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

敬拜“三把半香”是袍哥精神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三把半香”的文字与口头传播,吸取了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三把半香”的信仰仪式、其中的故事人物及其传达的伦理信息,既继承了从墨子到游侠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人们对游侠风骨的精神寄托,构成了袍哥伦理说教的组成部分,是稳固袍哥组织、加强袍哥身份认同以及进行袍哥内部控制的行之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从中国的历史传说中得到了养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这种共同的信仰,成为这个组织的粘黏合剂,将袍哥的信仰与仪式规范结合了起来。袍哥之开山立堂,行走江湖,敬拜“三把半香”,成为袍哥的精神支柱和共同教条。

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近代变局与庆宽的仕宦人生

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民国时期自行车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27—1936)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旧式交通工具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传统社会观念与消费风尚的悄然变化。随着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开始流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那些有能力消费的社会阶层,把自行车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自行车也被有限地投入公用,成为邮差等部门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自行车的进口,也促使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产品仿制的过程在外来自行车的冲击下依然艰难。西方器物的进口,产生的文化冲击效应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仅是外在改变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促进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带来深层次的变化。这种消费品的供给,满足了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自行车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自行车从奢侈品到逐渐融入日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成了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交通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缩影。

刘锦棠与金顺关系考述——晚清新疆官员关系个案探析

抚、军关系一直是晚清新疆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首任巡抚刘锦棠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演变多有其特殊性。刘锦棠与金顺相识于金积堡战役,此后在稳定新疆北部局势中有着多次密切合作。两人的分歧起源于乌垣城敌粮分配不均,且未能化解,经过大河沿防务与伊犁善后分歧之争,两者关系破裂。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向清廷揭露金顺在伊犁营勇哗变及大西沟匪患问题上的谎报、瞒报行为,致使金顺被迫离任。两者关系的逐步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新疆政治局势的变化是导致刘锦棠与金顺关系逐步恶化的关键,清廷在处理双方分歧时的不当措施、西北官场局势及人物性格影响了两者关系走向。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清末筹议放垦蒙地及在察哈尔地区的放垦实践

庚子之役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清廷接受岑春煊的建议解除蒙禁,并派贻谷推行垦务。察哈尔地区属内属蒙古,清廷对该地区的王公牧厂、私垦地进行大规模的放垦和清理,取得显著效果。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的垦务活动促进了中国内地与蒙疆地区的一体化,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嵌入式互动的发展格局,增强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使得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在力量愈发深厚持久。

观念的转型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出路——读《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

中国的现代转轨已经进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对此,人们似乎早有准备。从历史维度看,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始自晚清洋务运动,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与近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在事实上已被卷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且伴随着深刻而又剧烈的中西文明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按照学界长期的习惯性表述,中国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在这其中,两大因素决定着中国是否达到了规范性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一是政治上的突破;二是观念(思想)上的重塑。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清季民初孙中山与传统尚俭思想文化刍议

清季民初,孙中山十分青睐传统尚俭思想文化,自觉秉持其精神追求改良、革命和构建及再造共和。这大致分清季政治变革、民初构建共和与再造共和三阶段,波及范围不断拓展。其主要内涵涉及藉俭以资政来推进政治近代变革,用俭以益效推进经济近代化,用俭以良俗来改良社会风尚。他既大力提倡尚俭精神又身体力行,终成中国近代理性人格的楷模。其前后持续不断且丰富多彩的革命言行及其所彰显的注重效益至上、积极融合中西文化和追求合理中道的理论特色客观上推动着传统尚俭思想文化近代化。

清代后期晋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影响——以晋中为例

清后期晋中商人物质生活极度奢靡,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丧葬,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虽然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的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

人道援助:北京民间筹赈日灾义演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强烈地震及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日本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援日行动开始后,知名艺人梅兰芳很快倡导全国同人义演筹赈。梅兰芳的号召得到北京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梨园艺人、学界及票友等民间人士纷纷发起义演筹款行动,将募捐款项转交日本灾民、在日留学生和华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时,中国人民搁置仇恨、施以援手,日本人民应记住这份恩情。中日和平交往,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努力方向。

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半载东台知县魏源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秋的一天,一艘由江苏扬州开出的帮船,沿着运盐官河驶过海道口,在东台城西的商盐码头靠岸。船上走下来一位中等身材官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他就是东台新任知县魏源。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隆回县司门前人。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建军百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的思考

1927年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形成的起点。基于始于南昌起义,历经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赣南闽西苏区开辟、新泉整训,至古田会议的恢宏建军实践形成的建军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转折时期的丰富发展,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范畴,近年来得到学界聚焦,研究方兴未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为指导,全面梳理和深刻总结相关研究得失,进一步深化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作风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与制度的建军精神研究,反映了军队历史和军旅文化研究的前沿趋势,对于回答建军百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之问——建军精神来自哪里?建军精神如何形成的?建军精神内涵和特质是什么?建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建军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有哪些?等,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建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联研究

建党和建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两件大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面貌。建军精神源自于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从理想信念、为国为民情怀、百折不挠的意志以及忠于人民的秉性方面滋养孕育了建军精神。建军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和同条共贯,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核心价值、内涵及特征,构建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建党与建军的两座鲜明坐标。

全面抗战时期的所得税改革思想

全面抗战时期的所得税改革思想遵循两条主线,即战时税的战费筹措功能发挥和现代税收理论指导下的税制改革。其中,前者是中心,且规定和支配后者。改革思想主要聚焦于征税范围、税率、起征点、减免税额等税制要素。其所呈现的特点有:核心围绕战时性、思路体现阶段性、研究倾向应用性以及持论力求务实性。提供的启示包括:修订所得税制必须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状况动态实施,且要兼顾纳税人权利和国家财政收入。

晚清洋务企业的外在镜像——以《申报》招商局评论为焦点的考察

晚清著名媒体《申报》对与其同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多所评论,涉及该局的创办意义、公司制运作、官商关系等多个方面,为该局提供了重要的企业外在镜像。《申报》对于招商局的评论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有助于认识该局的社会影响与时代意义,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外部性效应。由此切入,进行考察,或许有助于推进对企业史研究理路的新探。

晚清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

晚清时期,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对机器制茶的接受程度也由低到高。19世纪80年代后期,华茶贸易危机初现,国人开始了对机器制茶的探讨,此时国人对这一新的生产方式认识尚浅,意见存在分歧。19世纪末,报刊媒体的介绍使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识有所深化,对机器制茶的倡导成为中国茶业改良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和商人开始了机器制茶的尝试,但不少人仍对机器制茶存有疑虑。20世纪初的清朝新政时期,对国外的考察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机器制茶被视为振兴茶业、挽回利权的必要手段。虽然出于种种原因,晚清机器制茶的实践十分有限,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过程反映了其对待新的外来科技积极开放与谨慎理性的双重态度,为中国茶业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