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张海鹏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张海鹏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既有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在微观领域进行的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和严谨的考辩考实,也有宽阔宏观视野和厚重理论体系指导下对关键问题、本质问题、影响深远问题的思考与评价,还有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对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相背离的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的揭露与批判。张海鹏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兼具方法论意义和现实启发性,值得学术界同仁学习和发扬光大。

清末民初中央边政机构的转型争议

清末民初中央政府边疆管理体制转型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基本宗旨是按照撤藩建省的治边方略,转变皇权理藩衙署为民族国家专职机关,重建大一统多民族主权国家。作为宗藩体制象征和藩务枢纽总汇的理藩院如何妥善安置,厥为核心环节。其改制引发长期争论和意见纷歧,根源之一即理藩成例和郡县传统、内政划一的民族国家理论和经营属地的列强拓殖新规等中西新旧学说之间,既存在对立又互相缠绕,甚至发生错误比附,令人不易厘清和把握。加上政治动荡,边疆危机交叠,统治力量下降,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蒙藏事务专管机构几经更名与归属变化。在蒙藏地方一般政务划归中央行政主管各部分掌执行后,扮演幕僚和助手角色是其演变的方向。中央边政机构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和重构方向,折射出民初共和行政体制在混乱中求新与袭旧的巨大张力。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行者”绰号与革命形象

在香港地区求学期间,孙中山就有过被呼为“孙行者”“孙悟空”的经历。1896年伦敦被难之后,“行者”绰号更是不胫而走,维新派常以此指代孙中山。20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期间,曾经发表短篇小说《新西游》,借用孙行者“有志竟成”占领了天宫,暗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必将取得胜利。小说中的很多关键情节,与报刊上报道的孙中山行踪颇多吻合,显示了革命派宣传的多样性。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相关报刊曾致力于打造孙中山革命党魁形象,《新西游》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清末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节点及政治指向

依据清末法国在华情报机构报告所存孙中山信函,可证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应在1906年初欧游之后,至迟不晚于是年6月。厘定这一问题,可以准确把握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变化脉络,以及他的政治指向:在党内打破同盟会成员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执迷,统一思想认知;对外宣传则要对抗立宪派和占领学理制高点,凸显中国革命学说的先进性,争取欧美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检讨各方关于三权、四权、五权的学理与制度设计的论争和言说,可见三权分立并非牢不可破的真理,适于本国历史与传统的政治学说才可为政治实践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丧钟敲响:皇族内阁的社会反响与抗议风潮

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后,遭到各方反对。有的官员公开表达不满,本为阁员的官员的表态则暴露出清廷最高层的矛盾;各报刊给予持续的批评和讥讽;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中心的立宪派人士多次上书抗议,又联络各团体抗争,成为反对皇族内阁的核心,并引发持续的抗议风潮。立宪派人士反对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完全不信任清廷权贵,不相信他们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在国会请愿后出台的皇族内阁,使本已十分尖锐的清政府与立宪派及社会各方的矛盾更为激化,等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

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注意。

历史记忆与“神话”制造:1899年沈鹏上书事件再研究

1899年沈鹏上书事件震动朝野。学界以往多结合时局,从新旧、满汉、忠奸关系等角度加以考察,予以肯定和认同。详细梳理沈鹏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史,会发现其人虽有家国情怀与匡救时弊之志,但上书更多是在家事刺激下精神疾患加重,无法自控,产生的希图泄愤求名的极端行为。上书事件发生后,各大势力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掩盖上书的真实动机,将其包装为反抗暴政的“神话”。沈鹏案表明,政治人物的个性特质、家庭氛围、情感关系网络会对政治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引入情感视角有助于实现“总体史”的史学研究目标。

明治经验的虚像与实景:吴汝纶壬寅东游的另一种观察

清末清廷的文教改革多参照日本。其中,如何调和新旧学术、创建国民教育体系是一大关节,亦是赴日考察教育者的主要关心所在。在晚清众多的赴日教育考察中,吴汝纶的壬寅东游无出其右。其间,日人出于不同立场与知识背景的建言,呈现出聚讼纷纭之景象。围绕儒家道德理想与西洋伦理学、传统汉学与近代“普通知识”,德育与智育领域的扰攘纷争,折射出明治后期日本在东西两洋学术之间的纠结。通过反思与调适明治日本的兴学经验,吴汝纶形成了改革全国文教的独特构想,坚定了以古文存旧学的决心。在晚清文教改革参照“日本渠道”这一表象的背后,展现彼时日本文教界的“众声喧哗”,同时观照中方所采取的应对、改造策略,不仅有助于揭示“作为经验”的明治日本的实景,也有助于重思晚清文教改革的历程。

