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叙述的建立:《戊戌政变记》的成书、传播与接受

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通常掌握著史话语权不同的是,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失败者一方建立。政变发生以后,新政事业迅速凋零,面对英国、日本方面对维新运动败于过激的批评,以及出于争取海外华侨支持的政治需要,流亡中的梁启超以“局内人”身份,借助《戊戌政变记》的论述和报刊舆论的力量,对变法做了最初的总结,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叙事体系,虽非信史,却成为后世史学论述的蓝本。通过报刊、档案、日记、年谱、回忆录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考索《戊戌政变记》的编写背景、成书经过、社会传播与阅读接受,进而探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流亡期间的政治立场、思想脉络与现实诉求,从中梳理戊戌维新历史叙述的建构历程,可展现戊戌神话背后的时代细节与文化图景。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康有为与晚清改革再认识——《戊戌履霜录》发微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缜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重塑墨子: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的撰写及其影响

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是近代墨学研究的开端之作。文章一方面承接晚清墨学的复兴风气,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近代墨学的诱导,进而试图通过阐释墨子学说以促进国民道德的提升它不仅汲取了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等人的思想资源,还广泛采纳了康有为、章太炎、夏曾佑等人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子墨子学说》在孔墨比较的视野下分析墨子如何围绕天志建立自身学说体系,以及墨子学说与“实行之关系”,进而塑造出墨子的“实行家”形象。可以说,此书在开启诸子义理阐释的近代化先河、促进诸子平等、构建以宗教哲学为核心概念的诸子叙事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

本文以外务省档案为线索,简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重要活动。尤其是利用中岛雄编纂的《往复文信目录》,揭示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出自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谕、国书,并派遣军机与总署大臣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推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

本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实现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的目的。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

强学会与强学书局考辨——兼议北京大学的源头

１８９８年光绪帝在戊戌新政上谕中明令创办京师大学堂。在筹建京师大学堂时，总理衙门奏称：“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①据此，从沿革上讲，京师大学堂前身当为“二局”。而在追溯官书局之源时，时人均指１８９５年康有为和...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

晚清民国时期百余年间广州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虽然有得也有失 ,但却顺应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也尽显出自己的独特个性 。

戊戌地方制度改革与维新派的地方政治思想

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令裁撒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委重督抚"加强地方权力,并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思维;而湖南省在变法中创设的南学会和保卫局,都反映出维新派试图通过地方议会和地方自治改变督抚专政,让新式绅商掌握更多地方权力的政治用意。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的地方政治主张,都是以政治权力下移为核心。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

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但既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又不许外人过多染指。于是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纠葛。庚子事变后,人事有重大改组,传教士被集体辞退。此举意义重大,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即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的分流

甲午战后 ,维新思潮的兴起 ,“中西会通”新文化观的出现 ,使原来的“中体西用”论发生了分流。其中一支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对“中体西用”口号的借用和重新诠释 ,及原来一部分“中体西用”论者开始接受民权说 ,这两方面构成了向积极方向的分流 ,从本质上说 ,这一支已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束缚 ;而张之洞为抵制维新 ,捍卫纲常 ,大力强化“中体” ,蓄意限制“西用” ,则使“中体西用”论蜕变成为阻碍西学进一步传播和中学进一步革新的僵化模式了 ,这是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向消极方向分流的一支。此后 ,“中体西用”论日渐成为社会改革的阻碍 ,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 。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本文考察了张元济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的若干回忆录,说明其回忆的背景,指出其不准确之处;并引证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以说明光绪帝召见之真实情况。从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诸多内情:光绪帝力图革新的志向、对守旧官员的不满及总理衙门对于变法之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