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浅析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对清代理学史的记载

清代学术史研究中,清代经学史更受重视,理学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清史《儒林传》关于理学史的记载,特别是《儒林传》第五次稿的理学史论述尤有价值。该书仅记载理学人物的就有33卷,正传更记载了86人之多,是清史《儒林传》理学人物记载数量最多的一稿。《稿本清史儒林传》是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的工作本之一,披露了该书理学史记载的部分形成过程。该书由陈伯陶等人纂辑,成书于1901至1906年间,新辑正传者有芮长恤等36人,《唐鉴传》等44个传记继承原有稿件,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这些新辑和增辑的传记使得清代理学人士谱系得到了扩展,其学术宗旨被重新书写,学术著作的主旨与成就得到了强调。清史《儒林传》第五次稿纠正了从阮元开始的清史《儒林传》对理学人士的低调记载,对理学史研究有参考价值。

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清代文官的组织人口学研究(1830—1911)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缙绅录(CGED-Q JSL)中文官的纵向关联记录揭示了19世纪清代文官整体的职业动态。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清代官僚系统的总体情况就像一个当代的大型组织,文官离职率在任职的第一年内很高,然后下降,之后趋于稳定。19世纪下半叶,官员的离职率整体下降,但于清末十年中上升。官员离职率下降导致拥有功名的候缺待补官员群体谋求仕途和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不断减少。同时,异途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加剧了官场竞争。不同类别、品级官员的职业动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尤其是高品级官员的离职率对清代后期的官场平衡具有深刻影响。清代文官的职业动态一方面揭示了清代文官组织人口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为解释清代特定官员群体或特定时期的官员个案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品牌思维与品牌要素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创办最早的民族企业之一,至今已有150年历史。轮船招商局能够从最初的单一轮船运输企业发展为今天集轮船运输、金融、房地产等多元化经营于一体、享誉海内外的大型企业集团,重要原因就是时刻具有品牌思维,始终坚持品牌建设。轮船招商局企业品牌构成有三大要素:以与外资争利的爱国民族企业品牌塑造为核心要素,高举爱国大旗,在险象环生的竞争中击败对手获得成功;以官督商办特殊体制为基本要素,充分利用政府资源,积极为政府提供优质服务,重视向商民提供优质服务;以规模经济为支撑要素,突出主业做强做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轮船招商局通过不断完善品牌思维与品牌要素铸就了辉煌发展历程,其中的宝贵经验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

吴大澂致曾之撰信札四通考释

2017年现身的吴大澂致曾之撰的4通信札,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作于光绪十六年至十七年(1890-1891)吴大澂在苏州守制期间;内容主要涉及苏州、常熟一带上层士绅的日常生活。这些信札,对研究晚清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态,对补充吴大澂与曾之撰的相关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

铜瓦厢改道后黄河新河道决溢的时空分布规律初探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决溢泛滥造成的灾害影响研究,属于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的重要议题范围。1855年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新河道流经豫、直、鲁三省入渤海,沿河两岸决溢灾害频发,重塑了黄河新泛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基于多源史料建立1855—1949年间黄河下游决溢基础数据库,运用数理统计、核密度估计、小波分析等方法,揭示出该研究时段黄河新河道决溢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演变规律。研究发现,黄河新河道决溢范围波及50个县,总次数为539次,年均7.59次;在时间尺度上,决溢次数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趋势,存在20年、59年两类时间尺度上的显著变化周期;在空间尺度上,决溢受灾县在新河道两岸呈现分散-聚集-大分散小聚集的空间分布规律,决溢重心有从上段到下段、再从下段到上段的变化规律;新河道的形成演变、两岸地形特点、堤防修筑以及人为决堤等是影响黄河决溢地点变化的主要因素。

日俄战争期间中立港扣押俄国军舰的过程及其影响

日俄战争期间,由于军港特殊的地缘环境、海军作战指挥体系混乱以及海军官兵备战训练不足,俄国在海战中接连失利。黄海海战和对马海战的失败,导致俄国参战军舰除被击沉和俘获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军舰被迫前往中立港口寻求庇护。这些军舰依照《海牙公约》被解除武装,扣押在中立港口。从开战初期、黄海海战、旅顺投降到对马海战,中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荷兰相继扣押俄国军舰,俄国海军作战舰艇数量大幅减少。这种非战斗性减员对日俄海军实力对比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加速了俄国战败的进程。

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特点及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探究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的总体情况、特点,并提出启示。特点:出版主题突出,体操类教材为主要;强调知识引入,译著方式为主体;出版机构多元,民营企业为主要载体;编译者能力强,有效保障出版质量。启示:聚焦体育热点,强化主题出版;提升译介能力,深化中外互鉴;强化机构职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编者队伍,贯通培养新路径。

