初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由重武尚战、建纲立纪，到抬高理学、标榜教化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实质上是清统治者在入关前后向中原汉文化靠拢的历史必然与明清之际理学进入批判总结思潮的学理逻辑的结合。而康熙帝为稳固统治积极提倡理学，以及一大批正统派理学家对传统理学的总结整理。

清代“禁留地”的开垦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影响

“禁留地”是清初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的一块东起山西偏关关河口,西迄宁夏宁城口的长条形禁地。清以来对该地的开垦促使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因蒙民失地而汉民得地,引起了蒙汉纠纷和民族矛盾,特别是蒙汉间的争地矛盾时有发生;此外,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垦种植加快了鄂尔多斯地区沙化的步伐。

清代陪都第一部志书——康熙《盛京通志》

盛京是满族肇兴之地。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定都于此。太宗天聪八年尊为盛京。世袒定鼎北京，以盛京为留都。康熙皇帝为“追述祖宗功德。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示来兹。爱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奉天府尹董秉忠“檄令各属咸至．量能援事，分类采辑；更取各属新志，增删订正，数月而稿成。”

满族情景歌舞剧——盛京随想

人物：沈盛京男,辽宁某高校教授,沈阳故宫兼职研究员廖河水女,沈盛京北大时的同学,现在美国某高校任哲学教授沈晓阳男,沈盛京之子,美国留学生纪辽河女,廖河水之女,沈晓阳美国同学（四人之间,沈盛京与廖河水为当年＂北大＂老同学、沈盛京与沈晓阳为父子、廖河水与纪辽河为母女、

海上阴霾——西人东来对清朝前期海疆政策的影响

海疆政策是清朝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有别于前代的主要特色之一。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中国海域出现了西方早期商业殖民者的身影。西方人的到来使清朝的海疆安全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清政府在西方商业殖民者不断挑衅的压力之下,开始了对海疆政策的不断调整和重塑,当然这是在西方海上力量的压迫下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清代经营西部政策述论

清代对西部地区的经营,通过消除割据各地的对手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势力,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势力与中原王朝对立存在的基本政治格局,第一次真正明晰了中国的疆域范围,其政治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清王朝依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其对西部地区的经营,是对历代王朝经营西部成就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并未能突破传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窠臼。

“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

"新清史"论争起于1990年代中期,罗友枝对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评及何炳棣的反驳,随后,西方学者分别就研究立场、运用史料及论争议题核心——"汉化"问题,开展论争。2000年以后,随着论争相关论著的陆续的译介,两岸史学界也加入论争,论争剧烈而白热化,甚至有意气之争的现象。本文从论争的缘起、西方学界的论争及其后论争再兴于两岸,论述"新清史"论争的历史,厘清"新清史"论争之重点,点明论争之政治性质,呼吁参与"新清史"论争谨守学术规范,回归学术本质,避免非学术意气之介入。

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

本文考证了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情况，高度评价了这些藏书和藏经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

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

本文认为清中期以前铸钱量并不少，似不存在“钱荒”问题，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还曾造成铜钱的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

明清两朝灭亡原因的对比研究

明清两朝灭亡的共同原因都是封建专制王朝的黑暗腐朽，内有农民大起义的尖锐阶级矛盾，外有强敌入侵的激烈民族矛盾。但是，明末则是呈直线形、一泻千里地走向毁灭；清末则是呈波浪式地走向毁灭，其间还出现过短期“中兴”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明末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枢神经，清末则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枢神经；明末宦官专权乱国达到顶峰，清末则能及时地消除这个乱政；明末“党争”激烈，摧毁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清末启用湘军，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清朝既未亡于农民大起义，也未亡于外敌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