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

晚清时期,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对机器制茶的接受程度也由低到高。19世纪80年代后期,华茶贸易危机初现,国人开始了对机器制茶的探讨,此时国人对这一新的生产方式认识尚浅,意见存在分歧。19世纪末,报刊媒体的介绍使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识有所深化,对机器制茶的倡导成为中国茶业改良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和商人开始了机器制茶的尝试,但不少人仍对机器制茶存有疑虑。20世纪初的清朝新政时期,对国外的考察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机器制茶被视为振兴茶业、挽回利权的必要手段。虽然出于种种原因,晚清机器制茶的实践十分有限,但国人对机器制茶的认知与接受过程反映了其对待新的外来科技积极开放与谨慎理性的双重态度,为中国茶业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郭沫若及其家族与四川盐业关系考

郭沫若曾祖父辈中的两房族人因在四川犍乐盐场(今乐山五通桥、牛华溪一带)从事盐业而发家,盐业收入成为郭沫若家族重要经济来源之一。郭沫若家族还因联姻、乡谊等方式,与乐山盐商“望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郭沫若青少年时期与四川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家族成员有着诸多的勾连纠葛。本文主要考察梳理郭沫若及其家族与四川盐业的微联结,并探讨盐业家族对郭沫若兄弟早期教育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也可说明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盐业经济对本土的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推进。

胡林翼治兵语录校勘研究——以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为例

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中摘录胡林翼治兵语录12类98条,对于研究胡林翼及其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语录与胡林翼的原文却有诸多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校勘,探寻其原貌,并加以相应的处理,促使胡林翼和蔡锷的相关研究更为准确与科学。

《刘绍宽日记》所见近代平阳县的交通事业

《刘绍宽日记》中有大量与出行相关的记录,轿子、黄包车、汽车、舟船和汽船是刘绍宽常用的通行工具。刘绍宽所坐之轿多为二人抬杠的民间轿,山路出行、处理要事、身体不适等情况下,轿子是他最常用的代步工具;黄包车是短途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伴随平阳公路的出现,刘绍宽亦会选择乘坐汽车出行;舟船与汽船则是他往返平阳县南北港之间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刘绍宽日记》的记录从侧面证明无论是轿子、黄包车还是汽车、汽船,大体都是乡绅富人的专利。此外,亦可根据日记记载推测出史料中“不能发声者”——脚夫的生存状况。《刘绍宽日记》对研究近代平阳县交通事业的经营面貌与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皖南农村的赌博及其应对——以新发现两份泾县《禁赌文约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皖南泾县地区新发现的两份民国初年禁赌文约手稿内容丰富,涉及当地清末民初赌博的现象及其原因,以及当地宗族应对的措施。晚清民国时期社会风尚的转变便利了赌博的兴起,外来游民、当地不务正业之人以及内外勾结之人是造成赌风大盛的重要推手。赌风大盛,导致百姓废时失业,荒废农时,更有甚者导致涉赌者倾家荡产,进而与盗匪勾结,严重危害当地基层社会稳定。宗族和官府采取订立禁赌文约、设置禁赌碑刻、颁布禁赌告示等禁赌措施抑制赌风蔓延。两份文约手稿与皖南其他方志、家谱、碑刻、告示相印证,体现当地士绅为防治赌风做出的应对措施。当地宗族的惩戒措施主要为罚钱罚酒,重“戒”轻“罚”,强调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德”与“法”的有机结合。

清末天津青年会外籍干事的日常生活(1895—1911)

清末,外籍干事作为天津青年会的管理者,身兼外籍教师、传教士、学者等社会角色,同时,作为“常人”,具有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在天津的外籍干事居市井、食中餐、乘人力车、说汉语,面向中国民众开展各类世俗性活动,皆是主动适应地方社会、本土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背后有宗教精神作支撑。因清末基督教在华处境的边缘性,外籍干事的布道策略更趋间接性和隐蔽性。其日常生活既是西方来华群体在华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管窥中西文化调适与应对的缩影。

清末民初报刊艳体的新变——以都市消费文化兴起为背景

清末民初报刊艳体十分繁盛。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刊物、作者多集中在上海、浙江等地。依托报刊的刊载、唱和,文人讲述自己的恋情,由此将个人式的抒情呈现在公共空间当中。民国成立以后,报刊上载有一种新艳体,在内容、用词、风格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艳体,都市生活意象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民初艳体的繁盛与都市消费文化兴起密切相关。借由印刷技术的批量复制,艳体本身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和商品的包装形式。它的主旨与传统寄托说相背而行,以其销魂的内容、缠绵的用语,瓦解了传统士大夫强调的精英意识。总之,近代大都市的产生以及印刷媒介的发展,对艳体的内容、体式以及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是造成清末民初艳体新变的重要因素。

吴大澂奉使皇华行迹考

吴大澂所著《奉使吉林日记》和《皇华纪程》,记录了“奉使”与“皇华”行迹、日程和事略。“两度皇华”均为235天,分别为七、六个时段,载明了吴大澂“两度皇华”各时段的大致经历和时地、要务,对于研究吴大澂在东疆的重要建树和历史功绩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崇实书院的创建:时间、旨趣与作用

崇实书院在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中旬的建成,既是基于传播曾国藩“古文义法”的需要,也是薛福成取法阮元、讲求实学的产物,更难以排除薛福成有意引领宁波文化潮流的考量。薛福成以宁绍台道主政宁波期间,崇实书院虽仍服务于科举考试,却已截然不同于月湖书院、孝廉堂等旧式教育机构;在吴引孙继任宁绍台道后,则又明显转向保守。这一变动,不仅反映了书院主持者个人见识的高下,更折射出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与人才培养观念在甲午战败后的大幅度倒退。崇实书院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既不是作育人才,也并非其藏书理念之前卫,而是它对曾氏“古文义法”的弘扬,促成了桐城学说在宁波的广为流传。

