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练兵思想研究

吴大澂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官员和军队统帅。他精通古文字和篆刻,以金石学和古文字学造诣而享有盛誉;他勇于任事乐于实践,以赈灾、治河、勘界活跃于晚清政坛;他热衷洋务关心时局,由帮办吉林防务步入军旅,成为书生戎马、文臣领兵的典型。19世纪80年代吴大澂在统兵带兵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思想。在练兵宗旨方面,他提出了以势御侮的建军构想,既反对挑起边务纠纷,又反对削弱防军力量;在军队整肃方面,他提出了严禁兵痞作风的治军主张,从训诫和惩处两方面着手治理吸毒、游荡、空额吃饷等恶习;在军队武装方面,他提出了器用尚新的装备理念,主张从外国购买最先进的美德后膛枪炮武装军队;在军队操练方面,他独崇枪法,认为只要枪法精准就能先发制人,形成了枪法准头至上的训练思维。吴大澂的练兵思想,既有学习西方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也有只知武器不知兵事,只知枪法不知战术,只知引进利器不知发展本国军工技术的局限性。他并没有练出一支能御侮的军队,其练兵思想也未能指导晚清东北军队实现近代化的转型。

关于“丁卯胡乱”与清鲜初期交涉的几个问题

1627年,后金汗皇太极以征讨盘踞皮岛之明将毛文龙为名,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史称“丁卯胡乱”。丁卯之役迫使朝鲜在江都和平壤盟誓,与后金结成“兄弟之邦”。这两个盟约与丙子之役(1936年)时强迫朝鲜国王奉表称臣,性质具有根本的不同。至于岁币,实际上是作为兄弟之邦的朝鲜向后金赠送礼物而已。因此,丁卯胡乱所导致的结果,并未形成所谓的金鲜之间的朝贡关系,而只是后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朝鲜平等的“兄弟之邦”之地位,经济上达到了迫使朝鲜献纳礼币及其开市通商的目的,从而有助于解决后金国内经济困乏与其势力急剧扩张的矛盾。

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

蒙古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 ,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军事行动持续时间较长 ,可分为三个阶段。和硕特部击败木氏土司 ,在川滇边藏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朝统治蒙古的体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

生存于白山黑水的满族，在民族统一和建立国家的过程中，与蒙古各部发生了复杂关系。满族与蒙古族有着相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犬牙交错。《圣武记》卷１：满族与“蒙古语言居处不同而衣冠骑射相同之国也”。《听两丛谈》卷１：“满洲之俗，同于蒙...

罗文藻及其在“礼仪之争”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7世纪中叶以降,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势中衰,罗马教廷试图借此机遇,从葡、西王权处收回"保教权",以重现往昔的辉煌。为此,罗马教廷设置了"宗座代牧"体制,并派出以法国外方传教会为主体的传教士前来中国,以扩张教廷的影响力。这派传教士坚持反对利玛窦一派的传教方针,"礼仪之争"的烽火重燃。在这场事件中,第一位中国籍的天主教主教罗文藻(1616-1691),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超时代的视野与魄力与"欧洲中心论"代表性人物罗马教廷的"神学权威"闫当(Carolus Maigrot,1652-1730)展开斗争,维护了教会的传教事业。同时,他坚持传教事业"本土化"策略,遵从中国礼仪,维护了中国礼仪。罗文藻在"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抗争,展现了部分中国人在明清之际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光辉形象,值得当下学人仔细研究。

略论清初对存留钱粮的裁减

清初裁减存留钱粮的措施为清代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清蒋良骥《东华录》所载，而《清实录》及其他官修史籍竟只字未及。清廷不仅裁其可裁者，而且又将其不可裁者亦大量地裁减，这使清廷不被加派之骂名，而阴收加派之实惠。裁减存留钱粮，导致地方财政空虚，官吏奉禄不足，以及贿赂公行、贪风日盛和私派日增等一系列问题，于是，雍正二年遂行“耗羡归公”制度，使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裁减存留钱粮和耗羡归公，都是一种变相加派，有损清廷形象，故《清实录》对此“讳饰净尽”。

清末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

医疗卫生是清末新政社会变革的内容之一。清政府在官制变革的背景下,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相应的卫生行政机构。同时,清政府支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创办医疗机构、发展医学教育、开展公共卫生、管理医界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取得一定成效,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但是,受观念、人才和经费的限制,这些政策还存在诸多不足,只能是中国近代医疗卫生政策的发端。