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解疑

关于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过程,学术界普遍同意他先后得到了两次任命——1859年的何桂清任命和1861年的总理衙门任命。对于两度任命的关系和间隔期中的事件变化则鲜有深入探究,也未有新史料披露。综合现有研究和中英两方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何桂清的任命存在着合法性不明的问题,并未获得清廷最高决策层和英方的认可。何桂清任命并非总理衙门任命的起因,后者也不是对前者的确认。大约从1860年初或更早,薛焕等清朝官员开始秘密筹划由最高决策层任命李泰国,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总理衙门任命的结果。英国官方虽然表面上从未认可过何桂清的任命,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支持由英国人出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设想。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特精评品”:况周颐词学的品藻特色

品藻作为中国文艺批评及创作的特殊方式,在词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特精评品”的况周颐便擅长此道。其词论无论用语、思路、趣味还是内容,均浸染着鲜明的人物品藻特点。其咏物词仍坚守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传统,然物之品性并使之人性化、伦理化,始终是他品题自然风物的焦点。在关涉自己人生经历及精神生活的词作中,亦不忘对自我性格、操行的品评。通过人物品藻、自然风物品题及性格自我品评,可进一步探知况周颐的词学特点及审美观念。

光绪前期厘金用款的严控限制与督抚筹对

厘金是咸丰初年清廷应对战时财源枯竭,持续支持战时财政而开发的新式财源。自咸丰初期迄光绪前期,厘金财源的扩张收入支持着大规模战争的军费支出,各类善后事业和洋务新政也得以挹注支撑。基于部库收支拮据的严峻现实,清廷自光绪六年对各省厘金用款比例实行严控,各省对此抵触筹对,或暗中敷衍应付,或奋起顶奏维权。双方基于自身视野和利益,均秉持“守经达权”的决策理念,却在实际上逐步走向彼此疏离。近代秉政治国者如何贯通“守经”与“达权”,有机衔接这两种逻辑,既考验着昔日的帝王僚臣,也为今人如何守制创新提供了鉴戒。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巾帼柔魂的革命唤醒——以晚清谭云波的“剑与头颅”母题画作为中心

晚清画报以图画叙事,以记录新闻、开通群智、启蒙科学为宗旨,但《时事画报》却以宣扬政治、鼓吹革命而迥异其趣。《时事画报》的编绘者以画笔为“刀枪戈戟”为革命呐喊助威,也加入同盟会、组织暗杀团直接介入革命。其中《时事画报》主要画师谭云波的“剑与头颅”母题画作最引人瞩目。该题材融合明清时期的“百美图”与“剑侠图”程式,以巾帼英雄形象表达驱除鞑虏的革命动员,是辛亥革命时期唤醒女性参与革命、号召女性实施暗杀的生动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谭云波笔下的“手提头颅”和“簪花骷髅”,在辛亥革命前后存在显著的语义转向。在革命成功之前,以“头颅”符号征召勇士们奋勇杀敌,满怀对胜利的期许;辛亥鼎革以后,民国初年政局混乱,在政治权利分配中被边缘化的革命志士,以“泪墨哀毫”写画“骷髅”符号,缅怀革命先烈,感伤生命的虚无。这些以女性和死亡来托喻“国家兴亡”的画作,均出自男性知识分子之手,意味着他们把妇女中性化,希冀妇女成为像男子一样的国民,“剑与头颅”中的女侠亦复如是;一方面女子命运被视作国家兴亡的象征,另一方面她们也积极投身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淬炼和缔造中。因此,可以说在与忠烈、侠义等精神传统深度相连的“异代同感”之中,“她们”和“他们”共同迈向了平等、现代国民身份的实现和认同。

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日新中:一个早期票号在汉口的经营实态——以道光末年《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为中心

道光末年的《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票号账簿,反映了山西票号早期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研究发现,1840年代末的日新中票号汉口分号已形成了一套格式规范、内容详实且非常成熟的记账制度。其业务类型以汇兑为主、捐项等其他业务为辅,且业务规模大、收交基本平衡;业务对象以商号为主、个人为辅,呈现主体多样化、内容复杂化、分布差异化的特点;业务范围以汉口为中心,遍及大江南北,且南北业务基本平衡。收益来源以汇费收入为主,以色平收入为辅,兼及捐项收入,具有收益来源多元化、收益算法复杂化等特点。日新中的经营状况说明,山西票号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有着巨额的资金流水和良好的抗风险能力,这是其能够在此之后迅速介入并参与清王朝财政体制运转的重要基础。

档案中的清末什刹海公园筹建始末

什刹海,毗邻北京中轴线,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又称积水潭)三个水域及临近地区,是一处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历史街区。什刹海因其文化内涵丰富、风景秀丽,四季游人如织,成为著名的旅游文化地标。实际上,什刹海作为旅游休闲观光区的建设构想早在清末就开始了,翻阅档案我们可以一窥清末什刹海公园的筹建始末。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