论清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特点,并非完全出于保护商人和发展工商业之目的。促使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契机乃当时在沪上举行的中外商约谈判,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具有特殊官僚身份的商约大臣盛宣怀和上海工商界领袖严信厚。该公所存续时长仅两年有余,虽为商约谈判提供了某些咨询作用,在官商沟通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能,但因设立仓促,章程简略,机构不完善,远未能发挥舆论所期望的作用与影响。就其性质而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不同于官办商务局和传统工商各业公所的新式商人团体,但在许多方面又与后来的商会有着明显不同,因而不宜简单地视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

民初“革命党”概念内涵的变迁

民初“革命党”概念内涵的变迁是革命概念和政党学说从对立到统一、相互激荡、共同演进的历史。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和政党是两个完全分离的概念。“革命党”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对而言比较狭隘,意指从事暴力革命、颠覆政权的激进团体,革命党不被归类为政党,并非“革命政党”的简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其正面意义日益凸显。20世纪20年代初,在对旧式“革命党”日趋失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及其政党的作用,主张建立新的政党,从而为丰富“革命党”这一概念的内涵提供了契机。此时,早期中共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对政党问题的论述,率先打破了旧有的政党观念束缚,把“革命党”纳入政党的范畴,将革命与政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革命党”概念新内涵,促进了革命政党理论的形成。这一新论断,最终也被中国国民党所接受,推动了其在政党问题认识上的成熟。革命政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原有的革命与政党对立的议会政党理念的破产,也为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团体继续保有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红十字会“京会”辛亥革命救援行动述论

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京会”依托协和医学堂,组织四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同时与所属天津分会采取联合行动,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整体而言,尽管“京会”不比“沪会”那么成绩卓著,且京沪两会各行其是,没能形成“合力”,影响救护效能的全面释放,但“京会”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苏州商团对地方保护起到的作用——以江浙战争为例

苏州商团的前身是苏商体育会,辛亥革命后改称苏州商团,1922年后正式隶属于苏州总商会。苏州商团以保护本地民众财产、维持地方秩序为己责,辛亥革命期间就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江浙战争期间应苏州地方警察当局的邀请,并与其配合,为保护苏城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

沈葆桢的军事教育思想探微

沈葆桢是清朝首任船政大臣,在福建船政局就任数年间,重视海军人才的培养。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在福建船政学堂中励精图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为我国近代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科技人才,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清末到民国的民族救亡运动——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1840年始,在一次次列强的侵占和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为了拯救祖国,进行了无数次艰难探索和艰苦斗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初中华民族写下的最早的光辉篇章。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中国民族觉醒和民主精神的传播。《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一书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以及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而撰写的,于2021年出版。

从联袁到反袁:丁未政潮前后康梁对袁世凯态度的变化及其动因

戊戌政变期间,袁世凯将谭嗣同夜访提出的围园杀后计划向后党告密。多有论者认为,康有为、梁启超从那时起一直仇视袁世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戊戌后9年时间里,康梁未对袁世凯进行责备和谩骂,反而对袁多有赞美,甚至常存联袁之心。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康梁对袁世凯态度发生变化的转折点。1908年政闻社被禁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康梁对袁世凯的恶感。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毒杀,遂掀起猛烈的促杀袁世凯活动。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回籍,康梁上书摄政王载沣,希望给袁世凯定罪。康梁反袁态度日趋激烈,是由于袁世凯对康梁持续打击使得康梁对袁世凯彻底失望所致。

孙中山早期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1879年至1892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中国香港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既是晚清中国较早全面认识西方现代文明、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先行者,亦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卓越建构者。青年时期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中国若要摆脱积弱积贫、民不聊生的困境,就必须步入现代化道路。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前,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形成之早期。宏阔而敏锐的世界眼光,触发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广博而丰富的西学知识,则成为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源泉。孙中山早期中国现代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实现农业、教育、工业、经济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方面,旨在通过“改良”与“革新”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救国济民”。孙中山尽量汲取被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紧密结合晚清中国之具体国情,致力于探寻谋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

各部丞参是清末新政时新设官职。它始于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的设立,随后在新设的商部、巡警部、学部中得到推广,最终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得到确认,在各部普遍设立。丞参的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从功能上来说,丞参的设置是完善部制的要求,符合了行政近代化的潮流。但是,由于在丞参选任中存在贪污受贿、裙带关系、派系汲引等种种严重的腐败行为,丞参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加上新内官制改革的推进,丞参陷入激烈的存废之争。不过,民国初年颁布的《各部官制通则》依然保留丞参之职(总务厅),这表明了丞参之设的近代化意义。