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芜湖会议考辨——对“围魏救赵”战略决策的质疑

所谓太平天国芜湖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由忠王李秀成创意的战略决策过程,应称作“芜湖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在天京并没有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李秀成起初仍想沿用以往破解京围的经验,从皖南调兵直接援京。只是在芜湖期间,他通过综合分析敌我态势后,才决定向宁国广德机动。

广西“匪患”与金田起事——基于清方军事部署的考察

广西"匪患"对于金田起事的影响并非学术界从前认为的那样有利。相反,拜上帝会的强势让清方很快便将原本用于清剿各地"匪患"的外省精兵全数调往金田。清方剿捕重点的转移使拜上帝会于起事后不久便面临着重兵围困,形势相当险峻。负责"剿匪"事务的李星沅亦因此压力陡增,因其必须尽快一举剿灭金田"会匪",否则将因各地"匪患"未靖而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而李的急于"进剿"对拜上帝会恐更为不利。虽然官军对金田"贼巢"的"进剿"过程颇为不顺,稍后各地"匪患"的再度加剧也令李星沅颇感焦虑,但胜负的天平实已倾向官军。

金田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

道光末年,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基础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相互交织,而清政府在该省的统治力量存在先天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在“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的情形下,广西民变蜂起,将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金田起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揭幕的。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太平天国“翼王”爵号诞生考——对永安封五王诏的质疑

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相关文献表明,洪秀全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有一个先封东西南北四王后封翼王的过程,而且封五王诏的时间有可能被前移,形成了所谓的"永安封五王诏"。当时流传的许多太平军首领名单反映了"翼王"爵号之"翼"字来源于业已存在的"左翼公"和"右翼公",秦日纲曾任左翼公,石达开曾任右翼公。造成他们两人之间后来地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石达开的个性特点和人文禀赋。

太平天国开国史的再辨析——天王登极、金田起义与祝寿建元

历史学家罗尔纲曾为太平天囯的开国史勾勒出"集结团营→揭帜起义→登极建元"的发展脉络。其中心事件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于金田的揭帜起义,此前的金田团营是其准备阶段,而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天王洪秀全于武宣东乡的登极建元等则是其后继的结果。本文依据确凿的史料,提出:天王洪秀全早于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即已秘密登极,其后才是同年十月初一日杨秀清等人于金田等处发动的公开揭帜起义、十二月初十日在金田的祝寿建元等一系列事件。太平天囯开国的真实历史进程应是"天王登极→起义勤王→祝寿建元"。本文对是否仍以公历的1月11日为太平天囯起义纪念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军事欺骗

太平天国在北方战场的舞台上演绎出许多军事欺骗战例 ,集中在战术欺骗、单兵欺骗两个层面。欺骗方法主要是示形法和诈骗法。在军事斗争中 ,太平军既是欺骗者 ,又是清军的欺骗对象 ,既有成功的欺骗 ,又有不成功的欺骗 。

杨秀清“逼封万岁”考谬

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直接根据并不充分。杨秀清不可能向洪秀全“逼封万岁”。相反是洪秀全炮制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策划了对杨秀清的政治谋杀。

太平军进军及定都南京军事战略研究述略

早期太平军有无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目标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攻占武汉后,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其二,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的确定时间。关于太平军定都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史学界存在正确、错误及得失参半三种认知。

太平天国北伐军火药补给研究

太平天国北伐军采取自造、购买和缴获等主要方式来补给火药,对保持自身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北伐军没有把火药补给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形成统一的补给系统,并受清政府封锁、火药性能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造成北伐军的火药补给不能满足战争发展的需要,严重削弱了战斗力,成为北伐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山何氏宗谱》中太平军活动事略的史料价值

浙江《凤山何氏宗谱》之《粤匪纪略》一文 ,如实地记载了太平军在浙江淳安的军事活动 ,其内容不乏严重的阶级偏见 ,但对太平军地方军事活动中时间、地点、路线、规模、生活、社会影响诸方面的翔实记录 ,堪补正史之缺略 ,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同时 ,明显反映了人们反对战争动乱 ,追求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

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军规

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军规，具有统一法典文书形式的内容较少，大多体现为行军、行营、营内勘务、作战等各种军事行动的行为准则和惯例。北伐军的军规形成，就是将一系列适合自己作战特点的经验做法制度化。这些军规是具有实际约束力的不成文的安全规程。评价北伐军军规不能仅用一个评判标准来衡量，应该全面客观分析其目的、作用、影响及后果。