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

如同江、浙、闽、粤等省一样,山东的近岸海域同样按照清廷的旨意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凡是靠近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凡是远离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由于帆船在黄海的海道距离山东海岸遥远,加之渤海全部划入内外洋,山东水师的内外洋十分宽广,东到黄海中部的黑水洋,北到渤海北端海峡之中间线,西到现在黄河入海口,宽至百余公里,或数百公里,广至三千余公里。然而,由于海匪在黄海和渤海活动较少,兵部因地制宜,在山东内外洋配置的水师少时仅有一营,多时不过三营,战兵少则七八百名,多则一千余名,战船二十余艘,负责巡洋会哨。

清初索伦牛录的编立

崇德、顺治时期是有清一代索伦牛录及布特哈八旗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基于内迁索伦部众编制了十六牛录,另一方面又在十六牛录的基础上不断扩编、整合,为其后布特哈八旗乃至黑龙江驻防八旗系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清代伊犁察哈尔、厄鲁特两营旗屯述略

伊犁旗屯是清代伊犁开发过程中最显著的农业开发形式,有着深远的意义。为了解决官兵及眷属的生计问题,察哈尔、厄鲁特两营自西迁设营之初,即开始屯田,察哈尔营主要驻屯于博尔塔拉河流域,厄鲁特营驻屯于特克斯等河流域。旗屯的发展,解决了两营军民的生计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两营人口总数大幅增加。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蒙汉民族矛盾

本文利用档案资料和地方志资料，分析了内蒙古东部农业发展过程中蒙汉民族矛盾的产生和表现形式。认为，在封建社会，封建剥削阶级是民族矛盾的主要制造者，蒙汉地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争夺，造成了蒙汉人民的贫困化，也制造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蒙汉人民还未觉悟到民族矛盾的实质是蒙汉剥削阶级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时，这种被民族矛盾掩盖起来的阶级矛盾常常会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浅谈乾隆皇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中的军粮政策

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人曾经两次入侵中国西藏边境,乾隆皇帝都给予很高的关注,特别是在军粮问题方面,更是关心备至。文章从五个方面列举了乾隆皇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中的军粮政策,从中凸显出乾隆皇帝对西藏边疆地区的重视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论清代火葬制度的渊源及演变

火葬,中原汉人不流行,然而清初满族却实行火葬。这一方面源于满族先人的民族传承,另一方面与八旗的军旅生活分不开。清灭明之后,满族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因受汉族思想文化的影响,清代统治者一改满族传统的火葬为土葬,并制定了严刑峻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火葬仍时有发生。从今天来看,火葬有许多益处,是应提倡的良好的丧葬方式。

西套厄鲁特蒙古归附清政府始末述略

17世纪中叶,为避准噶尔部噶尔丹的侵袭,和硕特部和罗理与准噶尔部罕都等人逃至西套地区,是为西套厄鲁特蒙古的起源。西套蒙古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双方在对彼此的认识上曾经存在差异,但总的趋势及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西套蒙古向清中央王朝的归附,这是符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

清代伊犁将军直辖的两蒙古营制研究

1762年伊犁将军设立后,察哈尔、厄鲁特等5营相继建立。察哈尔、厄鲁特与其他3营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蒙古营的社会制度为总管旗制,其社会职责主要是驻卡巡边、牧放官牧厂的牲畜等。

论顾炎武的军事思想

本文探讨和论述了顾炎武的军事思想,并将其思想要义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军事观点、 廉耻为本的治军观点和重形任势的战略战术观点。

噶尔丹早期史实考

迄今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噶尔丹十三岁时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温萨活佛的转世,在西藏削发为僧,僧格遇害后在拉萨还俗返回准噶尔。笔者根据藏文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俄文档案,结合蒙汉文史籍考察,认为:噶尔丹于1644年出生后即被认定为第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1656年十三岁时入藏学经,1666年二十三岁时离开拉萨回准噶尔,到1670年发生内乱一直生活在故里,1672年二十九岁时称"珲台吉",正式还俗归政。

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清代中朝之间的使行贸易及影响

清代,朝鲜使团利用到北京朝贡的机会同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其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政府间的贸易、同中国商人的贸易和同普通市民的贸易。使行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行贸易带动了中国辽东运输业的兴起,促进了商路经济的繁荣;也刺激了朝鲜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朝鲜方面对部分商品的需求。

士大夫阶层话语体系下明清交战中的朝鲜小人物——以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为例

在明清战争中,很多朝鲜百姓被征发为士兵而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在乱世中或坚贞不屈或随波逐流,写下了独特的历史篇章。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三人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李士龙拒绝进攻明军被杀,而任廷益、金英哲二人则在中原长时间漂泊最后回到家乡。朝鲜士大夫控制的朝鲜政府对李士龙大加褒扬,而对任、金二人则不闻不问,这表明了朝鲜主流士大夫的儒教理学伦理的历史叙事态度,这种官方的历史叙事态度忽略了普通民众对乱世的痛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