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之际滇、陇回汉民族关系与回民起义

由于各种原因,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前夕,回汉民族关系已趋紧张。起义发生后,大理政权制订并实施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使回汉关系基本趋于正常,对大理政权坚持长期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甘肃回族起义中回汉关系紧张状况进一步发展,虽然各回民军领导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未能扭转局面,从而对起义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同两地起义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以及两地回族社会具体发展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

清末西人笔下的咸同回民起义

发生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云南、西北回民起义是清末各种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的重大事件,前后持续20余年,波及西南、西北许多省份,回汉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事件引起当时在华西方人的关注,其中一些人在发生地或亲历、目睹了起义过程,或进行了社会调查与访谈。他们留下的记述,成为探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补充了中文史籍的局限,为考察清末回民起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略论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

清朝对黔东南苗疆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绥抚期、开辟期、苗汉分治期以及开放期等,前三个时期由于国内政治背景迥异,清朝对其实施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政策,对于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苗疆最后进入开放期,是在咸同苗民起义沉重打击下,清朝在苗疆的行政机构趋于瘫痪所致。

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回民起义前,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回民起义,使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外在的历史面貌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差异。

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

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历时近十年的回民起义,关中地区信仰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中和战后,以庙宇为主体的信仰景观经历了新建、重建和废弃,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见证了区域民众对信仰客体的重新选择。庙宇是信仰存在的表征,它的暂时缺失未必造成信仰的中断或消失,庙宇的建造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信仰的变迁。

同治西北战争的一个侧面:战争波及人群的心理创伤及长远影响

同治西北战争研究表明:战时西北小民普遍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心理创伤,战后的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是小民在内心受到创伤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个体的心理创伤最终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结构,并固化在经济、文化以及风俗等之中,在今后长期的个体和群体社会行为方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对下一代甚至更多代的人们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回民起义后的关中地区伊斯兰教变迁

晚清陕甘回民起义前,伊斯兰教在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已得到长足发展。回民起义由生存抗争而起,其结果改变了关中地区伊斯兰教持续发展的态势,使当地回民遭受屠杀,清真寺尽毁,关中地区伊斯兰教从此一蹶不振。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 ,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 ,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 ,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 ,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 ;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 ;回民起义前 ,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 ,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 ,都不同程度的作用于回民起义 ,使云南。

对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再认识

云南杜文秀起义与甘肃回民起义是有别于农民起义的一种斗争类型 ,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内涵 ;近代以来后人对回民起义的反思并没有到位 ,回民起义事实上是当时当地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 ;因此 ,采取新的研究视角 ,拓展理论视野 ,突破原有的研究理论框架 。

明代陕西回民起事

大家都知道清朝末同治年间,陕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结果遭到了清兵的残酷镇压,关中各县的回民大量死亡,剩下的都被西迁甘肃等地,遗留的耕地全部以＂逆产＂的形式分配给当地的农民及外来的移民。

略论胡林翼宽猛兼施的治黔措施

胡林翼在黔一共任职八年,在面对贵州的吏治废弛、民生疾苦、盗贼纵横而官吏相与勾结的状况,胡林翼对症下药,宽猛兼施,恢复和稳定了封建统治,加强了封建统治的机器功能。

云南、甘肃回民起义比较研究之二 论晚清政府的“剿”“抚”策略与滇、甘回民军的应对

晚清咸同年间 ,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发生后 ,清政府曾交替使用“剿”“抚”两手策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多次拒绝了清云南地方官府的招抚 ,而求抚活动的普遍性、持续性和公开性 ,则是甘肃回民起义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甘肃回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向官府求过抚 ,求抚活动遍及大大小小每一支起义队伍。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表象背后 。

同治年间新疆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特点

19世纪60年代,新疆维、回族的反清斗争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宗教上层为领导,以民族、宗教关系为分野两个方面。

口头叙事与文献叙事的互证——论《张秀眉起义史诗》的史料价值

苗族民间叙事作品十分丰富,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苗族民间流传的《张秀眉起义史诗》是苗族文化史上重要的口头叙事作品,其史料价值不可小视。主要体现为真实反映起义发生的背景与原因,与史载互证;详细记录起义主要经过,补史之所阙;重点记述起义的重要人事,详史之所略。

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

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中，有一个与起义性质相联系的重要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如何看待起义中的屡次出现的“求抚”问题。因为“求抚”总是由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出面进行的，而且往往与斗争的成败相关联，所以“求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与领袖人物的评价联系起来了。许多人对“求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因而对求过抚的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持否定意见，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下面，仅以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为例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左宗棠与陕甘回民起义

左宗棠一生政治活动的高潮是在西北地区，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又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66-1874），主要内容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第二阶段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1875-1880），主要内容是进军新疆、抵御外敌，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关于后一阶段的内容，各种文章和书籍介绍甚多。关于前一阶段的内容，似乎论述不够。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考察其生平事迹的各个方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问题进行一番历史考察。

左宗棠经略西北时期的人才群体

清同光年间,西北局势危急,左宗棠衔命西征。他延揽精于兵事、饷事、吏事的各类人才,建构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卓越的人才群体。这个具有合理结构的人才群体襄助左宗棠经略西北十余年,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建树,极大地影响了西北近代化的进程。

再论“老头会起义”之规模

清咸丰、同治时期卓索图盟土默特贝勒旗"老头会"抗差斗争,前人多有研究和论述,但对其斗争规模不无夸大之处。就其人数而言,前人研究多主张"数千"之说,本文认为"老头会"历次聚众抗差斗争少者20、30人,多者50余人,前后来回总计也就100名上下。今人对"老头会"抗差斗争的研究之所以会进入误区,即在于今人将反控方(即王公贵族)对控方(即"老头会")之诬词,直接作为可靠史料加以引用,从而得出有失客观的结论。其个中原因,与研究者先入为主,对某些重要史料选择性视而不见有很大关系。

反清夷雄 啼血彝山——浅谈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

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是十九世纪中叶云南革命史上的一次典型农民革命运动,同时也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哀牢、无量山区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反清起义斗争。本文根据相关历史资料的查对研究,以李文学起义的起因,结过,结果,影响和历史意义和简要分析和阐述,再出了李文学起义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