晚清西北灾害中的书画助赈

晚清以来,书画家借助新闻报刊和商业市场确立了与灾害的关系,书画助赈成为救灾的重要手段。晚清西北地区发生的两次特大灾害,先后得到域外社会各界的有力救助。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书画家以绘画作品介绍灾情,以出售作品筹募赈资,尽力帮助西北灾民摆脱生存困境,进而挽救西北局势,表现出他们的社会担当。与此同时,书画家们借助救灾时机,也逐渐实现了自身向近代化的转型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文化的活跃。研究特定时空中书画助赈现象,对艺术史和灾害史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广东文士记载的形成

清史《文苑传》等正史类传对广东学人的记载,是岭南文化影响扩张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因相关档案深藏内府,无人知晓。通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续文苑底稿》等清史档案,可大致还原清史《文苑传》对岭南文士记载的形成过程。广东文人群体在清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的早期阶段一度未被记载,但在1884年至1888年清廷集中续修时境遇大改,多达七人在清史《文苑传》中被列为正传。这七位广东学人连同附传人物,书写了清朝从顺治到道咸时期广东学林的状况。广东学人集体被记入正史,是朝野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广州府学纂辑、广州府呈报的《采访册》是少有人知的清代广东学人合传,成为广东学人记载的基础。总纂谭宗浚和缪荃孙等人直接负责纂辑广东学人传记,他们采纳了《采访册》中的某些记载并进行修订,最后形成清史《续文苑底稿》中广东学人的诗文史和经世学记载板块。清史《文苑传》对广东学人群体的整体记载和书写,对今天研究岭南学术文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清代新疆雨雪粮价奏报制度

新疆雨雪粮价奏报制度萌芽于清乾隆时期新疆东部天山的鄯善、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区。1884年新疆建省后,在善后事宜过程中被以制度的形式正式确立,并在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清代新疆雨雪粮价奏报的形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奏报程序严格,是清代中央政府在开发、治理新疆过程中对各地雨雪、粮价、收成等进行监测和预警的有效探索,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农政、荒政、粮政等政策的运作和决策,而且还详细记录了清代新疆地区的珍贵气象资料,是清代中央政府边疆治理举措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侨商与长崎孔庙的兴替

日本长崎兴福寺内所遗留的三通汉文碑刻,对考证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三通汉文碑刻的考释,发现在长崎孔庙发展过程中,长崎中国侨商通过献纳财物、规划孔庙、参与祭祀等多种形式对长崎孔庙施加影响。这一方面,使长崎孔庙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庙学中汉化色彩较浓,显得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以长崎孔庙为窗口,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明治维新之后,在中国侨商的资助下,新建的长崎孔庙脱离了日本的管理,并在其中创立学校,延续着儒家传统,使其成为海外华侨创建的唯一一所庙学合一的孔庙,保存至今。

《中华农学会报》栏目的设置及其科技传播意义

《中华农学会报》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农学学术团体“中华农学会”所主办的学术刊物,也是当今著名农学期刊《作物学报》的前身。《中华农学会报》创办于1918年12月,1948年11月停刊,是中华农学会的机关刊物。刊物设置74个栏目,体现出紧扣办刊宗旨、阶段性、多样性、时宜性、传承性以及创新性的特点。设置的栏目不仅为民国农学研究成果的展示和交流搭建了多样化的窗口,而且利于建立《中华农学会报》在农学界的话语权威。既发挥吸引公众关注,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又起到了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增进农学理论交流的效果。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所见鸦片战争史料研究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收录的鸦片战争档案数量有限,缺乏系统性,不具备如清前期般重构战史的史料价值。不过,此项档案囊括大批八旗组织和边疆民族的资料,其中八旗官员所进奏折涉及满营丁口、武备、训练、调动乃至参战情况,还保留着军务档案的最后痕迹,有助于釐清鸦片战争中的个别问题与薄弱环节。

施补华致陈豪佚札五通考释

《冬暄草堂师友笺存》收有浙江乌程(今湖州)诗人施补华致陈豪的书札五通,为《施补华集》和其他文集所未收。经考证,此五通书札皆作于光绪二年(1876),对于我们了解光绪二年施补华军旅期间的生活情状及其与陈豪、凌霞等人的交往,以及左宗棠克服西疆等史实,均有较大的文献价值。

西北交通与左宗棠收复新疆战略谋定之关系

晚清以来,西北交通非常落后,沿用传统驿运制度,以大车道和人畜力为主要交通方式。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认识到落后的交通与军事运输矛盾突出,严重影响战略部署和行军速度。为此,其致力于修整西北驿道、沿途植树造林、疏浚水渠和开挖水井;“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作战方针,是其根据西北军事、地理、交通落后情形做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战略因应,符合实际战略原则,收到克敌制胜效果。这体现了左宗棠行军中的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亦反衬出交通运输本是军事行动中的辅助环节,却成为战争的中心环节。传统落后的交通条件危及边疆安全,不利于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经济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以清代和民国东北档案为考察对象

作为原始性资料的档案对于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迄今学界已整理和出版了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东北经济史档案文献史料集,发表了许多依据档案文献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诸多局限,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东北档案的经济史研究价值,努力推进经济史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深化东北经济史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