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近代蚌埠城市发展(1912-1949)

在传统交通模式下,蚌埠地处淮河岸边,交通便利,但一直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渡口小集。蚌埠真正兴起,始于津浦铁路的修筑。铁路是拉动蚌埠崛起的主动力,这使蚌埠迅速成为皖北交通与商业中心。铁路对蚌埠城市形态,包括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以及外部形态的形成,产生巨大作用。蚌埠崛起的原因除了铁路的拉动外,政治因素和自开商埠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近代中国电信主权的破坏与修复--以外商在华沿海水线之纠葛为考察中心

自清季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从中国相继攫取沿海水线的敷设权、专利权、登陆权、接线权、电报收发权、报价协定权、借款权及资产权等系列特权,从多个层面侵损中国的电信主权。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并非一味退让,而是层层阻遏,其主权观念渐次明晰,维权意识亦不断增强,然维权能力却相当孱弱。自1919年以至南京国民政府崩解,中国不断修复水线主权,却遭遇列强的竭力抵拒。期间尽管北京政府所取得的成效有限,但其开创性作用不容忽视。而南京政府虽收回主权,却多在名义之上,实则直至1949年尚未能完成,故其成效不应高估。上述情状以一个案领域凸显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复杂政治生态,并提示出国力乃国与国博弈成败之根本,此二者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走向与国家历史命运。

近代中国人对救国真理的艰辛探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无数仁人志士从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一步步苦苦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救亡图存的道路。最终,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近代广东教师群体的构成与社会变迁

近代广东教师群体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广东独特的地域属性。这一群体的来源与结构变化,展现了近代广东教师中思想保守的老学究与摄纳西学的新先生这种新旧杂糅特有的历史场景,反映了近代广东教师群体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历史过程。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今人习以为常的"华南"区域概念,始于1895年,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相应地日本方面的南清之说,也被译成华南。民国时期,因为地域差异和政治分裂,体育界采取分区方式组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南为分区之一。国民政府统一后,分大区进行的模式被其他社会活动乃至政府组织所仿效,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而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加强珠江流域各省的建设,使得华南的指称更加流行。不过,华南一词的使用虽然逐渐增多,其涵义却有广狭两种,广义即南华,指中国南方或南中国,狭义指以珠江流域为主的若干省份。而且狭义不仅所指省份因人而异,还与西南、中南等概念混用,尚未专有特定。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

从国歌看民族主义

国歌是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通过对国歌的透视,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底蕴和民族主义的实质。民族主义随着国歌的历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它是一把双刃剑,正确地运用它,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发挥重大的作用。

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有理性的一面,更关乎人的感性生命。清末主流知识界的启蒙在"救国"的目的论指引下,导致工具理性过度发展,"人"的概念被置换,政治启蒙取代了人性关怀。王国维从生命自身出发,反对清末的功利主义启蒙观,而以予人"精神上之利益"要求学术与文艺,王国维启蒙的核心由此归结于如何处理欲望对人生的挟持这一问题。学界的理性偏至与民众的不觉悟,原因都在于感性与理性的不谐调。王国维倡导游戏说,以审美的游戏来调和相互冲突的感性与理性,以致人性于全,这一思路还原了启蒙的本来面目。

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异同析论

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起源、价值追求、作用及其在当时中国不可实行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往往不谋而合。由于对社会主义观察、研究和思考的角度以及侧重点、落脚点有所不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也必然存在着一定分歧。梁、孙二人的思想主张集中代表了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判断、吸收和取舍的不同倾向,彰显出他们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思考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