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地区

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但因社会风气的不同——湖南之士皆有“用世”之志,在曾国藩、骆秉章倡率之下,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前仆后继,死亡数万人,官至督抚者22人,官至提督者35人,使湖南富贵,被人高视,影响深远。

对《天朝田亩制度》内容的新认识

《天朝四亩制度》不只是一个土地纲领，而是尽力描绘了创建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这个理想国家是以平分所有土地为基础，“两司马”做为一个基本单位，１３１５６家建立一个基层行政区域，将全国户数划分为成千上万个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四者合一的农村公社──“军”。在“军”之上，设置以天王为首的文武不分的各级职官──天朝，掌握中央与地方各种权力和统管遍及全国各地的“军”，实现“同打江山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后来归从”的“耕”田奉尚”者“人人饱暖”的设想。

病因与“上帝召见”——洪秀全“异梦”内容新说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第后,曾大病40余日.生病期间,他做了许多奇怪的梦,时常胡言乱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异梦”.据洪仁玕的记述和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洪秀全在梦中被上帝召上天堂,授以“除妖”大任.此说是否真由梦境而来。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广西局势的特点及其影响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广西局势的特点是：天地会掀起的不是“反清起义高潮”，而是盗匪劫掠狂潮；由于广西当局的弛治放任，和会党仅以劫掠为志，形成了二者互求容忍的短暂格局；会党劫掠狂潮的不可遏止，招致清政府将广西列为重点用兵之区，而会党劫掠狂潮顿时变成了降清高潮。这种局势对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犹如双刃剑，它既在客观上对拜上帝会的组织活动起过掩护作用，又成为太平军义旗甫举就陷入清军重兵围剿的起因；既在客观上为太平天国发动起义拓展了社会基础，又使太平军在首义之区陷于孤立状态，不得不放弃“东进”计划而北上。

张守常与太平天国北伐研究

张守常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又以搜集、整理和考订史料见长,编辑有各类史料集多种,著有《中国近代史纲要》等书。在张先生的诸多编著中,以研究太平军北伐最为史学界注目,先后出版了《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太平军北伐丛稿》和《太平天国北伐史》等三部著作。这三本书,标志着张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北伐的三部曲。

两种战略模式之比较分析与太平天国北伐决策之失误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究竟应否北伐，史学界早有争议，问题关键并不在此，而是北伐时机以至战略方式的把握与选择正确与否的问题。对洪、杨而言，北伐并非其首创，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案可稽，前者如朱元璋，后者如刘福通等。本文拟通过朱元璋模式以及从永安到南京模式的...

太平天国北伐指挥系统的素质考察

太平天国北伐失败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北伐战略指挥系统素质低劣至为关键。洪秀全、杨秀清武断唯心的决策方式、北伐将领的整体指挥能力欠缺、天国将帅普遍缺乏文化学识素养，成为北伐决策层面的基本现实。

论任职长江水师提督期间的黄少春

由于长江水师黄翼升病逝,在张之洞的保荐下,朝廷谕令福建陆路提督黄少春转任长江水师提督,他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到任。在任职长江水师提督5年期间,黄少春定期巡阅和督查长江水师,使长江水师保持了较好的战力,维护了长江水域的治安状态,避免了长江水师重蹈绿营水师的覆辙。他统带江胜军,策反盐枭徐宝山,大力镇压会匪、盗贼和自立军、革命党的反清起义,积极地为清朝统治者效犬马之劳。当外患威胁时,他积极协助江南海防,为防范外敌的侵入侵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权术与巫术:金田起义前后的“上帝家庭”——以《天兄圣旨》中所见为中心

金田起义前后,杨秀清、萧朝贵先后利用降僮巫术假托天父、天兄下凡,这与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争逐权力有关,其中,萧朝贵借天兄下凡的频次曾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这种频次变化与当日拜上帝会内外政治形势之变动密切相关,是萧朝贵个人假托天兄下凡试图扩张权力的三次尝试。《天兄圣旨》中天母、天嫂、天妻作为天兄活动的附属品,其现身亦出于洪秀全、萧朝贵玩弄权术之现实需要,在洪秀全所建构之宗教理论体系中,天母、天嫂、天妻始终牢固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