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企业的外在镜像——以《申报》招商局评论为焦点的考察

晚清著名媒体《申报》对与其同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多所评论,涉及该局的创办意义、公司制运作、官商关系等多个方面,为该局提供了重要的企业外在镜像。《申报》对于招商局的评论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有助于认识该局的社会影响与时代意义,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外部性效应。由此切入,进行考察,或许有助于推进对企业史研究理路的新探。

晚清川北盐场大使沈贤修的官宦生涯及其所见川北社会样貌

就职于川东北蓬溪县的晚清“盐场大使”沈贤修(1836—1911),撰有《禅和子日记》,逐日记录了任职“小川北”15年的宦海生涯。沈氏日记以“微员”的视角呈现了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感受,不仅可以借此探析盐场大使的职能运行、其与地方政府之关系,而且可以从中观察川北社会的流动,以及仕宦期间的交际、购物、休闲和文化生活等活动,认识清末川北社会生活的实态,管窥基层官员的文人生活图景,并从当地经济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时代变革的讯息,透视晚清基层官员在社会变革中的心路历程。

《申报》社评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

由民教冲突引发的晚清教案延至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终于爆发了震惊国人、撼动世界,几乎席卷整个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场由我国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当时的《申报》,站在东南地区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官、绅、商人的立场上,对这场运动的发生、发展原因、解决办法投入了大量的目光和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尽管出于阶级的原因,它的总体论调是站在义和团的对立面的,如骂义和团为匪、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但在其报道和评论中,笔触之下,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又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对帝国主义的残暴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作为紧跟时代步伐的新闻见证者,它的眼光是敏锐的,许多见解慧眼独具。

吴大澂、汪鸣銮致潘祖同信札简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汪鸣銮二人致潘祖同信札五通,此前从未对外发布。吴、汪、潘均是苏州人,且都曾在京任职。信札主要涉及苏州士绅的日常交往,诗文著作交流等内容,对研究江南地区士绅的乡居生活,了解清末江南社会及潘祖同其人,都有一定的意义。

史料所见丁汝昌自尽诸家说及相应价值误判

关于丁汝昌自尽的问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人《劝降书》中的巧妙预设,还是中日双方臧否不一的两极认识,也无论是研究者们动用的古今中外标准,抑或史学爱好者凭心情勾画出的丁军门像,都未能完全贴近丁汝昌自决前的心理活动和决绝一念。爬疏原始史料并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客观面对和解释新旧时代遭遇后东亚军政人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实效性,或有补益。

四川义和拳运动资阳首义史事考

四川义和拳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它前承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之余绪,后启清末十年民变、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先声,从边缘到中心,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应予重估,其基本史实应得到更好的发掘和梳理。而作为独立运动形态的四川义和拳运动第二阶段,资阳首义是其标志性事件。关于资阳首义的名实、爆发时间、过程、规模、转折性事件,涉及诸多历史问题,需要根据史料做出细致的梳理和辨析。

网络空间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维护与认知的免疫式构建

“真相”是人们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网络时代的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及人们对信息的偏颇吸收,往往使人们所理解的“真相”与历史的“真相”大相径庭。网络空间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也不得不面对能指与所指分离而造成的误读和误解、被操纵和利用的“真相”间的相互竞争,来自“他者”的种种质疑,以及“自我”在肯定性暴力中的意义消解。在网络空间构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全面、客观的理解性认知,需要调整教育与传播理念,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他者”的力量,打破学术研究与大众认知的知识壁垒,建立专家学者与民众互动探讨的长效机制,遵循“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公共规则,从而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数字化生存奠定基础。

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的反思与调整理台政策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加剧了中国东南海疆的边疆危机。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内部发起一场海防大讨论,参与讨论的大臣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督抚深刻体认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及东南海疆危机的严重性,在明确宣示台湾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台湾地区作为东南海疆战略要地的认识。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调整理台政策的重点是:改福建军政大员轮值巡台为福建巡抚巡台,调整行政建置与台湾地区建省,改革班兵与海防近代化,废除封禁政策与开山抚“番”。这些政策的调整,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对台湾地区治理与开发的进程。

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戊戌时期福建茶务革新问题研究

茶叶是晚清福建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戊戌时期,在国际茶叶市场上与印度、锡兰竞争失利的福建,开始顺应时潮,引入新法,革新茶务。试图通过引进新品种茶树,改良栽培方法,提升原茶品质;合股创办公司,购置机器,制造符合欧美进口标准与市场需求的茶叶。又奢想减轻税厘,降低茶叶输出价格,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收回利权。戊戌政变后,福建茶务革新的各项措施或中止或废除。清末新政时期,福建茶务革新得以重启,然而限于体制,多停留于纸面,福建茶务振兴之路并未实现。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渡、返、留之间:台湾地区乙未内渡士绅动向论析

乙未割台之际,由于家国情怀和对中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大量台湾地区士绅选择渡往祖国内地,形成台湾地区乙未内渡士绅群体。但受情感、生存条件、财产、发展空间等因素影响,也有一些内渡士绅再度返回台湾定居。即使返回台湾地区,不少士绅在殖民高压下坚持传播传统汉学,为中华文化和民族意识在台湾地区绵延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一些台湾地区士绅决然留居内地。定居后,他们积极融入内地社会,在各个领域追求人生价值,推动地方社会发展,在清末民初内地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再度返回台湾地区,还是决然留居内地,内渡士绅是中华民族的认同者,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岸交流往来,推动了传统文化在台湾地区的发展。

西方女性眼中的晚清中国——立德夫人与康格夫人的相关著作述评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大开国门,大量西方人士得以进入中国,他们以传教士、商人、官员等身份融入晚清社会生活之中,并通过各种体裁记录下在华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女性的著作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极少能见到同一时期清代女性的类似作品。英国商人之妻艾莉西亚·立德(Alicia Little)和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h Conger)可以作为来华西方女性的代表,她们以相对独特的视角,用细腻的女性笔触来描绘晚清社会景象,使得后人能在其中窥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包括官方史料中鲜见的贵族官员们优渥的生活排场以及市井小民为生计而挣扎的辛酸,并在作品中真实还原了晚清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虽然受身份背景所限,她们对晚清生活的见解并非完全客观,但是她们的著作可以作为一面感性的镜子,以小人物的生活图景反映出晚清社会的真实缩影。

近代华北乡村小学教育的发展及不平衡性论析

华北地区近代意义上的乡村小学教育起步于20世纪初年的清末学制改革,到三十年代末乡村小学教育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受农村经济衰败、教育观念和社会观念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华北乡村小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不平衡特征,如区域之间的差异,各类小学发展的不均衡,男校、女校及男、女生比例失衡,女教师严重短缺,乡村小学的快速发展与乡村儿童入学率不高之间的不平衡。华北乡村小学教育的发展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由“旧”到“新”的艰难转型。

康有为之乡族背景与早期社会活动

康有为的家乡和家族对其早期社会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康有为的《我史》《述德诗五十首》、康国熺《六太居士集》等文献,可以发现,深厚的家学和优良的家教对康有为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地先贤则为他指明了求学的方向。实际上,康家几代人都深受冯成修的影响。朱九江,作为引导康有为步入圣贤大道的学者,与康家三代都有着深厚的友谊。而启发康有为试行地方自治制度的,正是他家乡的同人局。可见,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和变法试验都以家乡为起点。

清末吐鲁番丝织业的困境——以《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为中心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政府锐意推动新疆全境丝织业的发展,从工匠、资金、政策等多个角度采取了多种举措促进当地丝织业发展,由官办逐渐转变为官督商办,试图形成新疆丝织业繁荣发展的局面。吐鲁番地区蚕桑经营得到显著发展,生丝出口大量增加,成为俄国的一个重要原料产地,而丝织业则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政府在推动吐鲁番丝织业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技术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广意义,将南方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传入新疆,教授当地少数民族丝织技术,各民族在发展丝织业的过程中积极互助,共同面对现实的困境,形成了行业内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清政府治理黑顶子的路径抉择

位于图们江下游北岸的黑顶子本属中国领土,却在清同光年间被沙俄私占。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收复黑顶子,后采用军人驻防与屯田的方式治理此地,但收效甚微。恰逢此地开禁,面对朝鲜垦民的流入,清政府转变治理思路,将朝鲜垦民纳入中国版籍,并赋予其合法边民身份,准其开垦并组织团练。由此,实现在治理黑顶子方式上的转变。此案例揭示了边疆治理要倚重军民合力,治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要高瞻远瞩又要符合边疆人民利益的道理。

黄宗羲君主论研究

黄宗羲通过对君主起源、职能、君臣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及对人性的探讨,建构起了其独特的君主论。君主源于“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但是在人各自私利的情况下又有人出而治天下,这其中涉及人性的探讨潜在的贯通在黄宗羲君主论建构里。黄宗羲的君主论既是对君主专制的一种理想型的纠偏,亦是黄宗羲基于两朝经历的一种突破性的政治畅想,而其对于人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亦能反映理学在明末清初的一个发展向度。

21世纪以来总理衙门的研究回顾与反思

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成立的一个重要机构,它的成立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晚清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变,总理衙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围绕总理衙门的建立和发展、相关制度与人物、相关事务以及对它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然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我们从多方面进一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